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大跃进期间湖北省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
世间已无李金玉
——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国
荆州地区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
如果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有一个县委书记为了保护百姓免当饿殍，大胆挺身犯上受难，这个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享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李金玉当年的亲密同志，原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原洪湖县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人来到李金玉的遗体旁，听着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词，不禁再次失声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彻底昭雪？
悼词掩盖冤情
在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为李金玉所致的悼词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为其中只是这样的叙述——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
李金玉同志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0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金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任长江修防处副处长
把后半生一部献给了堤防事业。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能认真完成各项水利堤防事业工作。为我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勤俭、团结同志。
他离休后继续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
——这份悼词虽然用公式化的悼词语汇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却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贡献——他在任中共洪湖县委书记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制极左政策，使50万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一人饿死！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撤职降薪劳动改造16年！悼词完全掩盖李金玉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和曾经蒙冤受难的事实，李金玉能安息么？——许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经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个明白说法，彻底昭雪，这到底是为什么？！
《洪湖县志》中的李金玉
好在历史并非只由一人一家来写。
1992年出版的《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记”中简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对李金玉之冤的株连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
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
这期间，县委书记变动2次：1965年2月，由陈金声接任县书记，1965年，由王汉章接任县委书记。
很多人对这两段记述有意见，认为它太简略了，没有说清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大胆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救老百姓的的动人史实。但知情者却明白，《洪湖县志》虽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关于李金玉案的评述，其实只能代表民意，因为上级荆州地委对此始终无明白说法，李金玉至死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无痕迹，来去无踪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
20多年来，李金玉一直拒绝任何传媒采访。我曾多次托人表达要求访谈的意愿，也照样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闯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于是，多年的一些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真（音）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我一时无法查到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内部绝密通报，但从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上，还是找到了一些佐证——
“荆州地区大事记”说：
1960年，1月，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一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一些地方提前一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同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推广孝感的开荒经验，会上提出：“要狠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多种、高产、广收”。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12月，本年冬，全区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农村治疗“新四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干瘦、闭经和子宫脱垂）。（P27）
这一记述中的“浮肿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将饿死者的代称，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大约就是因为出了大面积饿死人之事故吧。而“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可见当时大面积饿死人主要是人祸——已经在饿死人了，还在大力推广极左的形式主义，结果更加重了饿死人的悲剧。
据《荆州地区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变动表”记述：全区人口1959年为629.19万。1960年降为628.11万，一年之中人口不仅未增长反而减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15844人，按照荆州地区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数，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约7万余人，死亡率达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点八个百分点；而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增长数只有3521人，比1958年减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8%降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县1960年人口增长7125人，人口增长率达15.52%（《洪湖县志》P88），分别比荆州地区的相关指标多10.7%和14.9%。如果没有洪湖县不但没饿死人而且惊人的高出生率，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负数。
据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洪湖县没饿死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确有其事。
救命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许多洪湖人回忆说，当年洪湖县之所以没饿死人，关键是以李金玉为班长的洪湖县委创造性地实行了“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为什么能在洪湖实行“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说，这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不想昧着良心升官，因此不会只管曲意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第二，我了解实际情况，我骑一辆自行车下乡，天天在下面跑，我知道农民吃不饱，那时队里分口粮，每月一分，农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粮。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农民多分点自留地，要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尽管当时中央文件不许自留地里种粮，我也只当没那个文件。我对农民们说，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坛子罐子装满，确保每月那二、三天你们有粮食吃饱，吃饱了有劲生产。我就是这么个简单感情，根本没什么理论，就是要让农民天天吃饱。打我心里来讲，如果让群众吃不饱，当个什么县委书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感情，让我在洪湖出了个“坛坛罐罐招”，后来把这说成是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文化革命批我的时候，群众都流泪水，农民们对地委派来的“极左工作队”说，你要斗他？不是他，早把你饿死了——1960年，洪湖县一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
第三，我有一个团结的县委班子。洪湖县委的副书记、县长，都和我一样的追求：当官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他们都为这个追求付出了惨痛代价——薛坦接说我是“反党集团”，“带坏一代人风”，就是指我们县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结果，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许多区社干部，都受到株连。
那时洪湖县在李金玉“坛坛罐罐招”的推动下，农村集贸市场一片火红，农民们不仅有粮吃了，还有了零花钱。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后，洪湖县农民又开始过紧日子了。
据《荆州地区志》记载——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提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定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薛坦任总团长兼党委书记。随后成立洪湖社教分团，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一个意见惹火烧身
洪湖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饿死一个人的政绩，曾受到四方好评。但薛坦说，这个成绩不能只看作洪湖县委的，因为是荆州地委领导洪湖县委，而不是县委领导地委。薛坦这时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纳为自己的政绩。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来，他就改变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遭受残酷打击报复。
李金玉记得，在薛坦降为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时，曾到洪湖县“帮助工作”。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见，李金玉直言说：你机关工作很熟悉，搞农村工作恐怕还要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不能唯上唯书呀。没想到，就是这句话，让薛坦记恨在心，结果惹火烧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职查处；1965年10月，监利县委书记王永禄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团”副团长的便利，将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整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材料，但薛坦还嫌不够，要求再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材料七拼八凑了一个“反党集团”报告，薛坦就根据这个报告，既不经总团党委集体研究，又不上报省委，就在洪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洪湖县委有个“反党集团”，“带坏了一代人风”……然后开始对李金玉实行批斗，将其工资由14级的138元降为只发生活费26元，下放劳动。整个处理过程，始终没有一份正式材料让李金玉签字，以至于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时，却怎么也查不到当年定李金玉为“反党集团”的正式文件。后来的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说，当时对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长张体学也说过，省委根本就没见过“洪湖县委反党集团”的材料。
这样，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竟无据鸣冤，无反可平。其时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年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浪费了。
就这样也罢了，李金玉还有一个“夕阳红”的机会——1980年，洪湖县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选举李金玉为县长，洪湖百姓忘不了当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红派”（ “保皇派”）和“钢派”（“造反派”）两派都拥护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队”批，洪湖人没有一个人批李金玉。这在文革时干部总要受到一派反对的形势下是极为罕见的。但是，选举李金玉为县长这一人民公意被上面以行政手段拒绝了，以种种口实坚决要把李金玉调离洪湖县。因为此时的薛坦已贵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更升官省委副书记），“口含天宪”，于是便以“调动工作”的名义安排李金玉当一个副处——让李金玉离开洪湖到沙市的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当第六副处长。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离开洪湖，上万百姓干部拦车相送，洪湖县城一片泪光。
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1981年的一天．时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王永禄，登门看望李金玉，对自己在“四清”运动中落井下石的行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终没有与李金玉见面，更没有道歉。
官场实在太无情了，当年饿死近10万人的责任者，无端报复“爱民官”的人，却一再高升，而“爱民官”却屡屡蒙冤，且无反可平，永难昭雪。
李金玉的一儿一女都在从事教育职业，临终前，他再次叮属孙儿：永远不要进官场！但是李金玉对自己当年抗极左救百姓并不后悔，他觉得自己一生有两件直得骄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没有和许多“南下干部”一样，和老家的老婆离婚另娶新欢，一生都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婆婆恩爱一起。虽然他也深感两个遗憾：刚来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况不熟未能保护一些“右派”；对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史实他一直不敢对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后的关头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像有些人死后，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门为他祝福；当他八十岁生日时，二十几个洪湖人竟然不约而同前来为他做寿，献上了“金秋傲菊驱风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贺联——
老干部孙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赋词，满怀敬意地写下了《敬贺李金玉老八十寿辰》
高山夕照彩霞绚，李公八十华诞。友好恭贺，黎民问好。岂忘齐鲁鏖战，挥刀湘楚汉，死生莫限。僻壤穷乡，粗茶淡饭，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难犯，十五载沉冤，无悔无怨。喜看而今，胸怀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传到洪湖后，人们纷纷自发哀悼，有人仰天长叹：百里洪湖啊，你真是一块沉冤之地？“洪湖赤卫队”时期有军长段德昌被极左派夏曦以“肃反”冤杀，文革时期有县委书记李金玉被“大跃进”派薛坦以“反党”冤整，洪湖水呀长又长，冤魂代代相承传！
有人秉笔直书：《荆州地区志》不敢据实记载1960年因极左政策造成“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的史实，是李金玉始终不能彻底平反的关键——李金玉冤案若彻底昭雪，必然要牵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悲剧及其责任者，而他们至今仍在当权或仍有余威。地方志如此文过饰非——《荆州地区志》不知还省略了多少类似“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重要史实，全国不知有多少新编地方志与《荆州地区志》一样在省略“人吃人”之类的悲剧——哪里还能再出现李金玉呢？恶劣的环境变化可以使恐龙灭绝，亦可以使李金玉绝迹！
人们只好纷纷献词呼唤李金玉——
一个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遗像前题词道：
“秉性傲严寒，毅然斗志强。狂风知劲草，雪压更轩昂。玉洁显光泽，冰清吐异香。一生无媚骨，千古献芬芳。”
原新四军老战士杨立民给李金玉献词——
“六十年爱民生涯，实事求是廉明新风范。八千里征程蒙冤，大义凛然坎坷任由之。”
许多人更提议，要集资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为李金玉树一座高高的铜像，上书 “救民县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个金字，以警后来为官者——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然而，这个纪念会有实用么？自从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职，洪湖人就一再感叹：世间已无李金玉——这么多年来，再也没见到如李金玉一样的好干部！
如果连地方志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钟荆”“人吃人”事件中的丰功亮节，今日有志于“李金玉”的年轻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极怕死得不明不白。
（2002年10 月 13-19 日）
补记：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汉市采访了八十五岁孟筱澎老人。孟筱澎是李金玉任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洪湖县委任书记时的老上级，从1953年7月至1960年任中共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离休时是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孟筱澎是否知道：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也许是他的耳背，孟筱澎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正面说清楚。但他给我一份他亲手写的《我的主要经历简史》（打印稿）中，却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1959年春，薛坦主持地委工作（王仍谦任书记），他同梁久让在石首蹲点，抓早稻下秧，提倡越早越好，口号是‘一早百早’。当年早稻烂秧，粮食大减产，到1960年春，全区饿死人约计10万之多。”
这说明，京钟荆饿死10万人的事实确实存在！
世间已无李金玉
——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国
荆州地区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
如果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有一个县委书记为了保护百姓免当饿殍，大胆挺身犯上受难，这个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享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李金玉当年的亲密同志，原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原洪湖县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人来到李金玉的遗体旁，听着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词，不禁再次失声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彻底昭雪？
悼词掩盖冤情
在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为李金玉所致的悼词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为其中只是这样的叙述——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
李金玉同志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0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金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任长江修防处副处长
把后半生一部献给了堤防事业。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能认真完成各项水利堤防事业工作。为我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勤俭、团结同志。
他离休后继续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
——这份悼词虽然用公式化的悼词语汇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却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贡献——他在任中共洪湖县委书记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制极左政策，使50万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一人饿死！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撤职降薪劳动改造16年！悼词完全掩盖李金玉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和曾经蒙冤受难的事实，李金玉能安息么？——许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经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个明白说法，彻底昭雪，这到底是为什么？！
《洪湖县志》中的李金玉
好在历史并非只由一人一家来写。
1992年出版的《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记”中简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对李金玉之冤的株连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
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
这期间，县委书记变动2次：1965年2月，由陈金声接任县书记，1965年，由王汉章接任县委书记。
很多人对这两段记述有意见，认为它太简略了，没有说清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大胆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救老百姓的的动人史实。但知情者却明白，《洪湖县志》虽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关于李金玉案的评述，其实只能代表民意，因为上级荆州地委对此始终无明白说法，李金玉至死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无痕迹，来去无踪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
20多年来，李金玉一直拒绝任何传媒采访。我曾多次托人表达要求访谈的意愿，也照样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闯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于是，多年的一些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真（音）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我一时无法查到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内部绝密通报，但从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上，还是找到了一些佐证——
“荆州地区大事记”说：
1960年，1月，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一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一些地方提前一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同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推广孝感的开荒经验，会上提出：“要狠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多种、高产、广收”。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12月，本年冬，全区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农村治疗“新四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干瘦、闭经和子宫脱垂）。（P27）
这一记述中的“浮肿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将饿死者的代称，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大约就是因为出了大面积饿死人之事故吧。而“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可见当时大面积饿死人主要是人祸——已经在饿死人了，还在大力推广极左的形式主义，结果更加重了饿死人的悲剧。
据《荆州地区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变动表”记述：全区人口1959年为629.19万。1960年降为628.11万，一年之中人口不仅未增长反而减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15844人，按照荆州地区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数，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约7万余人，死亡率达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点八个百分点；而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增长数只有3521人，比1958年减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8%降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县1960年人口增长7125人，人口增长率达15.52%（《洪湖县志》P88），分别比荆州地区的相关指标多10.7%和14.9%。如果没有洪湖县不但没饿死人而且惊人的高出生率，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负数。
据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洪湖县没饿死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确有其事。
救命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许多洪湖人回忆说，当年洪湖县之所以没饿死人，关键是以李金玉为班长的洪湖县委创造性地实行了“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为什么能在洪湖实行“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说，这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不想昧着良心升官，因此不会只管曲意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第二，我了解实际情况，我骑一辆自行车下乡，天天在下面跑，我知道农民吃不饱，那时队里分口粮，每月一分，农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粮。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农民多分点自留地，要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尽管当时中央文件不许自留地里种粮，我也只当没那个文件。我对农民们说，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坛子罐子装满，确保每月那二、三天你们有粮食吃饱，吃饱了有劲生产。我就是这么个简单感情，根本没什么理论，就是要让农民天天吃饱。打我心里来讲，如果让群众吃不饱，当个什么县委书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感情，让我在洪湖出了个“坛坛罐罐招”，后来把这说成是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文化革命批我的时候，群众都流泪水，农民们对地委派来的“极左工作队”说，你要斗他？不是他，早把你饿死了——1960年，洪湖县一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
第三，我有一个团结的县委班子。洪湖县委的副书记、县长，都和我一样的追求：当官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他们都为这个追求付出了惨痛代价——薛坦接说我是“反党集团”，“带坏一代人风”，就是指我们县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结果，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许多区社干部，都受到株连。
那时洪湖县在李金玉“坛坛罐罐招”的推动下，农村集贸市场一片火红，农民们不仅有粮吃了，还有了零花钱。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后，洪湖县农民又开始过紧日子了。
据《荆州地区志》记载——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提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定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薛坦任总团长兼党委书记。随后成立洪湖社教分团，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一个意见惹火烧身
洪湖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饿死一个人的政绩，曾受到四方好评。但薛坦说，这个成绩不能只看作洪湖县委的，因为是荆州地委领导洪湖县委，而不是县委领导地委。薛坦这时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纳为自己的政绩。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来，他就改变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遭受残酷打击报复。
李金玉记得，在薛坦降为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时，曾到洪湖县“帮助工作”。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见，李金玉直言说：你机关工作很熟悉，搞农村工作恐怕还要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不能唯上唯书呀。没想到，就是这句话，让薛坦记恨在心，结果惹火烧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职查处；1965年10月，监利县委书记王永禄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团”副团长的便利，将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整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材料，但薛坦还嫌不够，要求再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材料七拼八凑了一个“反党集团”报告，薛坦就根据这个报告，既不经总团党委集体研究，又不上报省委，就在洪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洪湖县委有个“反党集团”，“带坏了一代人风”……然后开始对李金玉实行批斗，将其工资由14级的138元降为只发生活费26元，下放劳动。整个处理过程，始终没有一份正式材料让李金玉签字，以至于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时，却怎么也查不到当年定李金玉为“反党集团”的正式文件。后来的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说，当时对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长张体学也说过，省委根本就没见过“洪湖县委反党集团”的材料。
这样，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竟无据鸣冤，无反可平。其时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年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浪费了。
就这样也罢了，李金玉还有一个“夕阳红”的机会——1980年，洪湖县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选举李金玉为县长，洪湖百姓忘不了当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红派”（ “保皇派”）和“钢派”（“造反派”）两派都拥护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队”批，洪湖人没有一个人批李金玉。这在文革时干部总要受到一派反对的形势下是极为罕见的。但是，选举李金玉为县长这一人民公意被上面以行政手段拒绝了，以种种口实坚决要把李金玉调离洪湖县。因为此时的薛坦已贵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更升官省委副书记），“口含天宪”，于是便以“调动工作”的名义安排李金玉当一个副处——让李金玉离开洪湖到沙市的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当第六副处长。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离开洪湖，上万百姓干部拦车相送，洪湖县城一片泪光。
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1981年的一天．时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王永禄，登门看望李金玉，对自己在“四清”运动中落井下石的行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终没有与李金玉见面，更没有道歉。
官场实在太无情了，当年饿死近10万人的责任者，无端报复“爱民官”的人，却一再高升，而“爱民官”却屡屡蒙冤，且无反可平，永难昭雪。
李金玉的一儿一女都在从事教育职业，临终前，他再次叮属孙儿：永远不要进官场！但是李金玉对自己当年抗极左救百姓并不后悔，他觉得自己一生有两件直得骄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没有和许多“南下干部”一样，和老家的老婆离婚另娶新欢，一生都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婆婆恩爱一起。虽然他也深感两个遗憾：刚来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况不熟未能保护一些“右派”；对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史实他一直不敢对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后的关头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像有些人死后，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门为他祝福；当他八十岁生日时，二十几个洪湖人竟然不约而同前来为他做寿，献上了“金秋傲菊驱风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贺联——
老干部孙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赋词，满怀敬意地写下了《敬贺李金玉老八十寿辰》
高山夕照彩霞绚，李公八十华诞。友好恭贺，黎民问好。岂忘齐鲁鏖战，挥刀湘楚汉，死生莫限。僻壤穷乡，粗茶淡饭，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难犯，十五载沉冤，无悔无怨。喜看而今，胸怀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传到洪湖后，人们纷纷自发哀悼，有人仰天长叹：百里洪湖啊，你真是一块沉冤之地？“洪湖赤卫队”时期有军长段德昌被极左派夏曦以“肃反”冤杀，文革时期有县委书记李金玉被“大跃进”派薛坦以“反党”冤整，洪湖水呀长又长，冤魂代代相承传！
有人秉笔直书：《荆州地区志》不敢据实记载1960年因极左政策造成“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的史实，是李金玉始终不能彻底平反的关键——李金玉冤案若彻底昭雪，必然要牵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悲剧及其责任者，而他们至今仍在当权或仍有余威。地方志如此文过饰非——《荆州地区志》不知还省略了多少类似“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重要史实，全国不知有多少新编地方志与《荆州地区志》一样在省略“人吃人”之类的悲剧——哪里还能再出现李金玉呢？恶劣的环境变化可以使恐龙灭绝，亦可以使李金玉绝迹！
人们只好纷纷献词呼唤李金玉——
一个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遗像前题词道：
“秉性傲严寒，毅然斗志强。狂风知劲草，雪压更轩昂。玉洁显光泽，冰清吐异香。一生无媚骨，千古献芬芳。”
原新四军老战士杨立民给李金玉献词——
“六十年爱民生涯，实事求是廉明新风范。八千里征程蒙冤，大义凛然坎坷任由之。”
许多人更提议，要集资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为李金玉树一座高高的铜像，上书 “救民县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个金字，以警后来为官者——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然而，这个纪念会有实用么？自从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职，洪湖人就一再感叹：世间已无李金玉——这么多年来，再也没见到如李金玉一样的好干部！
如果连地方志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钟荆”“人吃人”事件中的丰功亮节，今日有志于“李金玉”的年轻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极怕死得不明不白。
（2002年10 月 13-19 日）
补记：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汉市采访了八十五岁孟筱澎老人。孟筱澎是李金玉任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洪湖县委任书记时的老上级，从1953年7月至1960年任中共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离休时是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孟筱澎是否知道：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也许是他的耳背，孟筱澎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正面说清楚。但他给我一份他亲手写的《我的主要经历简史》（打印稿）中，却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1959年春，薛坦主持地委工作（王仍谦任书记），他同梁久让在石首蹲点，抓早稻下秧，提倡越早越好，口号是‘一早百早’。当年早稻烂秧，粮食大减产，到1960年春，全区饿死人约计10万之多。”
这说明，京钟荆饿死10万人的事实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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