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长叹饶漱石,真的冤啊! zt

一声长叹饶漱石,真的冤啊! 　　　

　 以前经常看到报纸,书本上这样写,高岗饶漱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毛批判的第一批人,也是罪名最大的,分裂祖国啊!我一直以为是真的,刚才无意中看到这段文章,才知道饶漱石是受了整,现在论坛中一直觉得粟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四人帮倒台后,粟总还是被部分平反了,而且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可饶漱石直到2007年为止,都还没有被平反,更没被公正的对待,导致我们这些后人,一直以为高岗饶漱石是建国后的阴谋家,反革命,不知道这种错误的认识还要持续几代人!! 　　　
　在张雄文博客中,一位老人说饶漱石没平反的原因是他没后人,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从来没有人去为饶漱石争取平反吧!真是可怜,可悲,可叹啊!真希望有人能为饶漱石说说话,错误的当然要批判,可确实是冤枉的为什么不恢复人家的名誉呢? 难道要让后世子孙把这错误一直继承下去吗? 　
（附张雄文博客：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三）
十六
Z老说：华东局一把手饶漱石很赏识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华野“七月分兵”失利后，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谭震林，却指责负责华野军事的粟裕部署、指挥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写了一封信，先给陈毅看，陈毅同意谭的观点。（此事可见《粟裕传》及《粟裕年谱》）
粟裕当即向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不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一两仗未打好不要紧，还叫他单独赴鲁西南，去指挥华野主力部队。同一天（8月6日），华东局饶漱石也发来电报，热情安慰粟裕。见此情景，陈毅忙于当天中午向中央及华东局发电报，表扬粟裕，说：“最近粟裕、陈赓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刘并肩前进。”还承认了“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但其实电报一开始就提到了谭震林的信，说“对粟有帮助。”（可见《粟裕年谱》）一般的文章只摘录半截，以为陈毅对粟裕推举不遗余力，其实他是见两个主要上级毛泽东和饶漱石都继续看重粟裕，才连忙转弯的。并且有些话还有用意，暗示了华野指挥部的矛盾，意即粟裕军事才能也并非中央想象的那么好。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一如尊重陈毅一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粟裕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结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说：饶漱石当年的问题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
我问：怎么不平反呢？
C老说：主要是没有后代，无人提起，自然就没人管了。
我深以为然。不过后来知道饶漱石好像有个女儿，可惜没有机会再同C老谈这个事。）　　

下面是转贴内容,关于饶漱石的,一起来看看,讨论下吧: 　　

　　
　　　　
1954年初，我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粉碎这一联盟后，高岗的表现和结局，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饶漱石的表现和结局怎么样？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　　

饶漱石其人　　

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饶漱石在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而且上过大学。他的英语呱呱叫，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学的。　　
饶漱石也算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老资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白区城市中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因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SQ的重视。1935年至1938年间被派到苏联工作。193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在东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局面。刘SQ当时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的表扬。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批评饶漱石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万炮齐轰饶漱石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就已经揭露了高饶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SQ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年2月，中央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着重核对饶漱石错误的事实，第五次、第六次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会议是由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在开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时，又请各大区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旁听，因此，到会有66人。参加会议的人中，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高岗结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饶漱石不是回避不谈，就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正如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饶漱石的态度是不老实的。　　 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检讨中。这次会议是2月23日开的，原定议题主要是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饶漱石眼睛不好，他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不老实。　
　
　　　饶漱石被隔离审查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报告中对饶漱石的检讨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
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饶漱石自己承认他与高岗只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待”。 　　
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决定后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个人代表中央写出一个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的手上。毛仔细看了这份报告，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毛在批语中说：他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了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饶漱石又写了一份长达2万多字的检查。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　　
这份报告除了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对高、饶问题的处理之外，专门就揭批饶漱石的情况写道：“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华东局的同志们，“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他对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饶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会议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揭发。　
　 华东局的报告反映出：在华东局干部会上又揭发出饶漱石许多问题，同时还表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那么，中央就有必要进一步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使他加深对错误的认识。因此，党中央向饶漱石提出了让他进一步检查的要求。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最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被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陈麟章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　　
　但是，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饶漱石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据杨尚昆回忆，此时，饶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因此，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他的秘书陈麟章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所以，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了字，上报中央。　　
饶在这份检查稿中，虽然仍在高饶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的问题。因此，毛、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5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3月19日，毛主持了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开的七届五中全会。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关于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的，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说这些话，实际上也是在做与会代表的工作。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明党的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代表们也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　
　　
　　　　　毛亲自批准逮捕饶漱石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处。毛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　　　　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杨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2007年11月23日，是饶漱石诞辰104纪念日。21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和儿子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钟岭街道办事处武装部张部长和缴上村民兵营长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钟岭街道办事处管辖的缴上村委会饶家村小组，寻访饶漱石故里。

缴上村在抚州颇有名气，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缴上村的乌石山是抚州的一大旅游景点。每到春天，山上山花烂漫，芳草萋萋；山前河水清澈，风光旖旎，临川先贤王安石等曾到此游览，并赋诗赞美。乌石山石头质地坚硬，山下水运便利，自古就有人开采，用来建房、铺路、开磨，打碾槽。清嘉年间重修文昌桥，特选用乌石山石块砌桥墩。由于长期开采，山上留下了许多奇峰异洞，最有名的有风车岩、撞江嘴、观音岩、高峰岭等，山下乌山村仅15户人家，村庄虽小但民风淳朴，古风历然：古樟、枯藤，无不镌刻着岁月沧桑的痕迹。每年春暖花开，游人络绎不绝，到此品味盎然野趣，饱览赣东风情。

饶家村是原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届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政委、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任书记饶漱石的故里。他的名字不是因他曾是共和国的功臣而被世人知晓的，而是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那场权力斗争被世人关注。

饶家村坐落在抚州市中心约十公里处的抚河岸边，距乌石山约三公里左右。车子行至钟岭街办便下了抚州至南城的公路，拐进了通往饶家村的乡村公路，由于路况不好，车子颠得很利害，张部长很抱歉地解释说：“街办准备修水泥路进去，所以现在没有人养护。”车子进村后，街办统计站站长饶干秋早在这里等候。他和同来的民兵营长饶林中都是该村人，按辈份，饶干秋叫饶漱石大伯，饶林中叫饶漱石爷爷。

我们首先来到村中的原小学校。据说这是饶漱石父亲、原江西省副省长饶思诚捐资修建的。由于早已不用了，便无人维修，现已破烂不堪，顶漏窗坏，门也没有了，屋里只堆放了一些柴草。我拿出相机，还是把这幅凄景拍下了。尔后，我们便来到饶漱石的故居，我里里外外看了一下，这是一栋赣东农家普通的一堂四间瓦房，属清代建筑，外显破烂，内显破旧，饶漱石就出生在这栋屋的西边同房。如今，此屋虽有人住，但却没有维修。我也用相机把这栋房子摄了下来。

我们又环村走了一圈。村庄很小，不过二十几户人家，新房楼房很少见。村前东边是宽阔干枯的抚河，远望一片白沙茫茫。岸边茂密的竹丛把村庄裹在里面，显得古朴幽清。饶干秋讲，村庄四周原来古树很多，但都砍了。我认真察看了一下，觉得此村是建在抚河的冲击洲上，这个村之所以叫环洲饶家，很可能因此得名。据饶干秋介绍，廖坊水库未修建前，这里每年都要遭洪灾侵袭，现在村上稍有经济实力的人家都迁到外面去了，使得这个本来就很小的村庄没有什么变化，解放前后差不了多少。

饶漱石的弟妹在外地工作，很少回老家。现在村上没有见过饶漱石的人，对饶漱石的事也知之甚少。

据饶漱石的堂弟饶寿泉（78岁）介绍，饶漱石在80多年前闹完他父母结婚的洞房后连夜离家，至于什么原因，现在无人知晓。此后，饶漱石再也没有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家乡的亲人曾有二十多年不知饶的音讯。直到1946年夏，饶漱石父亲饶思诚从南昌带回一本国民党办的画报，里面有中央代表饶漱石等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谈判的图片，图片下面标有中国代表饶漱石的名字。饶思诚是不敢确认图片上的饶漱石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才特地从南昌赶回家请弟弟饶兴祖（饶漱石过继给他）和堂弟饶欢祖（饶寿泉的父亲）等人一同辨认。大家都觉得很像饶漱石，但世上同名同姓、相貌相同的人多，大家也不敢确定。仨人商量后，一致认为写一封信试探为好。于是饶思诚便给饶漱石写了一封信，因饶思诚当时在南昌一中教书，怕出意外，便署了弟弟饶兴祖的姓名。信寄出后，不久就收到回信，是饶漱石亲自回的。信上说，他也非常想念家乡的亲人，但曾听人说，因他闹革命，国民党把村庄毁了，所以才没有同家里联系。饶漱石的亲人收到回信，非常激动，又给饶漱石回复了一封信，向饶诉说了思亲之情，也诉说了家乡的苦难。饶漱石接信后又回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一些亲情的话，还鼓励亲人一定要坚持下去，再过两三年，定会好转起来。他现在很安全，请亲人今后不要给他寄信，就是寄了，也不一定收得到。可惜这两封信都未保留下来，仅此而已。平常游人都到乌石山，很少有人光顾此地，党政官员更是少有人来。除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原因外，其实很少有人知道饶漱石就是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因为公开的资料一般只说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

饶漱石是故乡亲人永远心中的痛。这位前中共要员，民间曾有“华东王”称号的传奇式人物并没有光宗耀祖，也不曾给乡亲们带来丁点好处。相反却总为他担惊受怕，乡亲们甚至不愿意让人知道饶漱石就是这村里人。建国前，乡亲们怕人知道这里是饶漱石的家乡会遭国民党报复带来灾难。建国后，饶漱石又在一夜之间变成反面典型。高饶事件是全世界人都知晓的。他们又怕因此受株连。饶漱石出事后，曾确有不少人到这里外调过，至今乡亲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颇受压抑。他们殷切地希望，党中央能对饶漱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相信，饶漱石会“反党”。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平了反，现在连林彪都能功是功、过是过，为什么对饶漱石就不能？
离开饶家村后，我的心沉甸甸的。饶漱石的故居竟如此破败，乡里乡亲又倍受压抑，饶漱石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投身革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想到创建新中国后，自己反倒连累了乡里乡亲。如果饶漱石九泉有知，恐怕永远都不会瞑目。

饶漱石是当代中国最具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是党内有老资历的人。他于1923年入团，1925年入党，曾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创建了横峰、弋阳县委，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曾先后在苏、美、英、法等国做工会领导工作，抗日战争爆后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受命危难之时，和叶挺一道力撑危局。刘少奇称他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从1942年10月陈毅到延安学习后，他一人主持了中央局和新四军的领导工作，当年新四军成立时，只有1万多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到了30多万人。这支部队后来成了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核心力量。林彪当年带十万大军入关，新四军的部队是主要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饶漱石领导华东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歼灭了国民党的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先后成功地领导组织指挥了有名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胶东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在四个野战军中，第三野战军是歼灭国民党军队人数最多的，为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饶漱石主持华东局及上海市的工作。华东地区的土改和政权建设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他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处理地主阶级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份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并严格要求土改干部必须坚决遵循纪律。他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比较宽容的政策。他主持上海市的镇反工作，亲自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制定的“以特反特”的方针，迅速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为稳定上海的局势，发展华东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饶漱石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带补丁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从不搞特殊，也不抽烟喝酒，别人看不出他是共产党的大官、大知识分子。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他作风严谨，处事平稳，原则性非常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

饶漱石是党内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

饶漱石是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苏、美、英、法工作或考察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他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在党内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过早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高饶事件后，饶漱石的战功被记在他人名下，他克已守法，从严要求自己被说是“善于伪装”；他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坚持自己没有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又被说成拒不认罪；他费尽心机，竭尽全力肃尽了上海的敌特分子，却因此被认为犯有“内奸”“反革命罪”被判刑。他的后半生是在牢狱中度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对曾经执意要把他打倒的政敌提供任何不利的证据。

历史必将会还事实真相。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在山东省永登县革命烈士陵园，饶漱石的题词又重见天日，在江苏省肥东县瑶岗村渡江战役纪念馆（中共华东局旧址），饶漱石的住房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了。在江苏盱眙黄花塘和盐城泰庙原新四军军部旧址，饶漱石的住房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了。导游用甜美的声音向游人介绍：“当年刘少奇、饶漱石、陈毅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新四军同日军进行顽强斗争。”饶漱石故乡的领导，也有把水泥路修进饶漱石故里，修膳饶漱石故居的计划。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饶漱石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