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投糖果

空投糖果


作者:里查德·柯里尔


　　1948年6月24日，苏联决定封锁进入西柏林的水陆通道，要迫使美、英、法退出西柏林占领区，由苏方独占柏林。西方国家动用了全部空运力量，对柏林展开大规模空中运输。这是一次航空史上罕见的空运活动。长达11个月，250万西柏林居民，完全依赖飞机运来的粮、煤等必需品，熬过饥寒交迫的生活。在这11个月中，多少令人难忘的事发生了，这是其中的一件——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千钧一发的那几个星期里，有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赢得更多柏林市民的热爱，这就是27岁的哈弗森中尉。他在法兰克福郊外莱茵曼空军基地服役，在最初忙乱的日子里，跟其他任何飞行员没有什么不同：飞行、睡眠、再飞行。

　　当夜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执行飞行任务，不过在清早吃过早餐后，他前往谭贝霍夫。以前他驾机飞进柏林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越过那些公寓楼房和极其陡峭的降落角度。哈弗森决心把降落情形摄入镜头，他徒步穿越纵横4公里的飞机场，手提照相机，对空拍摄俯冲降落的飞机。当他走近机场外围的高围栏，看到了围观的儿童——大约十一二人，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们满是补丁的衣服和瘦削苍白的脸，几乎就是战后欧洲贫困的广告。

　　大一点的孩子正在学校里学英文，因此他们就结结巴巴地搭上了话。他问是不是觉得看飞机很好玩？孩子们迟疑地笑着说：“我们整天看飞机。”

　　哈弗森在家乡时曾经和童子军在一起做过事，一直喜欢跟孩子接近。整个服役期间，他已习惯于孩子们紧盯着他，欢天喜地、吵吵闹闹地向他索要口香糖和其他糖果。而这群孩子很古怪，并没这样做。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甜头，也不期望得到什么甜头。

　　哈弗森口袋里只有两片口香糖。他拿出来把它分成四截，孩子们探头挤过来，脸上的表情显得“不敢相信，诚惶诚恐，简直像踏进了神仙世界”。那些无缘尝到口香糖的，只好舔包纸或闻闻香味聊以自慰。哈弗森心想，我只要花一点钱，就可以使这些孩子全都如登天堂了。

　　“明天再到这里来，”他说，“我的飞机过这时我会丢给你们一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不过你们要答应平均分配。”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是你呢？”一个男孩问。

　　“注意机翼，”他告诉他们，“摆翼飞机就是我。”

　　回到莱茵曼，他几乎后悔许了这诺言。弄到些糖果不难，但是怎么投下？在一架C—54机上，唯一可以利用的出口是驾驶座后面25厘米宽的外倾斜槽，他能拿什么做降落伞呢？自然，任何这样的玩意儿都绝对违反空军规则。

　　他忽然有了主意。哈弗森要求他的副驾驶发誓严守秘密，然后回到宿舍，那里人有半袋手帕，是他买来应付伤风用的。

　　第二天他的飞机穿出谭贝霍夫上空的云层时，哈弗森看到那群孩子紧紧一团挤在铁丝网围栏边。他摆动机翼，然后一声令下，3块结成降落伞式样的手帕跟着从斜槽抛出，装的口香糖和其他糖果足够30个孩子分配。诺言已经实现，事情就此了结。

　　其实不然。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开端。一天又一天过去，那些孩子并没有走开，相反地，人数越来越多，最后竟有100多人紧靠铁丝网围栏，白费功夫伫望可以带来好消息的机翼摆动。这时哈弗森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假使我再做一次空投，”他对自己说，“他们就会满足，然后散去。”

　　为了安抚他们，他无可奈何又做了两次空投，每次6块手帕结在一起。最后有一个下午，当他的飞机准备着陆时，雾气渐渐浸入谭贝霍夫机场，哈弗森心里大为宽慰。因为看不清机场的围界，他误以为孩子们已经不再在那里守候了。但当他下机后，在调度室里瞥了一眼柜台上好几扎用麻绳捆住的牛皮纸信封时，他惊得目瞪口呆。这全部是给他的信。

　　有些信封是用鲜艳的红色和绿色蜡笔写的，上面还有幼稚的素描，画出C—54机投下降落伞，附注“摆翼叔叔”或“巧克力飞行员”等字样。天哪，哈弗森魂不守舍地想，这一下可完了，说不定要受到军法审判呢。

　　果真不久就事发了。一天早上，大队长把他召去问他：“你这一向在干什么好事呀？”哈弗森很坦白：“像发了疯一样在飞行，上校。”他的长官火冒三丈：“喂，我可不是傻瓜——柏林报纸的第一版全都登出来了。你的糖几乎砸到一个记者的头啦！”火气稍退后，他接着说：“将军说，这事做得不错，你继续干吧。”

　　从那时起，空投糖果——不久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有“零食作业”之称。哈弗森的手帕已经用光，但是忽然间他同单位的人都纷纷捐出他们自己的手帕和一盒盒糖果及口香糖。

　　一夕之间他变成了名人——不仅在德国，而且遍及美国各地。从洛杉矶到波士顿，广播电台纷纷响应他的义举——“请捐手帕”——不久哈弗森就每天收到5袋信件了。

　　据哈弗森回忆，这时谭贝霍夫机场周围已是“儿童满墙”。他们必须找些安全的空投地点，因此他单位里的每个人都打开舱门，分别就指定地点，从600米的高度展开空投——在“动物园”，在学校操场，在游乐场所。装糖果的厚纸板箱打开了，系着小降落伞的糖果犹如满天飞絮，冉冉飘落在公园和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