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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另一个视角:评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政委 作者:李一氓

(2010-01-31 16:09:18) 下一个
[转贴]另一个视角:评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政委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反对共产党人的事件。反对的手段是针对中共领导下的军队采取军事措施,形式上是以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来强制执行,而不是以国共两党的平等协商来解决。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的“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的作战区域。11月9日,共产党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叶挺等人的名义,发出“佳电”作为答复。由于双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答复是采取当时通行的旧公文格式:“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全部北移黄河以北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妥协。到11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才提出一个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国民党方面又发出个“齐电”,向共产党方面进行政治上的反扑。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当时我们若是再有一个反驳电就好了,既然国民党强词夺理地“驳斥”我们,我们就应该说话。

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设法争取北移的较为有利时机。既然我们答应撤出江南,就应该有个具体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以保证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国民党方面限定的一个月。

新四军的皖南部队有限,要大力发展江北就顾不上皖南。共产党中央是否原来就打算丢掉皖南?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发出“皓电”,延安方面是否要主动让出?即使要军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当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过日本人、国军大控制地区,采取正常行军办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准备工作非半个月不可,光是运输各种资材和文书的担子就有1300副,要准备多长的时间?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从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苏南,一千多副担子,绝大部散失了;绝大多数人员是搞到“良民证”,通过敌占城市走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的薛暮桥,在苏南被迫隐蔽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通过敌占的镇江,上了火车到上海,再由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苏北去的。

当时在日本人加紧“扫荡”、配合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形势下,要使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安全通过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当然是捷径,但没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实,部队渡江去皖北已经决定了,并作了充分准备,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苏北曹甸战斗后,国民党方面取消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路线,重庆和南京都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无非是叫日本人来打新四军;二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电说,广西军队在皖北沿江布防,准备拦击,当心啊。这样,项英的决心便动摇了,于是又改道苏南北移。

行动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来电报说:你们先不要走,我们送8个人来(这8个人为:萧正纲、苏辛涛、黄迪菲、张忠诚、张云、何永雄、伍国财、蒋策平。他们连同驻桂林办事处疏散人员共30余人,于1940年12月27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关于重庆疏散干部到皖南的情况,可问一下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人员就知道。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出去侦察过的。其实,北移不是哪条路线问题,到了那时,走哪条路线都免不了要战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哪里有大批的部队通过敌、顽严密封锁地区,行动既已公开,而又不受损失之例?当然,事件的本身项英是有错误的,但也要从皖南新四军部队当时所处情况来通盘考虑,它毕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线问题上,我看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川军送来情报,说是国民党军又从浙江调来一个师,我送给项英看,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那个师在抗日前线,不大可能放弃阵地撤下来。我又告诉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后已经很晚了。

其实,决心大,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们早到一两天,有些工事看来才挖不久。包围圈合拢了,又是山岭地,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

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们出发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桥也断了,耽误时间,你说这是什么错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即使能够突破重围到达苏南,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如何越过铁路、公路、水网地带的重重封锁线;如何挫败日本人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如何渡过宽阔的长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介石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本来就众寡悬殊,我们只考虑以仅有的6个团兵力对付其1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师),而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突围如不能速战速决,对方增援部队就会迅速赶到,更增加突围的困难。

我们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讯联络差,也就谈不上协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于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部队也难以迅速展开。我并不是说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说客观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皖南事变,在军事上我们失败了,国民党方面兴高采烈,他们编造一个新四军想“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莫须有罪名,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他们过低地估计中共反击的决心和力量,以为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存在。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却给我们以独行其是的自由,一个由中共方面任命的新大军部马上成立。这个新成立的新四军完全脱离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更不需要国民党来发饷弹;而且一下子就由国民党承认的4个支队扩大为7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并建立从苏北到皖北的根据地,这是国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离开延安来新四军之前,李富春曾经找过我,要我作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

他们二人都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也就没能完全清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也无权将他们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时隐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8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同年年底,游击队正式成立,他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叶挺的任命。

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人,不适于充当中共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周与项的关系看来很好。周作报告时,项安排速记员记下,周看了很满意,临走时还要走了两名女速记员。周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庆,向蒋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的关系。军部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分,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小灶,项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倒是我们少数几个人,有时去叶军长那里吃一顿。

我当时负责处理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周子昆副参谋长,由他决定送给淮。据当年在机要科掌管电报登记的同志讲,在叶军长每次离开皖南前,中央给新四军的来电,提到叶军长的次数也较少。

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军部和大部分部队,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时机再转移到皖北或苏北。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系李品仙不致惊恐。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

项英认为叶以军长的名义,指挥军部机关和大部队过江较为适合,项自己率少量人员,活动方便。项说中央要叶先过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适。两人互相让来让去,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

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师长或军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的身分,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妥善处理,维护叶的威信。

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1930年冬,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项英去中央苏区,那时王明还未上台。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弄一些莫斯科回来的工人掌握大权。后来证明行不通,当时苏区中对此有很多议论,但并未议论过项英。长征时,项英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对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结论。

1937年末,王明由苏联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散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言论,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后,他又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管辖范围中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当时长江局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但项英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

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

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本人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到,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需要有足够的兵力;而“向北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战斗部队只有3个团兵力,其中1个团还担负着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

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他既要执行所商定的战略方针;作为东南局的负责人,他又要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的皖、浙、闽、赣诸省,这本身就是较为错综复杂的事情。他很可能认为,八路军既已南下,新四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已位于江北,即可解决江北问题。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电,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中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但从皖南事变的失利来看,他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在重围中,自己带几个人想单独突围,又要来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赢就走。当时,他叫我跟着走,我表示不同他们走,我对他们说:打游击也应多带几枝枪,多搭救出一些干部。

后来,我找到几个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共30多人,离开大部队想走铜、繁一带过江。过一晚,下山吃饭时见到五团撤退回来,我们于是又回到军部。虽然前后时间很短,但总感到这是一生中的一件遗憾之事。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

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

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作者:李一氓[转贴]另一个视角:评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政委
文章提交者:温莎公爵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反对共产党人的事件。反对的手段是针对中共领导下的军队采取军事措施,形式上是以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来强制执行,而不是以国共两党的平等协商来解决。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的“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的作战区域。11月9日,共产党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叶挺等人的名义,发出“佳电”作为答复。由于双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答复是采取当时通行的旧公文格式:“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全部北移黄河以北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妥协。到11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才提出一个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国民党方面又发出个“齐电”,向共产党方面进行政治上的反扑。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当时我们若是再有一个反驳电就好了,既然国民党强词夺理地“驳斥”我们,我们就应该说话。

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设法争取北移的较为有利时机。既然我们答应撤出江南,就应该有个具体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以保证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国民党方面限定的一个月。

新四军的皖南部队有限,要大力发展江北就顾不上皖南。共产党中央是否原来就打算丢掉皖南?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发出“皓电”,延安方面是否要主动让出?即使要军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当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过日本人、国军大控制地区,采取正常行军办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准备工作非半个月不可,光是运输各种资材和文书的担子就有1300副,要准备多长的时间?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从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苏南,一千多副担子,绝大部散失了;绝大多数人员是搞到“良民证”,通过敌占城市走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的薛暮桥,在苏南被迫隐蔽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通过敌占的镇江,上了火车到上海,再由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苏北去的。

当时在日本人加紧“扫荡”、配合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形势下,要使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安全通过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当然是捷径,但没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实,部队渡江去皖北已经决定了,并作了充分准备,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苏北曹甸战斗后,国民党方面取消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路线,重庆和南京都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无非是叫日本人来打新四军;二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电说,广西军队在皖北沿江布防,准备拦击,当心啊。这样,项英的决心便动摇了,于是又改道苏南北移。

行动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来电报说:你们先不要走,我们送8个人来(这8个人为:萧正纲、苏辛涛、黄迪菲、张忠诚、张云、何永雄、伍国财、蒋策平。他们连同驻桂林办事处疏散人员共30余人,于1940年12月27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关于重庆疏散干部到皖南的情况,可问一下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人员就知道。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出去侦察过的。其实,北移不是哪条路线问题,到了那时,走哪条路线都免不了要战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哪里有大批的部队通过敌、顽严密封锁地区,行动既已公开,而又不受损失之例?当然,事件的本身项英是有错误的,但也要从皖南新四军部队当时所处情况来通盘考虑,它毕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线问题上,我看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川军送来情报,说是国民党军又从浙江调来一个师,我送给项英看,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那个师在抗日前线,不大可能放弃阵地撤下来。我又告诉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后已经很晚了。

其实,决心大,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们早到一两天,有些工事看来才挖不久。包围圈合拢了,又是山岭地,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

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们出发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桥也断了,耽误时间,你说这是什么错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即使能够突破重围到达苏南,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如何越过铁路、公路、水网地带的重重封锁线;如何挫败日本人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如何渡过宽阔的长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介石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本来就众寡悬殊,我们只考虑以仅有的6个团兵力对付其1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师),而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突围如不能速战速决,对方增援部队就会迅速赶到,更增加突围的困难。

我们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讯联络差,也就谈不上协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于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部队也难以迅速展开。我并不是说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说客观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皖南事变,在军事上我们失败了,国民党方面兴高采烈,他们编造一个新四军想“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莫须有罪名,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他们过低地估计中共反击的决心和力量,以为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存在。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却给我们以独行其是的自由,一个由中共方面任命的新大军部马上成立。这个新成立的新四军完全脱离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更不需要国民党来发饷弹;而且一下子就由国民党承认的4个支队扩大为7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并建立从苏北到皖北的根据地,这是国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离开延安来新四军之前,李富春曾经找过我,要我作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

他们二人都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也就没能完全清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也无权将他们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时隐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8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同年年底,游击队正式成立,他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叶挺的任命。

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人,不适于充当中共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周与项的关系看来很好。周作报告时,项安排速记员记下,周看了很满意,临走时还要走了两名女速记员。周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庆,向蒋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的关系。军部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分,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小灶,项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倒是我们少数几个人,有时去叶军长那里吃一顿。

我当时负责处理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周子昆副参谋长,由他决定送给淮。据当年在机要科掌管电报登记的同志讲,在叶军长每次离开皖南前,中央给新四军的来电,提到叶军长的次数也较少。

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军部和大部分部队,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时机再转移到皖北或苏北。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系李品仙不致惊恐。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

项英认为叶以军长的名义,指挥军部机关和大部队过江较为适合,项自己率少量人员,活动方便。项说中央要叶先过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适。两人互相让来让去,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

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师长或军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的身分,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妥善处理,维护叶的威信。

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1930年冬,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项英去中央苏区,那时王明还未上台。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弄一些莫斯科回来的工人掌握大权。后来证明行不通,当时苏区中对此有很多议论,但并未议论过项英。长征时,项英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对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结论。

1937年末,王明由苏联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散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言论,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后,他又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管辖范围中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当时长江局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但项英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

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

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本人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到,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需要有足够的兵力;而“向北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战斗部队只有3个团兵力,其中1个团还担负着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

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他既要执行所商定的战略方针;作为东南局的负责人,他又要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的皖、浙、闽、赣诸省,这本身就是较为错综复杂的事情。他很可能认为,八路军既已南下,新四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已位于江北,即可解决江北问题。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电,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中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但从皖南事变的失利来看,他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在重围中,自己带几个人想单独突围,又要来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赢就走。当时,他叫我跟着走,我表示不同他们走,我对他们说:打游击也应多带几枝枪,多搭救出一些干部。

后来,我找到几个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共30多人,离开大部队想走铜、繁一带过江。过一晚,下山吃饭时见到五团撤退回来,我们于是又回到军部。虽然前后时间很短,但总感到这是一生中的一件遗憾之事。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

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

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作者:李一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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