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没派头不搞特殊化的江青
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给毛泽东当卫士是幸运的事，在毛泽东身边13年更是人生的幸运。当然，谈主席是绕不开江青的。本文介绍了李家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从侧面向人们展示当时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以及江青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
不知道江青
要批判《武训传》
杨庆旺（以下称杨）：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江青传”充其量只点到江青参加了武训调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体情况尚属空白点。
李家骥（以下称李）：我先说说武训调查。
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了这个片子的。
杨：1951年2月孙瑜自带拷贝进京汇报演出，请领导审片，21日经周总理同意，晚7时，由电影局袁牧之带队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放映。据孙瑜说朱老总、周总理、胡乔木等领导都看了此片（由两集剪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没有来看，是几天后又调了《武训传》去看的。
李：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说：“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
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放在主席办公桌上。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一次主席问我：“这些材料你看过吗？”
“没有。”
“你应当看，明白文章的内容，不同文章的观点，并学会分析比较，看谁说得对。不仅看国内大事，还应注意各报刊的报道的动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
杨：当时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
李：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
越往后来批评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发表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
化名李进，奔赴山东调查武训
杨：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讨论这部电影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这篇社论绝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对《武训传》这部电影和武训这个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定性、评价和指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而且很多内容是主席加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训传》和这场讨论的情况，肯定借助了你给他提供的剪报，那社论中罗列的各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估计也来自你提供的剪报。
李：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
杨：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您当时了解吗？
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武训问题而是江青安全问题。
杨：李老，当时（也包括后来）人们称你们为“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的成员除你们保卫人员，还有十几位专职“调查”的。
李：北京的袁水拍、钟惦裴，我记得很清楚，似乎还有一人，但记不清名字了。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裴都坐的软卧。他们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
杨：到山东后，在后勤生活方面还顺利吗？
李：第二天到济南，由山东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们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江青住二楼。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来了四五个人，江青召开会议，袁、钟和山东的同志参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让服务员放水。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个习惯，洗完澡后都要洗内衣。这天晚上洗完澡把内衣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没想到回来后，她发现衣服有人给洗了。她对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烦服务员，这样影响也不好。”
刚交待完，她又发现袜子没有了。这双袜子虽然不是新的，在当时来说很高档。我马上找到给洗衣服的服务员，她说光洗了衣服，没看见袜子。我对江青说，估计被水冲走了。对此江青心里不满意，但又不好发作，对我说：“以后工作要考虑细一些。”
“武训办学，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
李：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
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有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着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袁水拍、钟惦裴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说：“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什么事？”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很大。
“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又问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托共产党的福。”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谁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了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老头老太太家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在回城的路上，调查团的同志与回家的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武训为穷人办了好事，有的说武训想办好事实际上穷人并没有得到好处。
杨：堂邑距聊城44华里远；从堂邑到柳林镇还有同样距离。换句话说，至少武训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是很有名气的。
李：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在堂邑，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是这种情况吗？
李：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有发现。
“主席对江青这次
调查是满意的”
杨：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两天，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裴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提意见。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在济南，江青办了一件私事——会见了她的曾当过警察的哥哥，但时间很短。
杨: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而归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胆囊炎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裴搞的。
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杨:在“调查记”中，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背叛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您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
杨：据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在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
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他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
杨：您对当时的江青怎么评价？
李：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当时她因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没发脾气。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毛病，这次调查中却没发现这个毛病。
一天，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她也挺下来了，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参与湖北土改，“不怯场，会表演”
主席叮嘱我们多关心江青
杨：到湖北参加土改，对江青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又是您跟去的。
李：关于1951年江青到湖北参加土改，在当时有两种议论，一是她自己主动要求锻炼，又得到主席支持，属正常工作；二是江青“躲风”，因为年底中央机关要整风，她怕挨整而躲走。
据我所知，当时组织干部参加土改是中直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关专门组成了到新解放区搞土改的工作团，而且还专门开了动员大会，需要参加的人少。9月初，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参加人员是从各部委抽调，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目的是在新解放区贯彻党的土改政策，进一步完成伟大的土地革命；同时也是锻炼干部。
一天，主席和江青散步，江青问主席：“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过了几天，江青对我说：“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我听组织安排。”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就有个思想准备。”
9月16日或17日，在政协礼堂开动员大会，凡参加土改的人都去听会，我们三人和江青都参加了会。回来后,主席问我：“到哪里去了？”
“和江青同志到政协礼堂听土改动员报告去了。”我回答道。
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对我讲解起来：“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三点，一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这次在新区搞土改与过去在老区搞土改有区别，政策也有变化。二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包办代替。要对农民讲清土改的意义，尤其要讲明土改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让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搞土改。三是要认清新区的复杂性。新区刚解放，有些反动派、特务暗藏起来，和我们搞暗的，阶级斗争很复杂。”
临走之前，主席对我说：“你们人少任务重，要准备吃苦。江青身体不好，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你们多帮助她。”
9月25日顺利到达武汉。中南局的同志安排我们住中南局交际处。邓子恢等马上来看江青。江青不好意思地对邓子恢说：“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江青确实想拜访一些老同志，还没等她去，人家都来了，一方面是感情深，另一方面人家是对主席的尊重，主动看主席夫人。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与江青就认识的老同志更是积极主动看江青。
江青吃不消，一是她不好意思，江青那时还注意谦虚；二则她应酬不了，因为来的人太多，无法工作和休息。没办法，只好向时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李先念求援，李先念第二天让我们搬到他住的大楼，因为警卫比较严格，江青这才消停下来。
这时江青头脑是冷静的，明智的，她这样处理也是聪明的，没有忘记主席告诫的：不要因为是主席夫人就摆架子、搞特殊。
面对复杂情况，头脑比较冷静
杨：一个人的变化也是有过程的。
李：你说得有一定道理。
29日，土改领导部门通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李先念则劝她别着急。先念真发挥了保护作用，国庆节这两天江青很少受干扰。在江青积极要求下，10月3日，才接触实际工作：叫新屋乡介绍情况。省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韩 ××（名字记不清了）。
杨：这是这次土改的一个特点：当地的事以当地人为主，中央只派人参加工作，不决定大事，不包办代替。
李：11日，我们和江青正式进入姚家湾。进湾后第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我们三个人有些紧张，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就谣言四起：“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叫嚣：“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
杨：江青是怎么处理的？
李：江青头脑还是挺冷静的。首先江青决定深入下去，广泛接触群众，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江青用了3天时间，采取开座谈会、请上来、走下去的方式，接触了附近几个湾的多数群众，基本搞清了敌、我、友。还通过调查发现了原乡长和反革命恶霸地主黄麻子黄金龙有勾结。这个黄麻子，有钱有势，人高马大，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
由于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群众，耐心听群众意见，大家逐渐地熟悉了，也愿意向她反映情况了。群众开始相信工作组，相信党的政策，也认识到了土改是为了广大没有土地和土地少的农民谋利益的。他们开始愿意接触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表示积极参加土改。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组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也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例如像黄金龙这种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三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通过这几步，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时把他们发动起来了，这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把批斗会推向高潮”
杨：江青确实掌握了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她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也是正确的。
李：江青是个工作狂，她有些性急，有点急功近利。总之，想干出点成绩，想冒个尖。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整理情况，研究下步工作。
一天，她和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当前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做什么？什么人是我们的绊脚石？李德华说：“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哪几个挡道？”江青问。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原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我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搬掉我们前进中的那两个绊脚石，江青动了很多脑筋。她带我们到县公安局了解全县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了解了黄金龙和原乡长的情况。江青向公安局的领导陈光义提出互相配合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同志当即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杨：和公安部门建立联系，依靠专政工具是正确的。
李：是的。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工作组和乡里的领导，以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多次研究，周密组织。江青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成为这次大会的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此，她分别与乡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那些被黄金龙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农民或他们的亲属谈话，启发、动员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黄金龙的罪行。同时江青和乡干部又专门把黄金龙叫来，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为了保证不出意外，江青还请陈光义同志派人参加当后盾。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会议组织周密，取得很大成功。会议由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讲话只有十几分钟，用简短的语言说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地翻身做主人。
江青当演员出身，不怯场，会表演，她的讲话把这次批斗会推向高潮。
新屋乡的土改工作得到先念同志的肯定，他说：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杨：江青爱听表扬，土改第一阶段的成功，并得到县里表扬、省里肯定，她一定更有积极性吧？
李：江青爱听表扬，我们也爱听表扬。李德华说：“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我也很有感触，我说：“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回到新屋乡，江青与大家一起研究借批斗黄金龙大会的东风，工作组同志和乡干部、积极分子分头下到各湾发动群众。
在各湾里工作太苦，我考虑江青身体不好，劝她别下去了。江青听了很不高兴，她说：“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土改中,未发现江青有明显的错误或缺点”
杨：土改不仅是土地革命，而且是阶级斗争。也有一部分人死不悔改，要顽抗到底。你们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李：江青是始终重视阶级斗争的，而且紧密和公安部门相配合。一边进行土改，分田分地分浮财，一边注视敌人的动向，对胆敢搞破坏的反动势力坚决镇压。江青再次到县公安局了解情况，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11月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新屋乡的恶霸地主黄金龙就是与他们有联系，最后把他枪毙了。这个恶霸被镇压又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杨：你们没有辜负主席的希望，胜利完成任务了。
李： 12月17日我们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18日、19日两天我们进行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我们新屋乡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得到县、市、省三级党组织的肯定，而且成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并介绍了经验。
23日，我们跟随江青回到北京。江青又病倒了，她带病整理完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主席。给中直机关的材料很详细，给主席的材料很精练。主席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我们干得好。得到中直机关和主席的肯定，对我们、对江青都是一个难得的荣誉。
杨：关于江青生病的事，能多介绍一些情况吗？
李：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她还让我别担心，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回到北京后，机关又开始了三反、整党，我们当然要参加了。江青有病了，参加的少或请假，这属于正常的，也不能说有意的“躲风”。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个人看法。
杨：在这3个月的朝夕相处的工作，你发现江青工作有什么毛病或可能成为毛病的倾向吗？
李：在土改工作中，我未发现江青有明显的错误或缺点。但有些倾向是明显的：争强好胜，急功近利，急性子，好逞强，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
杨：我发现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书中，在谈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时是这个样子：她一直穿着毛皮大衣。在周围的人中，只有被处死的地主才能穿上丝绸衣服，其他人全都衣衫褴褛。她背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题材。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农民看到她不熟悉乡下生活，还问她：“你是谁？”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参加者，也是自己这一角色的旁观者。
李：我记忆中，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没有带什么毛皮大衣，更谈不上到群众中去“显示”。她带的衣物都是我给准备的，她在湖北搞土改期间，我们都跟随在身边，未发现上述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亲眼看到的还是听谁人瞎说的！
○摘编自《领袖身边十三年》 李家骥 回忆、杨庆旺 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给毛泽东当卫士是幸运的事，在毛泽东身边13年更是人生的幸运。当然，谈主席是绕不开江青的。本文介绍了李家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从侧面向人们展示当时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以及江青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
不知道江青
要批判《武训传》
杨庆旺（以下称杨）：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江青传”充其量只点到江青参加了武训调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体情况尚属空白点。
李家骥（以下称李）：我先说说武训调查。
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了这个片子的。
杨：1951年2月孙瑜自带拷贝进京汇报演出，请领导审片，21日经周总理同意，晚7时，由电影局袁牧之带队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放映。据孙瑜说朱老总、周总理、胡乔木等领导都看了此片（由两集剪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没有来看，是几天后又调了《武训传》去看的。
李：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说：“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
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放在主席办公桌上。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一次主席问我：“这些材料你看过吗？”
“没有。”
“你应当看，明白文章的内容，不同文章的观点，并学会分析比较，看谁说得对。不仅看国内大事，还应注意各报刊的报道的动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
杨：当时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
李：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
越往后来批评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发表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
化名李进，奔赴山东调查武训
杨：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讨论这部电影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这篇社论绝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对《武训传》这部电影和武训这个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定性、评价和指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而且很多内容是主席加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训传》和这场讨论的情况，肯定借助了你给他提供的剪报，那社论中罗列的各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估计也来自你提供的剪报。
李：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
杨：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您当时了解吗？
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武训问题而是江青安全问题。
杨：李老，当时（也包括后来）人们称你们为“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的成员除你们保卫人员，还有十几位专职“调查”的。
李：北京的袁水拍、钟惦裴，我记得很清楚，似乎还有一人，但记不清名字了。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裴都坐的软卧。他们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
杨：到山东后，在后勤生活方面还顺利吗？
李：第二天到济南，由山东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们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江青住二楼。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来了四五个人，江青召开会议，袁、钟和山东的同志参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让服务员放水。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个习惯，洗完澡后都要洗内衣。这天晚上洗完澡把内衣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没想到回来后，她发现衣服有人给洗了。她对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烦服务员，这样影响也不好。”
刚交待完，她又发现袜子没有了。这双袜子虽然不是新的，在当时来说很高档。我马上找到给洗衣服的服务员，她说光洗了衣服，没看见袜子。我对江青说，估计被水冲走了。对此江青心里不满意，但又不好发作，对我说：“以后工作要考虑细一些。”
“武训办学，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
李：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
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有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着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袁水拍、钟惦裴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说：“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什么事？”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很大。
“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又问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托共产党的福。”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谁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了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老头老太太家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在回城的路上，调查团的同志与回家的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武训为穷人办了好事，有的说武训想办好事实际上穷人并没有得到好处。
杨：堂邑距聊城44华里远；从堂邑到柳林镇还有同样距离。换句话说，至少武训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是很有名气的。
李：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在堂邑，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是这种情况吗？
李：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有发现。
“主席对江青这次
调查是满意的”
杨：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两天，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裴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提意见。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在济南，江青办了一件私事——会见了她的曾当过警察的哥哥，但时间很短。
杨: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而归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胆囊炎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裴搞的。
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杨:在“调查记”中，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背叛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您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
杨：据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在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
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他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
杨：您对当时的江青怎么评价？
李：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当时她因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没发脾气。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毛病，这次调查中却没发现这个毛病。
一天，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她也挺下来了，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参与湖北土改，“不怯场，会表演”
主席叮嘱我们多关心江青
杨：到湖北参加土改，对江青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又是您跟去的。
李：关于1951年江青到湖北参加土改，在当时有两种议论，一是她自己主动要求锻炼，又得到主席支持，属正常工作；二是江青“躲风”，因为年底中央机关要整风，她怕挨整而躲走。
据我所知，当时组织干部参加土改是中直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关专门组成了到新解放区搞土改的工作团，而且还专门开了动员大会，需要参加的人少。9月初，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参加人员是从各部委抽调，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目的是在新解放区贯彻党的土改政策，进一步完成伟大的土地革命；同时也是锻炼干部。
一天，主席和江青散步，江青问主席：“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过了几天，江青对我说：“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我听组织安排。”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就有个思想准备。”
9月16日或17日，在政协礼堂开动员大会，凡参加土改的人都去听会，我们三人和江青都参加了会。回来后,主席问我：“到哪里去了？”
“和江青同志到政协礼堂听土改动员报告去了。”我回答道。
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对我讲解起来：“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三点，一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这次在新区搞土改与过去在老区搞土改有区别，政策也有变化。二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包办代替。要对农民讲清土改的意义，尤其要讲明土改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让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搞土改。三是要认清新区的复杂性。新区刚解放，有些反动派、特务暗藏起来，和我们搞暗的，阶级斗争很复杂。”
临走之前，主席对我说：“你们人少任务重，要准备吃苦。江青身体不好，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你们多帮助她。”
9月25日顺利到达武汉。中南局的同志安排我们住中南局交际处。邓子恢等马上来看江青。江青不好意思地对邓子恢说：“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江青确实想拜访一些老同志，还没等她去，人家都来了，一方面是感情深，另一方面人家是对主席的尊重，主动看主席夫人。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与江青就认识的老同志更是积极主动看江青。
江青吃不消，一是她不好意思，江青那时还注意谦虚；二则她应酬不了，因为来的人太多，无法工作和休息。没办法，只好向时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李先念求援，李先念第二天让我们搬到他住的大楼，因为警卫比较严格，江青这才消停下来。
这时江青头脑是冷静的，明智的，她这样处理也是聪明的，没有忘记主席告诫的：不要因为是主席夫人就摆架子、搞特殊。
面对复杂情况，头脑比较冷静
杨：一个人的变化也是有过程的。
李：你说得有一定道理。
29日，土改领导部门通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李先念则劝她别着急。先念真发挥了保护作用，国庆节这两天江青很少受干扰。在江青积极要求下，10月3日，才接触实际工作：叫新屋乡介绍情况。省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韩 ××（名字记不清了）。
杨：这是这次土改的一个特点：当地的事以当地人为主，中央只派人参加工作，不决定大事，不包办代替。
李：11日，我们和江青正式进入姚家湾。进湾后第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我们三个人有些紧张，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就谣言四起：“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叫嚣：“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
杨：江青是怎么处理的？
李：江青头脑还是挺冷静的。首先江青决定深入下去，广泛接触群众，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江青用了3天时间，采取开座谈会、请上来、走下去的方式，接触了附近几个湾的多数群众，基本搞清了敌、我、友。还通过调查发现了原乡长和反革命恶霸地主黄麻子黄金龙有勾结。这个黄麻子，有钱有势，人高马大，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
由于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群众，耐心听群众意见，大家逐渐地熟悉了，也愿意向她反映情况了。群众开始相信工作组，相信党的政策，也认识到了土改是为了广大没有土地和土地少的农民谋利益的。他们开始愿意接触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表示积极参加土改。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组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也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例如像黄金龙这种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三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通过这几步，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时把他们发动起来了，这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把批斗会推向高潮”
杨：江青确实掌握了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她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也是正确的。
李：江青是个工作狂，她有些性急，有点急功近利。总之，想干出点成绩，想冒个尖。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整理情况，研究下步工作。
一天，她和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当前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做什么？什么人是我们的绊脚石？李德华说：“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哪几个挡道？”江青问。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原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我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搬掉我们前进中的那两个绊脚石，江青动了很多脑筋。她带我们到县公安局了解全县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了解了黄金龙和原乡长的情况。江青向公安局的领导陈光义提出互相配合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同志当即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杨：和公安部门建立联系，依靠专政工具是正确的。
李：是的。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工作组和乡里的领导，以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多次研究，周密组织。江青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成为这次大会的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此，她分别与乡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那些被黄金龙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农民或他们的亲属谈话，启发、动员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黄金龙的罪行。同时江青和乡干部又专门把黄金龙叫来，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为了保证不出意外，江青还请陈光义同志派人参加当后盾。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会议组织周密，取得很大成功。会议由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讲话只有十几分钟，用简短的语言说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地翻身做主人。
江青当演员出身，不怯场，会表演，她的讲话把这次批斗会推向高潮。
新屋乡的土改工作得到先念同志的肯定，他说：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杨：江青爱听表扬，土改第一阶段的成功，并得到县里表扬、省里肯定，她一定更有积极性吧？
李：江青爱听表扬，我们也爱听表扬。李德华说：“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我也很有感触，我说：“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回到新屋乡，江青与大家一起研究借批斗黄金龙大会的东风，工作组同志和乡干部、积极分子分头下到各湾发动群众。
在各湾里工作太苦，我考虑江青身体不好，劝她别下去了。江青听了很不高兴，她说：“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土改中,未发现江青有明显的错误或缺点”
杨：土改不仅是土地革命，而且是阶级斗争。也有一部分人死不悔改，要顽抗到底。你们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李：江青是始终重视阶级斗争的，而且紧密和公安部门相配合。一边进行土改，分田分地分浮财，一边注视敌人的动向，对胆敢搞破坏的反动势力坚决镇压。江青再次到县公安局了解情况，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11月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新屋乡的恶霸地主黄金龙就是与他们有联系，最后把他枪毙了。这个恶霸被镇压又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杨：你们没有辜负主席的希望，胜利完成任务了。
李： 12月17日我们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18日、19日两天我们进行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我们新屋乡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得到县、市、省三级党组织的肯定，而且成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并介绍了经验。
23日，我们跟随江青回到北京。江青又病倒了，她带病整理完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主席。给中直机关的材料很详细，给主席的材料很精练。主席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我们干得好。得到中直机关和主席的肯定，对我们、对江青都是一个难得的荣誉。
杨：关于江青生病的事，能多介绍一些情况吗？
李：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她还让我别担心，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回到北京后，机关又开始了三反、整党，我们当然要参加了。江青有病了，参加的少或请假，这属于正常的，也不能说有意的“躲风”。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个人看法。
杨：在这3个月的朝夕相处的工作，你发现江青工作有什么毛病或可能成为毛病的倾向吗？
李：在土改工作中，我未发现江青有明显的错误或缺点。但有些倾向是明显的：争强好胜，急功近利，急性子，好逞强，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
杨：我发现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书中，在谈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时是这个样子：她一直穿着毛皮大衣。在周围的人中，只有被处死的地主才能穿上丝绸衣服，其他人全都衣衫褴褛。她背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题材。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农民看到她不熟悉乡下生活，还问她：“你是谁？”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参加者，也是自己这一角色的旁观者。
李：我记忆中，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没有带什么毛皮大衣，更谈不上到群众中去“显示”。她带的衣物都是我给准备的，她在湖北搞土改期间，我们都跟随在身边，未发现上述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亲眼看到的还是听谁人瞎说的！
○摘编自《领袖身边十三年》 李家骥 回忆、杨庆旺 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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