异地他乡
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 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说说Jerry Barney吧。Jerry Barney快六十岁了，有妻子Carol Barney，和女儿Kris Barney,儿子Steve Barney. 鉴于他的年龄，董事会开始给他选接班人，大家一致认为，Millennium Institute (MI)在Jerry的任职期间，各方面都发展的很好。(MI是一个non profit organization，致力于帮助贫困国家制定国家发展计划，脱离贫困。MI推出的Threshold21（T21）模型，是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关注长期的，综合的，互相联系作用的国家系统。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www.millenniuminstitute.net J 由于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天上掉下的馅饼，我有机会到MI，做一个项目，也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
Jerry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不容易相处的人，和一般的美国人不同，他话不多，比较内向。那天我刚到，他叫我去他家吃饭，直接从火车站打车过去的。大家坐定之后，Jerry开始祈祷，Thanks for the food we have. Think about those who do not have. 然后我们就开始吃。
做扶贫工作，其实是一件很绝望的事情。Jerry在自己写的一本书里，就预见到贫困的人口会增加，穷人的生活水平会降低。除了model以外，Jerry还做一些其他事情。每天临走的时候，Jerry会走过每一个办公室，关灯，渐渐的我也养成了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我的公寓，水电煤都是包的，可是我早上出门总是关掉所有的灯。办公室里用的所有的纸，都赫然印着recycled paper。文件夹都是旧的，Kris跟我说只要贴上新的标签就可以用了，disk，所有一切可以recycle的东西，都被recycle了。一般我们会用双面打印。办公室里有分开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的垃圾，清洁人员不会带走，Kris就常常自己去倒垃圾。Jerry会买日本的节能型车，而且他还不太用。除了天气很不好的时候，他一般走路上下班。他的家不远，但也要走上20多分钟。我们一起去World Bank开会的时候，是做地铁去的。
MI和一些非洲，亚洲的贫穷国家的使馆人员开了一个模型介绍会。那天我们从上午十点一直忙到下午两点，presentation在中午结束了，叫了些外买的墨西哥食物，之后就是午餐和自由讨论。使馆的人走后，Jerry叫了我们一起坐下来，我正等着西方人一贯的夸奖作风，可是Jerry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活动我们有什么不足。我们开始很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Jerry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散了，他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说，很高兴我参加了整个活动，这对我也是很有好处的。我点头称是，不过我实在没有想到他那么直接。
之后的第二天，午饭时间，Jerry一间一间屋子问，“Would you like to help us with the leftovers.”这些leftover, 一直吃了好几天才吃完，可是我们一起坚持把他们吃完了。
一连三天的开董事开始了，第一天下午，Jerry过来，叫我去听听MI的发展计划，我便做了进去，他们一行人正在讨论vision, mission的问题，一个人在说,“make a justice world”,另一个人就问，“这个justice是怎么定义的。”白板上写了密密麻麻的东西，我在心里嗤之以鼻，觉得他们讨论这些空洞的东西浪费时间。可是之后的不久，说到一些具体的做法时，大家又回过头来看我们的mission是什么，vision是什么，怎么做才是对的，我终于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放在以后吧）
钱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天一早，Jerry就兴冲冲的跟我说，今天有一个和fund raiser的代表的会，让我也一起看一看，美国private fund是怎么运作的。我欣然接受了。Jerry说，可能有好消息，“我问这个fund要了一百万，”我张大眼睛，一百万？他笑了，当然基本上我们得不到那么多。当我们一起吃着三明治，色拉，喝着茶，咖啡的时候，那个胖胖的女士，很抱歉的告诉我们经济不好，资金短缺，很多长期支持的项目都没有进行下去了。他们是比较重视环保的项目，T21有涉及到这一点，不过不是专门的项目，所以很难解释给上面的人。Jerry并没有什么反应，他就问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争取，有什么其他的fund可以推荐。继续介绍了些我们的活动，
我渐渐的习惯了他说话不多，说话很慢，不外露，我想一个人就是应该想的快，说的慢。而且我非常喜欢听他慢慢的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大家都开始沉默，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