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8年6月,毛 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
,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 明显不满: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直言不讳地批评说: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最后,毛 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粟裕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参考
6月23日和29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粟裕做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b/]
关于粟裕，（本文只涉及与粟裕有关的内容）
毛主席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导者，他 严厉指责粟裕“骄傲”、“自大”。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前一阶段集中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后一阶段集中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名义上是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负责召开的。
实际上，要批斗像刘伯承和粟裕这样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没有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首肯，是绝对办不到的；
而仔细考察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前后过程，从毛主席多次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就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采用的方式”以及“决心开好会议”的讲话和具体指示，也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真正主导者是毛主席。
因此，5月27日正式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批判粟裕的所谓“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所谓“一贯反领导”、“向党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里通外国”等等“错误”时，由于粟裕的功劳等实在难以进行下去。
5月30日，黄克诚大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6月7日，毛主席写信给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
6月9日，黄克诚再次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
“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
于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人数便由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原先粟裕只须面向50人的小会作检讨，后来却要面对1000人的大会挨批斗，他大会小会检讨了8次也无法过关，与会的某些人硬是摆出一幅非要把他“批倒批臭”不可的架势。
就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主席发话：
“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这句“不能说都是为私”的话实在耐人寻味，现在有关文章大都说毛主席这句话是为粟裕开脱，“实际上保了粟裕”。
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还是有“为私”的错误，必须批判；“不都是为私”，故批判应适可而止、留有余地。
7月14日，粟裕在第二次批判大会上作检讨，在强大压力下把硬加给他的那些“错误”几乎都承认了。
主持批判会的陈毅元帅已经领悟到毛主席讲话的用意，于是粟裕检讨完他立即带头鼓掌表示通过，这才使粟裕勉强过关。
第二天陈毅在大会上说，粟裕昨天的检讨“我认为很好”，“他转了就很好”。这“转了”的含义分明是认定粟裕“有错误”（即“个人主义”），因为他现在检讨了、认错了，所以是“转了”，所以“就很好”。
不久，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粟裕说：
“粟裕比较骄傲些，胜利多了，冲昏了头脑”，“老子天下第一”，“粟裕的经验主义是有自大的一面”，“你总有一些东西要暴露出来，这次就暴露了”。尽管粟裕在之前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已经作了“深刻检讨”，把指责他的“错误”都违心地认了下来，但是毛主席仍然揪住不放，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竟然指名道姓地说粟裕是军内的“坏人”（还写入了中央文件），不依不饶。
8月31日，党中央决定撤销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调军科院任副院长。邓小平找粟裕谈话说：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
就这样剥夺了粟裕将军这位“战神”接触野战部队的权利。而对粟裕的所谓“错误”，并未做出“组织结论”或“正式决定”，是采用什么“口头传达”的方式，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其效果是“全党全军皆知”。
令人惊诧的是，1960年1月毛主席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意对参加会议的粟裕说：“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明明是毛主席自己当年指令批判会“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决定会议扩充人数加大压力以及后来点名粟裕是军内“坏人”，此时竟不顾事实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说来也可悲，有些人（包括有的共产党被批判者）
总是一相情愿地理解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的“不能说都是为私”被说成是“保了粟裕”，违背事实的
“你的事可不能怪我”被想象成“代表中央”为粟裕“平反”。
总之是没有搞懂毛主席那些话的真实意图，因而每每期望变成次次失望就在所难免了。
错误批判粟裕等将帅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
关于1958年对刘伯承、粟裕等将帅错误批判的责任问题，当事人的传记、有关文章以及研讨会发言等等，大都竭力回避毛主席应负的主要责任。毛主席在世时，这个问题是进入不得的“禁区”，谁敢进入谁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突出的事例是，在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对批判刘伯承“教条主义”不服，说
“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那句“毛主席批准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当场摘掉帽徽领章拉出去关押起来，之后被开除军籍下放“改造”。
“文革”中旧事重提，蔡铁根同志坚持自己没罪，说诬陷他是“大右派”的人才有罪，结果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毙（处决报告由当时的南京军区和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
毛主席逝世后直至今天，许多人出于对老人家的热爱和敬重等等可以理解的原因，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毛主席对1958年错批那些将帅的责任问题。
他们常常是就事论事，要么谈论当年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要么细说几位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历史嫌隙”，要么描述批判者“泻私愤”的各种过激言行，目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主要责任”算到彭德怀头上，或者推到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后起了重要作用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人身上。
不错，上述几位重量级人物确实有各自的责任，特别是由于彭、聂与粟裕在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加之存在某些“个人恩怨”，使他们（尤其彭）在对粟裕错误批判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能否批判粟裕等人的最终于决定者毕竟是毛主席，而不是彭德怀等人。
假如“主要责任”在彭德怀，那么1959年他就被“彻底打倒批臭”，而一年前被错批的那些将帅依然长期没有获得平反昭雪又作何解释呢？
说到彭德怀元帅的责任问题，应当提及肖克将军讲过的一段话：“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代他向我道歉，说‘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到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总而言之，1958年对刘伯承、粟裕、肖克等将帅错误批判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
若不是毛主席决心要整倒刘、粟等人，任何人想整也整不倒像他们这样有突出贡献的著名将帅，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不争的事实。
肖克将军《回忆录》中的一个“注”，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事实。
《回忆录》提到1978年11月总政发出改变肖克1958年结论的通知说，
“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
肖克在“借机整人”后面加了一个注：“恐怕彭林都是踩着锣鼓点跳的”。
究竟彭林踩着“谁”的锣鼓点跳，萧克将军此话所指不言而喻。
“文革”中，毛主席再次起用粟裕将军。
看来一是粟裕确有才干，虽被打入冷宫已近十年，但毕竟威望仍存；
二是此时大部分将帅或被“打倒”或“靠边站”，无人可用；
三是当年批判粟裕时留有余地，没有“彻底打倒”，再用也说得过去。
尽管粟裕将军重新担任了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国家为军队做出了新贡献，但他却一直未能从冤案中解脱出来，致使他长期感到这是压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内心深为痛苦”（粉碎“四人帮”后将军首次写申诉报告用语）。
显然，当时粟裕能否平反的大权依然掌握在毛主席手中，他对粟裕的态度似乎是“用归用”，平反之事别想。
由此可知，毛主席直到那时也没有认为1958年批判粟裕等将帅是错误的。
毛办事从来不出面。（见 单少杰 的文章 毛 整人与怕史—毛 三十周年祭）
比如
打倒罗瑞卿 贺龙 他说是林总干的.....
打倒肖华，他说是 杨勇干的....
延安整风是康生搞的，他再解放被整的。
土改派康生搞极左，逼刘出来承担责任。
大跃进饿死人，他说是革命不彻底，基层让反革命掌权..
,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 明显不满: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直言不讳地批评说: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最后,毛 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粟裕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参考
6月23日和29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粟裕做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b/]
关于粟裕，（本文只涉及与粟裕有关的内容）
毛主席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导者，他 严厉指责粟裕“骄傲”、“自大”。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前一阶段集中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后一阶段集中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名义上是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负责召开的。
实际上，要批斗像刘伯承和粟裕这样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没有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首肯，是绝对办不到的；
而仔细考察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前后过程，从毛主席多次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就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采用的方式”以及“决心开好会议”的讲话和具体指示，也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真正主导者是毛主席。
因此，5月27日正式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批判粟裕的所谓“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所谓“一贯反领导”、“向党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里通外国”等等“错误”时，由于粟裕的功劳等实在难以进行下去。
5月30日，黄克诚大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6月7日，毛主席写信给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
6月9日，黄克诚再次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
“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
于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人数便由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原先粟裕只须面向50人的小会作检讨，后来却要面对1000人的大会挨批斗，他大会小会检讨了8次也无法过关，与会的某些人硬是摆出一幅非要把他“批倒批臭”不可的架势。
就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主席发话：
“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这句“不能说都是为私”的话实在耐人寻味，现在有关文章大都说毛主席这句话是为粟裕开脱，“实际上保了粟裕”。
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还是有“为私”的错误，必须批判；“不都是为私”，故批判应适可而止、留有余地。
7月14日，粟裕在第二次批判大会上作检讨，在强大压力下把硬加给他的那些“错误”几乎都承认了。
主持批判会的陈毅元帅已经领悟到毛主席讲话的用意，于是粟裕检讨完他立即带头鼓掌表示通过，这才使粟裕勉强过关。
第二天陈毅在大会上说，粟裕昨天的检讨“我认为很好”，“他转了就很好”。这“转了”的含义分明是认定粟裕“有错误”（即“个人主义”），因为他现在检讨了、认错了，所以是“转了”，所以“就很好”。
不久，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粟裕说：
“粟裕比较骄傲些，胜利多了，冲昏了头脑”，“老子天下第一”，“粟裕的经验主义是有自大的一面”，“你总有一些东西要暴露出来，这次就暴露了”。尽管粟裕在之前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已经作了“深刻检讨”，把指责他的“错误”都违心地认了下来，但是毛主席仍然揪住不放，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竟然指名道姓地说粟裕是军内的“坏人”（还写入了中央文件），不依不饶。
8月31日，党中央决定撤销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调军科院任副院长。邓小平找粟裕谈话说：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
就这样剥夺了粟裕将军这位“战神”接触野战部队的权利。而对粟裕的所谓“错误”，并未做出“组织结论”或“正式决定”，是采用什么“口头传达”的方式，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其效果是“全党全军皆知”。
令人惊诧的是，1960年1月毛主席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意对参加会议的粟裕说：“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明明是毛主席自己当年指令批判会“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决定会议扩充人数加大压力以及后来点名粟裕是军内“坏人”，此时竟不顾事实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说来也可悲，有些人（包括有的共产党被批判者）
总是一相情愿地理解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的“不能说都是为私”被说成是“保了粟裕”，违背事实的
“你的事可不能怪我”被想象成“代表中央”为粟裕“平反”。
总之是没有搞懂毛主席那些话的真实意图，因而每每期望变成次次失望就在所难免了。
错误批判粟裕等将帅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
关于1958年对刘伯承、粟裕等将帅错误批判的责任问题，当事人的传记、有关文章以及研讨会发言等等，大都竭力回避毛主席应负的主要责任。毛主席在世时，这个问题是进入不得的“禁区”，谁敢进入谁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突出的事例是，在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对批判刘伯承“教条主义”不服，说
“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那句“毛主席批准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当场摘掉帽徽领章拉出去关押起来，之后被开除军籍下放“改造”。
“文革”中旧事重提，蔡铁根同志坚持自己没罪，说诬陷他是“大右派”的人才有罪，结果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毙（处决报告由当时的南京军区和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
毛主席逝世后直至今天，许多人出于对老人家的热爱和敬重等等可以理解的原因，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毛主席对1958年错批那些将帅的责任问题。
他们常常是就事论事，要么谈论当年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要么细说几位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历史嫌隙”，要么描述批判者“泻私愤”的各种过激言行，目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主要责任”算到彭德怀头上，或者推到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后起了重要作用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人身上。
不错，上述几位重量级人物确实有各自的责任，特别是由于彭、聂与粟裕在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加之存在某些“个人恩怨”，使他们（尤其彭）在对粟裕错误批判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能否批判粟裕等人的最终于决定者毕竟是毛主席，而不是彭德怀等人。
假如“主要责任”在彭德怀，那么1959年他就被“彻底打倒批臭”，而一年前被错批的那些将帅依然长期没有获得平反昭雪又作何解释呢？
说到彭德怀元帅的责任问题，应当提及肖克将军讲过的一段话：“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代他向我道歉，说‘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到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总而言之，1958年对刘伯承、粟裕、肖克等将帅错误批判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
若不是毛主席决心要整倒刘、粟等人，任何人想整也整不倒像他们这样有突出贡献的著名将帅，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不争的事实。
肖克将军《回忆录》中的一个“注”，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事实。
《回忆录》提到1978年11月总政发出改变肖克1958年结论的通知说，
“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
肖克在“借机整人”后面加了一个注：“恐怕彭林都是踩着锣鼓点跳的”。
究竟彭林踩着“谁”的锣鼓点跳，萧克将军此话所指不言而喻。
“文革”中，毛主席再次起用粟裕将军。
看来一是粟裕确有才干，虽被打入冷宫已近十年，但毕竟威望仍存；
二是此时大部分将帅或被“打倒”或“靠边站”，无人可用；
三是当年批判粟裕时留有余地，没有“彻底打倒”，再用也说得过去。
尽管粟裕将军重新担任了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国家为军队做出了新贡献，但他却一直未能从冤案中解脱出来，致使他长期感到这是压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内心深为痛苦”（粉碎“四人帮”后将军首次写申诉报告用语）。
显然，当时粟裕能否平反的大权依然掌握在毛主席手中，他对粟裕的态度似乎是“用归用”，平反之事别想。
由此可知，毛主席直到那时也没有认为1958年批判粟裕等将帅是错误的。
毛办事从来不出面。（见 单少杰 的文章 毛 整人与怕史—毛 三十周年祭）
比如
打倒罗瑞卿 贺龙 他说是林总干的.....
打倒肖华，他说是 杨勇干的....
延安整风是康生搞的，他再解放被整的。
土改派康生搞极左，逼刘出来承担责任。
大跃进饿死人，他说是革命不彻底，基层让反革命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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