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书《红学外史》选载4

  

【前文概述】 

引子 （1963）

作者13岁在故宫文华殿参观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览，引发终生兴趣。

 一 开局篇（1916-1947）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发表《石头记索隐》，聘任胡适。胡适作《红楼梦考证》。顾颉刚与俞平伯通信谈红，《红楼梦辨》出版，新红学开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采用“自叙传”说，终生未变。顾颉刚指鲁迅抄袭，二人对立。甲戌本、庚辰本相继现世。俞平伯发生变化。

【正文选载】

 二 翻覆篇（1947-1953）

6 燕园·东厂·甲戌本

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湖光塔影，花木扶疏。在它的北面，由西向东，一列排开四座纵向的楼台，中式殿堂为表，西式设施为里，这是燕大的男生宿舍，取其“水北为阳”之意。它们建成于1929年，最初名为斐斋、蔚斋、干斋、复斋，是为纪念捐款的美国人而命名。但在实际使用中，这样的称呼并不方便，逐渐就约定俗成地简称一二三四楼了。到1952年以后，改为更具积极含义的德、才、均、备四斋。1947年，年已29岁的周汝昌第二次进入燕大当学生，就住在四楼，也就是后来的备斋中。

原燕京大学男生宿舍四楼（备斋）      张鸣摄 

30年后，我也年华老大，考进了同一校园。那时这四座楼不再称斋，改称红一二三四楼。它们被用作团委、工会、校刊、校报的办公场所，我几次进去办事，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燕京大学为美国教会主办，1919年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成，1926年起在司徒雷登主持下建成现校园，以美中合璧的方式教书育人，师资优秀，模式谨严，学生出色，成果斐然。它被称为东方的哈佛，是中国的顶级大学之一。凡入得此门者，必有过人之处；而出得此门者，多成栋梁之材。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郊区海河岸边咸水沽，一个殷实的小商人之家。他自幼聪颖，却因战乱频仍，学业多次被延宕。高中上了南开中学，有两个人与他未来的生活有关。一是后来听说的，仅比他年长6岁的何其芳，曾在南开中学任教，当时已离开去上北大，但周汝昌曾模仿过何其芳的《画梦录》练习写作。另一人是当时的同学容鼎昌，后以黄裳的笔名闻世。周汝昌英文很好，又喜读《红楼梦》，二者相结合，就在与容同学闲聊间，随口创造出Redology（红学）这个英文词。这是1937年或更早的事，谁知几十年后，竟戏言成真。

1937年周汝昌从南开中学毕业，正逢七七事变，遂辍学。1939年考取燕京大学，因遇水灾待次年秋方入学，在西语系读英文。在“仙境”中才享受了一年如“朝暾与晓霞那般美好”的校园生活，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他回到家乡，蹉跎时光。待战后燕大复校，他也想复学，又因为超期太久，需按插班生重考。碰巧阅卷者就是他的老同学，他们已经当了教师。1947年，他终于重返燕园，本来想转系去读中文，听原来的老师顾随说战后燕大的中文名师已散尽，他就继续修读英文。但兴趣还是在国学文史方面，每天课余钻进图书馆，自己找题目作考证。

青年周汝昌

入校未久，就收到四哥祜昌的信——这封信决定了周汝昌一生的方向。

汝昌行五，这位四哥年长他六岁，不善应世，放弃了小职员生涯，在家里赋闲。他偶然看到一本亚东图书馆排印的《红楼梦》，里面附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读后大感兴趣，于是致信给五弟：“由于胡适先生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由此方知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斋诗抄》却遍寻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觅此书，未必就已经是绝无希望的事了吧。”

周汝昌读过此信，立刻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这是他每日必到的“文化乐园”。尽管燕大图书馆藏书极富，检索也便利，还是没想到居然一查即得。他填了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下来，里面正是这本《懋斋诗抄》！周汝昌将书携回宿舍细读。

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粗读一遍，就发现有六首咏曹雪芹的诗，而二十多年前胡适得到的《四松堂集》中，只不过三首。原借书卡上是空白，说明此前无人借阅此书。

周汝昌将此结果通报给四哥，又草成一篇文章，置于案头纸堆中。恰巧这时，接原来燕京、现在辅仁的老师顾随10月23日来信，鼓励他作文投稿，愿代为介绍。于是他检出两篇，寄给了老师。一篇论欧阳询的碑帖，一篇就是《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抄〉中之曹雪芹》。顾随选了后一篇交给赵万里。赵先生是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当时正兼职主编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我们已知赵先生自己保存着一套庚辰本的摄影本。他把有关红学的这一篇文章，在1947年12月5日发表了。

此文并不止于简单地介绍新发现的六首涉芹诗，而是引出自己的创见。周汝昌最重视的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首：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周汝昌认为诗集是逐年按时排序，此诗作于癸未年，这就与甲戌本脂批中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发生了矛盾。“雪芹如真死于壬午除夕，如何敦敏在癸未还能作诗招他上已前三日（即二月二十九日——笔者注）来观花饮酒呢？……大概‘除夕’是不会错的，雪芹一定是死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那条眉批作于近十二年后的甲申，很可能记错了一年。周汝昌又据敦诚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推论曹雪芹活了不超过四十岁。“所以我的结论是：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癸未说”，比胡适提出的“壬午说”晚一年。这是周汝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出手不凡，起点很高。（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本书第五篇中还要再讨论。）

赵万里将周文推荐给红学前辈胡适，胡适立即欣然回应。但这信过了一个多月才寄给赵万里转交，于转年2月20日先发表了。

汝昌先生：

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抄》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后胡适又改变回原说——笔者按）。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曹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意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雪芹若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匆匆问好。

                                胡适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边去了，这信没有邮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胡适1947年12月7日致周汝昌第一信

此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正如蔡元培当年的位置。这位校长和文坛领袖主动致函别校学生，礼贤下士如此，七十年后仍令人感动。

周汝昌兴奋之余心中疑惑：胡先生访求此书是明文公开的，燕大图书馆并非偏僻，多少硕学鸿儒抬手可查，为什么这首次发现的殊荣就留给了小生自己呢？他以此问题请教过老师邓之诚，没想到邓先生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事邓之诚也对吴恩裕讲过。

却原来，邓之诚早就是胡适的老对手，当新文学运动方兴时，他也在北大当教授，是与“新派”对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必一律改成“之”。后来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讲几回：“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当胡适通过陆志韦校长向邓询问《懋斋诗抄》时，他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为奇了。如此才给周汝昌留下了发现的机会，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红学。

此书属哈佛燕京学社所有，因周汝昌的发现而受到重视。在初见的大约一年之后，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说：“《懋斋诗钞》，我原想使先生一见，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馆外。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不妨就机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1948年10月23日）

此后该书下落不明。1954年，吴恩裕在张次溪家发现了《懋斋诗抄》的另一原稿本，后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后流行的影印本，就是根据这后一原稿本。到了1972年夏，旅美学者赵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无意之间发现原燕京大学本，“这本书还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书库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后第一个使用它的人。”

1948年初的周汝昌，对胡适的来信感到“欣幸无已”，但还是不服气，以回信的方式再投稿于《民国日报》，《再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3月18日写成，5月21日发表。反驳的理由是开列年表，把作者与书中人物混合一起，以书中岁月季节、年龄时序与清史、历算配合来看，自认为“若合符契”。他还说，这排列年表的办法是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学来的。胡适对此并无反应，那是长者与智者有风度的沉默。

6月4日，周汝昌再致信胡适，商请借阅多种书籍，包括代借别家和自藏的珍本。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既表现了他研红的投入和急切，也显示出冒昧和过分奢求。

赵万里又去信征询另一红学前辈俞平伯的看法。俞平伯在6月5日回信，11日见报，题为《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图书〉编者书》（注意是致编者，不是致作者，与胡适不同）。这信中说：“周汝昌先生于《答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提起我《红楼梦辨》里的附表，那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非常惭愧。我现在这样想，把曹雪芹的事实与书中人贾宝玉对照，恐怕没有什么意思”。他自我检讨《红楼梦辨》“可存的只有一部分，……其他多失之拘泥，讹谬传流，大非好事。”信中肯定周汝昌对曹雪芹卒年的新推定“甚为的确”，“在考证的方面看还是很有价值的”。其余就是客观平实地讨论曹雪芹的生年和寿数，既赞成了周汝昌主张的“四十年华”整数，也说到“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如果了解俞平伯这些年的变化，就知道这是他的老实话，是诚心的自我批评。但周汝昌却认为是在讽刺他，年轻气盛，当天就撰文反驳。

这就是俞、周关系的开端，当时两人还素不相识，只是纯粹的学术讨论。但是周汝昌对俞的反感从此形成，他当时只对胡适倾诉过，以后又久蓄于心底，发酵滋长。而在俞平伯那一边，很可能浑然不觉。

在这之后，还是蒙赵万里好意居间介绍，胡适先生表示愿与周汝昌见面晤谈，时间订在6月27日下午，地址是北平东城东厂胡同一号。

【未完待续，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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