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江渭清回忆录:大跃进江苏宝应县饿死3万多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
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
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
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
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
“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
、“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
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
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
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
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
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
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
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
“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
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
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
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
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
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这
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以后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由于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苏在内，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
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
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
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压缩空气”，下调过高的指
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
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
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
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
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
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
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
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
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
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
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
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
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
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
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
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
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
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
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
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
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
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
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
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
“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
、“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
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
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
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
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
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
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
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
“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
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
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
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
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
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这
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以后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由于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苏在内，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
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
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
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压缩空气”，下调过高的指
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
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
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
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
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
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
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
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
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
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
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
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
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
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
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
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
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
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
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
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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