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罗学蓬著：《沈志华眼中的朝鲜战争》每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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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罗学蓬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沈志华眼中的朝鲜战争》
罗学蓬著

金日成为何能脱颖而出


——沈志华在论文与专著中披露的涉及到苏、中、朝三国的秘密档案就有数百件之多，而且还有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

1950年4月20日,沈志华出生的那一天，斯大林和金日成正在莫斯科商议和筹划发动朝鲜战争。也许命中注定，他会在半个世纪后要穷尽心智地来研究这一场战争。
在几年收集和整理俄国解密档案的过程中，沈志华陆续发现和找到了500余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结合近年来中国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他深感以前人们对朝鲜战争起因和背景的了解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认真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这样一段最为重要的、与每一个中国人都休戚相关的历史，并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比普通学者占有近水楼台之便。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太注重学术性，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
90年代中期，即沈志华从莫斯科、华盛顿购回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以后，其中有关朝鲜战争部分对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冲击。沈志华据此写成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以及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均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新一波研究热潮。沈志华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一些崭新的观点，对朝鲜战争全新的解读，更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那么,就让我们随着沈志华深邃独到的目光，来重新审读那一场巳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争吧。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使中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从客观效果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近十余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也是50多年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当中最热门的领域。十年以前，中国方面的档案全部没有解密，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主要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但全都是瞎猜，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档案。到底斯大林怎么想的？毛泽东怎么想的？金日成怎么想的？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十年后，各国档案不断地解密。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1994年金泳三总统访问俄国时，叶利钦把一大批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送给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中国也不得不公开了一部分与此相关的档案。
但随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拿着同一份档案，解读却大相径庭，争论也非常大。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看法更是不尽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关于决策动机的问题。
简而言之，两个问题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者是因为很多档案还没有解密，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依然深藏不露，这就很难让人完整地了解到，决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是怎么样讨论的。即便是沈志华千辛苦万苦买回来的档案，绝大多数是斯大林或以斯大林名义在那一时期发出去的电报，或者他下达的命令、指示。会议纪录之类的文献巳经解密部分他全买回来了，但尚未解密的他就没办法了。二者，中国档案则是更多的还没有解密。当然还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档案，比如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那几次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历史的空白。没有档案的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允许记录.所以沈志华现在就只能根据他巳经掌握的档案，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再加上其它与此相关的有记录的会议留下的档案资料，来对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决定，或者发出的电报，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然后做出合理的推论与判断。
国外史学界长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协议的。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和日本更是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
然而，沈志华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全然不同。他认为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纯属被动行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策划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把毛泽东蒙在鼓里，毛泽东后来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战更是迫不得已。沈志华从他掌握的文献中清晰地看到，1950年1月28日斯大林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回中东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报告两天以后，也就是1月30日，就作出了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
斯大林经过冥思苦想，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朝鲜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1945年8月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就巳经对战后远东的局势有了他的设想。波茨坦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对日作战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打太平洋和日本本土，苏联负责消灭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由谁负责，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分工。主要是谁都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美国人一扔原子弹，苏联150万大军立即分三路杀入东北，其中，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挥戈进入北朝鲜，很快便占领了平壤，并立即乘胜向汉城挺进。

8月10日，美国人突然意识到整个朝鲜半岛倘若全被苏联人控制在手中，今后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威胁。美国国防部受命立即向苏联提出建议，美苏军队分区占领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
美国国防部赶紧在这一天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北纬38度线以北，美军负责该线以南接受日军投降事务。
历史常常会因人为的因素而变得来让后人啼笑皆非。匆忙中承担划线任务的是美军上校查尔斯.H.博尼斯蒂尔。他铺开一张朝鲜地图，拿起鸭嘴笔，在狭长的朝鲜半岛大约各占50%的地方拦腰划出一条线来。这落在地图上的一道蓝色印痕，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假如博尼斯蒂尔上校把受降线划在鸭绿江或对马海峡上，人类恐怕就不会有不久后发生的那场战争了。
美国国防部单方面划完线后，并没有奢望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在预案中给苏联人留了很大的余地。沈志华从美国国防部解密的档案中看到，那时候就算是苏联人坚持要求把汉城给他们，美国人也是打算同意的。因为苏联红军巳经兵临汉城，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远在600多海哩外的冲绳岛呢。
但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国防部谁都没有想到，两天以后，斯大林回电说，行，就以三八线为界。当时美国人为斯大林近乎愚蠢的慷慨非常惊讶，甚至开玩笑说斯大林脑子出问题了，给他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他都不要。后来杜鲁门仔细看了斯大林的回电，才明白真要是严格地按照这样区分，斯大林可捡大便宜了。因为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三八线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们苏联红军要求，所有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海洋与领空均以三八线分界。
原来，三八线往东延伸，就把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划到了三八线以北。杜鲁门赶紧给斯大林回了个电报，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商量，但这个事情不归我管，你们可以直接跟麦克阿瑟谈。斯大林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给麦克阿瑟阿瑟发了个电报，马上下令巳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则命令巳经控制了千岛群岛的苏军迅速进驻日本北海道。可没想到麦克阿瑟的口气相当强硬，回电说：“你们胆敢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本土，我马上下令扣押你们在远东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当人质。”
斯大林知道麦克阿瑟这个火气挺盛的老兵可不是说说玩儿的，真要打起来就笃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没办法，只好命令满载军队的舰队掉头返回千岛群岛，无奈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一切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联红军强行在北海道登陆而与已经占据日本本土的美军发生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不顾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军完全有条件抢在美军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难堪。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既然是保持守势，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把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英、中四国托管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政府。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不仅大肆拆运朝鲜北方的工厂机械以充作战利品，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却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全力去扶植一位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斯大林后来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沈志华认为，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它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
194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盟国会议上，决定美、英、中、苏四国对朝鲜进行托管，因为朝鲜3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没有军队，也没有行政官员，盟国觉得朝鲜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决定先由盟国帮着管一管，所以占领南方的美军在南朝鲜成立了一个军政府，占领北方的苏联第25集团军在北朝鲜也成立了一个民政府。
1945年10月10日，苏联用“普加乔夫”号货轮把包括金日成在内的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送到元山港登岸。到了1946年初，苏联红军就逐渐地把权力向这批朝鲜同志手中转移。
在1948年以前，斯大林的战略布署一直是打算把北朝鲜控制在他手中，并没有向南朝鲜渗透的意图，因为通过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已经在中国辽东半岛轻易地获得了一个通向太平洋的不冻港，朝鲜半岛在他的棋盘上已无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当南朝鲜劳动党受到李承晚血腥围剿的时候，斯大林也坐视不管。他认为，既然三八线巳经划定，那么三八线以北是我的势力范围，以南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在这块没有军事价值的地盘上跟强大的美国人发生任何冲突。到1948年底，斯大林的第25集团军巳经把北朝鲜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而南朝鲜则不同，因为美国人在那里搞民主政治，左派右派整天在议会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看上去显得乱纷纷的。而北朝鲜不搞民主，也不需要什么议会，所有事情就金日成一个人说了算，谁敢反对就是自取灭亡，所以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经济巳开始恢复。斯大林觉得放心了，于是决定于1948年12月开始撤军。但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是，我撤，你美国人也必须撤。可美国人在南朝鲜搞的民主社会还是一个烂摊子，连究竟让谁上台的问题，也还没有确定。
当时李承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是金九。李、金二人各有优势。论威望，金九比李承晚大得多，死后被誉为朝鲜独立之父。金九号白凡，毕生投身于反日独立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金九和大批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寻求救国之道。当年4月，金九在上海参与组建韩国临时政府。1939年年，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成为海外反日流亡运动的中坚。金九率韩国临时政府流亡中国期间，坚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以及扭转韩国独立运动孤立无援的状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暗杀日本重要人物成为金九的主要斗争手段。为此，他策划和组织了多次著名的暗杀行动。1932年初，金九派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本天皇功败垂成。同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这一天，他又派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举行的盛大庆典上，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军政要员。
1945年日本战败，金九带领韩国临时政府回国，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积极奔走呼号。他坚决反对美国和苏联对朝鲜进行托管，支持南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建立统一的国家。为此，1948年4月19日他穿过三八线，前去平壤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商讨建立统一独立的新国家的问题。
1949年6月26日，半辈子策划组织暗杀重要人物行动的金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阴沟里翻船，倒在了前朝籍日军士兵安斗熙的枪口之一。不过，许多年后，金九却和中国的孙中山一样，被奉为朝鲜独立之父，受到了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共同的尊崇和怀念，在如今的南北朝鲜，都塑有金九白凡的铜像。
金九被剌，替亲美的李承晚扫清了竞争对手，南朝鲜总统自然非他莫属。




*.*.*.* 2009-10-22 1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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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要求美国同时撤军时，金九尚在，南朝鲜究竟该谁上台也还没弄清楚，美国人有些犹豫不决。斯大林也不管美国人的态度，下令苏联红军撤军，到这年的12月底，除留下3500名军事顾问，第25集团军全部撤回了国内。
苏联红军撤走后，美国国防部也在研究南朝鲜的局势，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与苏联人不谋而合，认为南朝鲜没有军事上的战略价值，驻军毫无必要，遂下令美军撤出，到1949年6月，美国人也撤走了。但和苏联人一样，也留驻有美军顾问团，帮助指导和训练南朝鲜军队。
如同南朝鲜政坛有李承晚、金九二虎相争一样，金日成也有一个有力的对手，斯大林最初看中的是曹晚植而并不是年龄太轻级别太低影响也不大的金日成。曹晚植在北朝鲜的地位相当于印度的甘地，在当时的北朝鲜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职业革命家。但是曹晚植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由盟国托管朝鲜，他到处发表演讲，质问美、苏、中、英列强：“凭什么我们朝鲜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非要你们外国人来帮着管？”这就惹得斯大林很不高兴了，我把你扶起来你居然还敢不听我的招呼，那就下去好了。不久，曹晚植就莫明其妙地失踪了，怎么失踪的？传言离奇诡谲，多年来韩国学者费尽心血，想寻出真相，可没有档案，使这桩神秘的失踪案，成为了朝鲜近代史上一个至今也未能解开，而且很可能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曹晚植神秘蒸发后，斯大林让驻朝苏军顾问团重新推荐一个人，这次推荐出来的，就是金日成。顾问团给斯大林的推荐电报说，金日成又年轻又能干，是苏联支持和扶植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也称88旅）的一名出色的营教导员，在伯力生活训练了很长时间。
2004年底，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巴奇达列夫探访到95岁的苏联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从梅克列尔那里，一段关于金日成的、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终于被揭开。
据梅克列尔回忆，金日成在回到朝鲜之前便巳经引起了苏联高层的注意。
1945年中旬，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刚刚解放北朝鲜之后，梅克列尔作为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被叫到了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的办公室，他进去后，看见第2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捷林杰•什特科夫中将也在座。（1948年11月、什特科夫成为苏联驻朝鲜的第一任大使）
在简短的谈话中，元帅指出：“哈巴罗夫斯克郊区有我们一个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旅，该旅下辖部队主要有两个营：中国营及朝鲜营。你应当去那里并了解这个旅。和自己人谈谈，全方位地检查一下朝鲜营营长金日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旅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看起来，金日成并不是只会说自己的朝鲜语，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也知道一点俄语，虽然带有很重的口音，但却可以用于交谈。在和我的谈话过程中，他展示了一种思考能力及对时局评价上的成熟。我们认识了。我也和他的手下谈了话。而且还出席了一次训练课，那堂课就是由金日成自己指挥的。他向我展示他是一位要求严格、认真但却在战士当中享有尊敬及爱戴的人。
　　总之，我在造访第88旅时从金日成身上所发现的这些素质，我都在自己写给元帅的报告中写上了。看起来，在选择金日成作为候选人一事上，我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天，我带着金日成赶到了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当金日成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之时，我们从他的胸前发现了苏联红旗勋章。我抓起他的手用力握了起来，祝贺他得到了勋章……
　　根据同一命令，第88旅216名军人因“战功”及“勇敢”分别被授予了红旗、红星勋章及奖章，另有58人在9月10日被奖赏。
在战争年代，第88旅因何而如此著名？首先是因为其是一支独立旅，属于一支侦察佯攻部队，直接隶属于远东军侦察处。其成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那些年里，与日伪军作战时受损严重的游击队会定期转移到苏联，在那里得到所有坚持战斗的必需品再返回东北。
1941年7月中旬。在德国进攻苏联而且日本有可能进攻远东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在这批抵抗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第88独立旅。部队主要由中国人及朝鲜人组成，其中包括抗联战士、华裔及朝裔苏联人及苏联少数民族成员。中国人在部队中占大部分，朝鲜人只占到了10%。
　　旅里的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但他们的副手都是苏联军官。这支部队被列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之内，所以，从排长以上的指挥官开始，军官们都有军衔。而且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率，远东军指挥部还为该部队装备了新式武器。
金日成作为营长，他不只一次地从自己的首长处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纪律严明，做事认真，对部下要求严格。作为所有朝鲜人当中军衔最高者，第一营营长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中心，其他军官———挂有苏军军衔的朝鲜人都聚拢在他的周围。
他最大的特点是，他只听苏联顾问的建议,而对他的中国上司，常常会表现出貌恭实踞的态度。
　　给金日成授勋之后，麦列茨科夫元帅把梅克列尔叫进去说道：“请研究这个人，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人。”
　　梅克列尔再次遇到金日成已经是在平壤了，第25集团军司令部及政治部都设在那里。曹晚植神秘失踪后，莫斯科立即采取积极的步骤开始在北朝鲜树立金日成的个人形象：年轻，精力充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前苏联红军侦察大尉。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金日成的指南。
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的露面，就是由第25集团军政治处及司令部准备并布置的：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金日成首次正式露面。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迅速广为人知的人物。
梅克列尔伴随金日成整整一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每天早上，梅克列尔到他那里，问候完毕之后就开始制订工作计划。他几乎从没有和苏联人争吵过。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
当时，为了回击李承晚部的反宣传，吹散关于金日成的任何疑云，苏军政工人员组织年轻人及记者徒步到金日成出生的村子里，那个村子距离平壤约有10公里的路途。在见面会上，所有农家的居民都被聚集到了一起。摆了一次盛宴，活动组织得非常愉快。金在多年的异国他乡流浪之后，他首次见到了自己的绝对高龄的奶奶，爷爷，及侄子。其他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这次会面也拍了照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17岁的侄子被金日成带在了身边，并很快被任命为朝鲜青年联盟中央的书记。当时，金正日仅有3岁，梅克列尔把他抱在怀里，让随行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金日成的确很年轻，那一年才32岁。他心气极高，统一南北朝鲜是他最大的愿望。
对金日成的脱颖而出，美、韩两国学者长久以来的的看法是：斯大林看中金日成，就是因为他资历浅，影响力小，跟大名鼎鼎的崔庸健、武亭没法比，甚至与同样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方虎山、李德山相比也难望其后背，手中没有实力，便于控制。再加上长期在苏联红军中生活，对苏联人有感情——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受中共控制。
中共上层对当时的金日成全然不了解，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朝鲜新政权核心的理想人物理当是崔庸健、武亭这样的朝鲜同志，他俩的资格都很老，在朝鲜的影响也相当大。崔庸健毕业于中国云南讲武堂，是朱德的小师弟，后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因为需要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苏联人抢先把金日成等66名朝鲜籍军官送回了国内。崔庸健后来归国担任朝鲜民族保卫省省长（国防部长），战后晋升为元帅，相继担任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要职，被称为“朝鲜的朱德”，1976年病逝于平壤。他也是少有能得以善终的延安派主要领导人之一。
武亭的一生比崔庸健更具传奇色彩，他也是年青时来到中国，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炮科，24岁时便在军阀部队里官至炮兵中校。1925年20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是上海工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后来进入江西苏区，成为彭德怀手下的一名战将。彭在其“自传”中，谈到了这位朝鲜部下：“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彭德怀对武亭的信任还可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彭德怀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派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联系。”
武亭后来又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特科学校校长、红军首任炮兵团团长。长征到达延安后，成为中央军委的一名外籍委员，后来奉中央之命到太行山区创建朝鲜抗日义勇队。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
武亭率领7个支队数千名朝鲜抗日义勇军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却被苏联红军拒之国门之外。独自前往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允许部分干部回国，但是，他们必须“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显然，武亭没有选择。朝鲜抗日义勇军遵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就地改编成4个团，马上卷入到巳经爆发的中国内战之中。
10天以后，武亭率领82名干部——也就是后来延安派的核心——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前来欢迎这些回国的职业革命家。只有几个苏联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了军队，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的是不可知的命运。直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才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太平洋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和崔庸健一样，也是忠于中共的讨厌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带回去的延安派干部非常冷淡，但武亭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武亭回国之前的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行政局选举中，缺席的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曹晚植。当武亭回到北朝鲜，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因为他把随他从中国回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失去了党内领导职务改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炮兵司令的武亭更加失意。在1946年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同志们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他一个人呢？”
“一个人”谁都知道就是金日成，显然，这种只图痛快的感情上的发泄对性如烈火的武亭的政治生涯极其有害，金日成绝对不会对他的大不敬充耳不闻，他在等待下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