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得不偿失的“抗美援朝”

[转贴]得不偿失的“抗美援朝”

得不偿失的“抗美援朝”

　　北朝鲜金日成在斯大林的策划和支持下，企图并吞南韩。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对南韩发动突然袭击，几天之内就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南韩政权岌岌可危。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9月15日美军第10集团军仁川登陆，北朝鲜军队全线溃败。9月26日联军占领汉城，10月进军北朝鲜，10月19日攻占平壤、。当晚，第一批中国军队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中共把韩战定名为“抗美援朝”战争。长期以来，官方对这场战争的传统解释是，美国和韩国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北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鸦绿江边，威胁到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的参战是“保家卫国”的需要，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所谓的“保家卫国”只不过是出兵朝鲜的一个借口而已。二战胜利后，美国大裁军，到1950年6月，兵员从1250万减到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23万人驻扎海外，其中，驻欧洲8万人(驻在西德)；驻远东15万人，在日本的4个师，主要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燃，作战能力较弱。1949年，美国开始从韩国撤军，并宣布1950由韩国接手美军防线。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韓戰爆發後，台灣曾主動表示愿意派遣三萬三千部隊赴韓助戰，美国政府为避免激怒中共，谢绝了台湾的“好意”。当麦克阿瑟叫嚣要把战火延伸到中国境内时，杜魯門耽心戰事擴大，將其撤職。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著作提到，这场战争来的非常突然，美国的准备也非常仓促，甚至连国会的必要讨论都没有完成就直接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国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尔也曾说过：“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既然中国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呢？

　　据杨尚昆回忆：“战争爆发后，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不一会儿，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0月8日，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准备好。周恩来不得不致电毛泽东再作定夺。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

　　从整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并没有涉及威胁中国“安全”和损害中国“尊严”的问题，所以，绝大多数中共最高层人士不赞成出兵，其中林彪反对得最厉害，甚至托病拒绝挂帅。毛曾说过：“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层最初表决结果只有‘一人半’支持出兵”（半人指周恩来）。

　　毛之所以执意要兵，一是“恻隐之心”：“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二是“马首是瞻”：“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实际上，毛泽东还有两个难言之隐，一个是“知恩图报”：中共是苏俄一手扶持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经费全由苏俄供给；中共建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苏俄大量的援助；日本投降后，苏联又送给中共一份厚礼，即东北的地盘和大量的武器装备，工厂设备，为中共打败蒋介石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个是“卖身投靠”：官方出版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写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斯大林）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这难道不正是毛泽东卖身投靠斯大林的自供状吗？毛还说：“还要讲讲公道话，摘掉民族共产主义的帽子是朝鲜战争。原来说我是亲美派，那有亲美派起来反对美国的呢？”（《新中国外交50年》）一语泄露天机，毛执意要“抗美援朝”，为的是证明他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死心塌地投靠斯大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金门一战失利后，他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以便尽快“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也很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另外，有人认为毛泽东还希望一箭双雕，利用战争，借刀杀人，除掉他认为的隐患——100多万国民党降兵降将。笔者真不敢这样去揣度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毛泽东思想”。

　　《眼中》认为：“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国。”事实上，战争的结果，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韩战老兵回忆录来看，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以外，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然而，中国得到的这点“佩服”(精神上的安慰而已），却是以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换来的。“抗美援朝”完全是毛泽东替斯大林火中取栗，得不偿失的不义之战。

　　首先，从军事损失上看，第一次战役，我军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打退了敌追兵，站稳了脚跟。彭德怀回忆：“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须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打退追敌美伪军，立稳足跟。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没有消灭敌之主力，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美军一小部；敌利用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已经构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11月24日，联军对清川江以北中朝军队发起进攻。我军于11月25日，发动了第二次战役。我军诱敌深入，9兵团15万人将美军陆战第一师一万多人团团围住。美军虽遭重创，却全线突围。我军虽然实现了替金日成夺回地盘的战略目标，但未能歼灭敌有生力量，自己却损失惨重，战术上失败了。以长津湖战斗为例，仓促入朝的南方9兵团，来不及换冬装，穿着单衣，在零下30—40多度严寒下伏击作战，战斗力严重削弱，冻饿减员近半。该兵团因此回国修整补员，未能参加第三，第四次战役。刘伯承说，“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另外，58师在下碣里阻击美军撤退，战斗结束，全师只剩下1千多人，却让美军逃掉。彭德怀回忆：“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他提出需要休整三个月，且我军不宜越过三八线。12月13日，毛覆电：“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彭德怀遵令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回忆：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然而，敌军“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总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此次战役实际上是联军企图诱我军深入的战略撤退，双方并无大战，算个平局。但是，经过前三次战役，我军已损失近半兵力。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15日，联军发起反攻。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危急，拟后撤数十公里。但毛回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彭不得不于2月11日仓促发动了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作战，我军获小胜，于是集合了3个军的4个主力师(不是8个团)5万余人，力图包围全歼砥平里的美军一个加强营(不是一个团)加一个法国营，加上一个炮兵中队，一个坦克中队，共4千人。战斗结果，我军4个主力师强攻2昼夜，全被打残，伤亡超过1万5千人。美军仅伤亡数百人，竟然突破重围，扬长而去。汉江一战，我38军奉命在汉江南岸死守，重点扼守350.3高地的342团生还的仅几十人；相继守卫580高地的3个营及军警卫连等部总计也只剩下几十人。伤亡惨重的这支“万岁军”——38军，从此从朝鲜战场上消失了。2月17日，我军从东线和西线全线溃退。此战役，联军利用我军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待我军进攻到了第七天，粮尽弹绝时，趁机发动攻势，使我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南韩军于3月14日夺回汉城。3月31日，联军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联军乘胜再次发动攻势，我军被迫放弃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100多公里，撤回到了38°线以北。彭德怀回忆：“我军进至三七线即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此次战役，在联军发起的战略反攻下，我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歼敌甚少，战略战术均告失败。

　　第五次战役：为粉碎敌人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作战的企图，夺回战略主动权，我军在敌人登陆前，于1951年4月22日，发动第五次战役。4月29日攻势结束，联军又趁机发起反攻，逼进铁原、涟川。战斗结束后，我奉令死守铁原的63军仅剩1500多人接受彭德怀的检阅。该部队后来补员达2万多人。联军再次跨过38°线，我军被迫全线后撤退约40公里以勉强阻止住联军的进攻。掩护友军撤退的180师遭全军覆没。“据军事科学院资料表明，此役180师被俘近7千余人。约占整个志愿军战俘总数的近70%。”毛还就180师一事作了自我批评：“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彭德怀回忆：“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援）。......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此次战役是敌我双方的大决战，我军损失更加惨重，而敌军损失甚小。这无疑又是我军战略战术上的一次大败仗。

　　1953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38.6万，两项共计77.2万。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被俘人员最后仅1/3回到了国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美国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的估计也在100万人左右。国际统计，美国死亡人数3万7千人，英联邦各国1263人、其它国家1800人。在《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一书（该书曾于1957年下发到军一级的军医教学和科研机构。1984年重印，发到团一级医疗单位和军医教学机构。）中，一张《历次战役期间一些步兵师在各战役期间减员情况》的统计表上，所列的47个师中，阵亡与负伤的百分比两两相加，竟然全都是100％的战斗减员。以125师为例：该师连续参加了前四次战役，每次战役下来，100％减员，又补充新生兵员。连续四次，该师消耗了四个师的兵源。这说明了，当时中共几乎抽调了全国的大部分兵源，来不断补充前线士兵的生命消耗，说韩战是中国士兵的绞肉机一点都不夸张。

　　纵上所述，韩战是一场双方实力极端悬殊的战争，我军以“炒面白雪加步枪”对抗联军的坦克大炮加飞机，以人海战术对付火海战术，用血肉长城抵挡钢铁洪流，这无异于义和团的大刀长矛与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的较量。加之毛泽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利令智昏，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听不进彭德怀的意见，坐镇紫禁城，昏君瞎指挥，用打老蒋的经验对付“纸老虎”，岂有不败之理？除了中共自吹自擂，自我安慰外，有几个国家会恭维这样的“世界军事强国”？

　　其次，从政治损失上看：（一）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赞成、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5月18日，联合国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这两项决议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韩战的态度。中共派兵参战实际是以世界为敌。而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抗击侵略的正义之师，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侵略者和好战分子的骂名，声名狼藉，不仅国际地位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急剧降低，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这种道义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不是“刮目相看”，而应该是贬义的“冷眼相看”。

　　（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现曙光，特别是印度与我国建交，英国正在与我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我国出兵朝鲜后，联合国针对中国的提案以绝对多数通过，说明联合国中多数国家已经对中国失望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三）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来说，我国卷入韩战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韩战爆发，促使美国政府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联系和援助。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延长而越来越走向极端，直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台湾回归终于成为一种遥遥无期的政治奢望。

　　最后，从经济损失上看：战争的延长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战争需要，我国不得不把本来应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其短缺的资金用于军事开支。我国在朝鲜战争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每年花掉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财政收入的55%。我国还借了苏联34.85亿卢布（合13．4亿美元），其中多数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用物资。据中共《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透露，直到1965年，才还清这笔债务的61.4%在我国三年大饥荒时，中华大地饿殍遍野，可是，满载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的火车却源源不断开往苏联偿还战争债务。对于刚刚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抗美援朝”沉重的经济负担带来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只是虚无缥缈的，“唉声叹气”才是实实在在的。

　　《眼中》倒还说了一句实话：“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可是，它又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笔者实在是搞不明白，李敖既然清清楚楚知道“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而且又深明大义地说，“先谈吃饭要紧嘛！”那么，又为什么陶醉于用千万个人头去换一个什么“境界”呢？

　　通过朝鲜战争，中国真的达到了“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兵折将，枉耗国力，负债累累，劳民伤财，贻害无穷。

　　从战争的结果看，志愿军既非正义之师，又是败兵之军，输掉了谈判的所有筹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优秀儿女冻饿战死异国他乡，无数尸骨不能回归故土，回国战俘惨遭迫害，三分之二战俘流落海外，这般凄惨境况，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强兵境界”？

　　从军队数量上看，兵员的增加，不等于兵力的强大。中共建国初，全军约有540万人。韩战爆发，大量招募新兵，使兵员总数超过600万。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中共立即着手裁军，决定将当时的480多万的军队削减至350万。

　　从武器装备来看，韩战后期，我军虽然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但多数都是苏联二战后淘汰的东西，根本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所以，韩战后，中共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苏式武器装备，并从1953年起开始大批仿制苏式武器装备。

　　从治国理念来看，富国强兵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政治家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先富国，然后才能强兵，也是他们的共识。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论富国强兵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他强调以富民为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富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使秦国“家给人足”，“兵革大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总结他的经验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范蠡提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先富国，后强兵，最终报仇雪耻。《孙子兵法》反复论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带甲十万”要有“日费千金”的经济保障，“兴师十万”要有“七十万家”承受物力和人力负担。孙膑和齐威王讨论强兵的办法，认为“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即富国是强兵的最关紧要的事情。邓小平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胡锦涛说：“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

　　当然，富国与强兵的关系是辩证的，也有先强兵，后富国的特殊情况。在革命者或暴力集团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奉行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有枪就是草头王”理念，走的是先强兵，后富国或致富的道路。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索马里海盗等土匪强盗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当国家突然遭到大规模外来侵略时，不得不先强兵，此时，必须紧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全力以赴救亡图存。我国的抗日战争就是这种特殊情况。然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李敖语录）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灾难深重的中国，民穷国弱，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此时，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乃当务之急，可是，“抗美援朝”使中国人民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至少推迟了三十年才得以实现。

其实，毛心中十分清楚，“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干的最窝囊的一件大蠢事。在斯大林死後，毛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关於韩战的决定是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

　　随着历史资料的大量解密，“抗美援朝”的真相越来越楚，“得不偿失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笔者相信，如果小金敢于再次挑起战争，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再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