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湘英烈凝风骨： 恭贺李锐华诞
三 湘 英 烈 凝 风 骨
——恭贺李锐八十八华诞
余习广
一
李锐是我最为敬佩的湖南家乡人，李锐是我最为敬慕的前辈英杰。
人们常说的一句名言，萦系于心：对一个人的最好评价，不是来自他的朋友，而是来自他的对手。
论及李锐，我辈中人敬爱之情自不待言，一声“李老”，几多敬慕！一番特殊的阅历，对我来说，却令人更是难以忘怀。
八十年代末，为核实大跃进的一些史实，我专访了一位位高爵显、素有左名的中共元老。因他也是湖南人，我顺便向他提出有关庐山会议上打“湖南集团”的问题。他说道，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除张闻天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都与湖南人有关。谈到《庐山会议实录》中，涉及到他治下大跃进——苦日子年代中的一些情况，他竟怒发勃然：“李锐一贯右倾，太右了！”不停息地批右半晌，又感慨于良知：“不过李锐是个有道德血性的人，有湖南好汉的气概！”
是的，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人品风范，李锐总给人以那种忧国忧民的“湖南英豪”感人风采。就我所知道的李锐，从青年时代投身延安，到身居毛泽东政治秘书时的直言上谏；从大跃进前夕上书毛泽东，强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到庐山会议，直言时弊，被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受难被祸；直至三峡争论，1987年重要的上邓小平书，关于**事件的建言上书……
李锐的特点，应该可用“忧国忧民，大义天下”八个字以概论。在我收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系列中，李锐上书集，占有重要地位。“秀才”常忧天下事，文章总系家国情。李锐是湖南人的骄傲！李锐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近代以来的湖南，英杰辈出，雄强中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血性男儿情结；扎硬寨，打死仗，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湖南“骡子”性情，伴随着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湖南英烈们留下无数惊天动地的史诗篇章！
然而，风雨中走来，方能悟出湖南人的血性气节，决非等闲！
二
李锐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为历史和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庐山会议，不仅是李锐罹祸的人生转折，而且更是中国人民罹难的历史转折。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下海去了，一个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后人会怎么评价？大概三七开。云云。
其实，应该说毛泽东有意识的避讳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自己也心明肚知，料定搞不好就将会使其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一件大糗事——大跃进！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一块忌莫讳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
自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心中感到授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此而落到象斯大林那样的下场。从此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清除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权力异己，直至发动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心理动机还是来自于这种危机感。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从大跃进落笔，意在于此。
有关毛泽东研究和大跃进研究，我曾几次讨扰于李老。而接触中谈得更多一些的，还是大跃进。大跃进无疑是毛泽东在心理状态极度狂热冲动下的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庐山会议上， 深谙毛泽东心态性情而又刚正不阿的彭德怀，为民请命，奋笔上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只有心理学和历史心理学才能解释毛泽东当时歇斯底里心理情绪和行为失常举动激烈的真正原因！
2000年8月，我曾经邀请李锐、朱厚泽、王若水、胡绩伟、李慎之、谢韬、李普等前辈及其家人到戒台寺小聚数日。其间晚年毛泽东成为中心话题。
王若水从多方面阐述了他对毛泽东政治行为的系统研究，发人深省。当后来读到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 、》时，我感觉得到大概那时他已经成书在胸了。
我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晚年毛泽东心理状态与政治行为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并例举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诸多怪异行为，来说明已然出现的病态心理，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不幸。我认为，如果不是毛泽东狭隘的现代化观念和乌托邦式共产主义情结，如果不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好大喜功”而又决不言败的偏执狂躁心理特征和脾气性格，中共中央大概难以搞起狂风暴雨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历史并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命定和线性注解。
李锐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长谈良久。从大跃进运动中，“八大金刚”一马当先，放起“卫星”报高产，反起“右倾”下狠手以邀恩宠的神气活现，到毛泽东对大跃进狂热难抑，听到跃进高产时两眼放光来精神，听到说实话报的数字不如意，脸上气色吓人……胡乔木当时曾私下对身为毛的政治秘书，而好直言以谏的李锐说：老人家一生有两个亢奋期，一是抗日战争，写了《中国革命的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一是大跃进。现在一讲到高速度，老人家眼里放光，你说话要谨慎……
诸多实例道来，晚年毛泽东狂热躁动的心理，和激烈失常的行为，鲜明人前，令人骇然，启人思绪……
大跃进，无疑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但又却决不仅仅只是“伟大领袖”狂燥冲动的产物。一个专制极权的体制，一个愚昧盲从而又轻信狂热的民众主体，也是灾祸的前提。在朝向工业化，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付出了5500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而落得饿殍载道，山河泣血的下场——仅仅是“大炼钢铁”，中国大陆除人迹罕至之处外，83.5%的森林被砍伐一空！
从1986年开始，我着手进行对大跃进运动中近百个典型县份的社会调查。十八年来，不敢有辱使命，不敢掇笔不耕。在浩瀚如海的档案史料中放思，在当事人惨不忍睹的回忆中与闻，我多少次嚎啕大哭，泪流如雨！
就庐山会议后举国陷入大灾难的情况和实例，我曾三次同李锐作过详谈。我说到，比较庐山会议后的形势而言，五八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这一切都还是在理想主义大旗下的小闹剧，是小巫见大巫。庐山会议以后，闹剧变成了大悲剧！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发动起“更大跃进”。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场反“右倾”运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而“更大跃进”，则造成了更大灾难。
恢复公共食堂被强调成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连篇累牍下发文件，强调必需恢复、巩固和办好公共食堂。全国各地批判了一大批在1959年严重春荒时解散公共食堂的各级干部，并采取强硬措施，把农村人口再次逼迫进食堂。食堂缺粮断炊情况日渐严重，从中央到省、地、县委，要求社员吃野菜、草根、水藻、“稻草淀粉”、秫秸、薯藤等等“代食品”！
时值秋收，为证明取得了“更大跃进”，各地区不约而同更大程度上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高征购。实际上，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而各级干部或是为了邀功请赏，或是害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假话，硬是强调1959年实现了“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报高产就要高征购，一场惨绝人寰的由高征购引发的大悲剧席卷全国！
1959年的粮食征购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就地征购。
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由此而来，绝大多数地区采取措施，在收割时边收边征，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除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第二步，武装护粮。
由于个别地方出现饥民偷粮抢粮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而被打死的事件。
第三步，“反瞒产” 运动。
“反瞒产”原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工作的指导性口号之一。
1959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春荒，影响到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尽管此时大跃进在进行降温和调整，但许多地方的干部仍然为了完成任务，以证明1958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于是，纷纷搞起“反瞒产”运动。1959年全国性的严重春荒，对中共中央领导层触动很大，很快刹住了“反瞒产”这股风。
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富裕中农也要隐产瞒报。因此，农村必须进行“反瞒产”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于是，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层层落实，大搞起“反瞒产”。
“反瞒产”运动首先针对农村各级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领导的征购任务，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残酷毒打，直到报产数字满意为止。其次，“反瞒产”对社员群众造成滔天大祸。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给社员群众。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变成主要是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中搞出来，以充征购任务。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的事情，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这些武装征粮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
尸……
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有关材料中，大量记录了这类事件，读来让人神经难以承载。另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和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吐露，在信阳事件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而至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而信阳事件绝非唯一孤立的惨案，在“五风”灾情严重的省份，惨案不绝于耳……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就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澧县，饿极了的父亲竟然把儿子杀了，用鼎锅煮熟来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搀上偷来的胡萝卜，要一天吃几块……
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甘肃……在“苦日子”的岁月中，人吃人事件曾大量发生！
大概大跃进.苦日子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吧。大跃进——苦日子的吃人现象，在广西一些地方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其阴暗的烙印，吃人肉大滋补的说法在一些民间得到流传。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几个县的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杀人吃人肉的血腥事件。文革后为新华社记者调查核实，在《内部参考》上参了一本，惊动中央领导人视听，震惊中外。
记得我曾讲述过一个在广西调查时听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广西有人竟异想天开，想起人肝能滋阴补肝，竟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中，专门选取年轻体壮的，将其杀害后选新鲜优良的人肝，精心制作了一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献给“伟大领袖”，以“敬祝万寿无疆！”后来一看形势不对，于是自己一天几勺给吃了个干净……
古往今来，贡品万千，千奇百怪，花样百出，大概险些以此称最了吧……
言者毛骨悚然，听者嘘咻骇然！李锐当时愤然而起的神情，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三
在关于毛泽东的谈话中，李锐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话题：晚年毛泽东的诸多作为，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又是几千年专制传统和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一个遵从民主制度和法制观念的社会中，难以想象会发生像以毛泽东一人好恶而令行天下，大跃进的失败还不算完，接踵而来又发动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天理难容的事情。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从大跃进和晚年毛泽东的痛史研究，李锐思想逻辑的立足点，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
记得李锐在戒台寺时曾经说到，如果不是庐山会议那场风云突变，如果不是毛把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上书看成是决不能容忍的有篡权之嫌的“权力挑战”，如果不是毛泽东帝王思想下“老虎屁股摸不得”性格，大跃进本来是要在“和风细雨”中掉头转弯的，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毛泽东自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真是能够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正是为了顺从民心民意，救国救民，缓和一些毛泽东乌托邦式共产主义情结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灾祸。但这也被毛泽东视为不能容忍的“修正主义”，刘少奇被打成“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至死而矣！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改革，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至死不休的人民公社，中国人民才脱离苦海。
中国历史因一个人而走了几十年的绝路，死不回头。这是一个体制的罪孽，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在中国，要想不再发生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民主与法制是制度化的大事，也是唯一的出路所在。
出路所在，福趾所在，希望所在！尽管任重而道远，中国，你走好！
李锐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李锐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思想，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情操，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气节，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竭诚告诫！
李老，在您的八十八华诞之际，我献上六千文字，一瓣心香！我想，在您的百年华诞之际，我应该将有更多的奉献！！！
余习广 2004年3月于北京
原载《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社出版
三 湘 英 烈 凝 风 骨
——恭贺李锐八十八华诞
余习广
一
李锐是我最为敬佩的湖南家乡人，李锐是我最为敬慕的前辈英杰。
人们常说的一句名言，萦系于心：对一个人的最好评价，不是来自他的朋友，而是来自他的对手。
论及李锐，我辈中人敬爱之情自不待言，一声“李老”，几多敬慕！一番特殊的阅历，对我来说，却令人更是难以忘怀。
八十年代末，为核实大跃进的一些史实，我专访了一位位高爵显、素有左名的中共元老。因他也是湖南人，我顺便向他提出有关庐山会议上打“湖南集团”的问题。他说道，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除张闻天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都与湖南人有关。谈到《庐山会议实录》中，涉及到他治下大跃进——苦日子年代中的一些情况，他竟怒发勃然：“李锐一贯右倾，太右了！”不停息地批右半晌，又感慨于良知：“不过李锐是个有道德血性的人，有湖南好汉的气概！”
是的，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人品风范，李锐总给人以那种忧国忧民的“湖南英豪”感人风采。就我所知道的李锐，从青年时代投身延安，到身居毛泽东政治秘书时的直言上谏；从大跃进前夕上书毛泽东，强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到庐山会议，直言时弊，被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受难被祸；直至三峡争论，1987年重要的上邓小平书，关于**事件的建言上书……
李锐的特点，应该可用“忧国忧民，大义天下”八个字以概论。在我收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系列中，李锐上书集，占有重要地位。“秀才”常忧天下事，文章总系家国情。李锐是湖南人的骄傲！李锐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近代以来的湖南，英杰辈出，雄强中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血性男儿情结；扎硬寨，打死仗，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湖南“骡子”性情，伴随着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湖南英烈们留下无数惊天动地的史诗篇章！
然而，风雨中走来，方能悟出湖南人的血性气节，决非等闲！
二
李锐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为历史和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庐山会议，不仅是李锐罹祸的人生转折，而且更是中国人民罹难的历史转折。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下海去了，一个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后人会怎么评价？大概三七开。云云。
其实，应该说毛泽东有意识的避讳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自己也心明肚知，料定搞不好就将会使其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一件大糗事——大跃进！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一块忌莫讳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
自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心中感到授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此而落到象斯大林那样的下场。从此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清除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权力异己，直至发动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心理动机还是来自于这种危机感。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从大跃进落笔，意在于此。
有关毛泽东研究和大跃进研究，我曾几次讨扰于李老。而接触中谈得更多一些的，还是大跃进。大跃进无疑是毛泽东在心理状态极度狂热冲动下的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庐山会议上， 深谙毛泽东心态性情而又刚正不阿的彭德怀，为民请命，奋笔上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只有心理学和历史心理学才能解释毛泽东当时歇斯底里心理情绪和行为失常举动激烈的真正原因！
2000年8月，我曾经邀请李锐、朱厚泽、王若水、胡绩伟、李慎之、谢韬、李普等前辈及其家人到戒台寺小聚数日。其间晚年毛泽东成为中心话题。
王若水从多方面阐述了他对毛泽东政治行为的系统研究，发人深省。当后来读到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 、》时，我感觉得到大概那时他已经成书在胸了。
我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晚年毛泽东心理状态与政治行为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并例举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诸多怪异行为，来说明已然出现的病态心理，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不幸。我认为，如果不是毛泽东狭隘的现代化观念和乌托邦式共产主义情结，如果不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好大喜功”而又决不言败的偏执狂躁心理特征和脾气性格，中共中央大概难以搞起狂风暴雨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历史并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命定和线性注解。
李锐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长谈良久。从大跃进运动中，“八大金刚”一马当先，放起“卫星”报高产，反起“右倾”下狠手以邀恩宠的神气活现，到毛泽东对大跃进狂热难抑，听到跃进高产时两眼放光来精神，听到说实话报的数字不如意，脸上气色吓人……胡乔木当时曾私下对身为毛的政治秘书，而好直言以谏的李锐说：老人家一生有两个亢奋期，一是抗日战争，写了《中国革命的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一是大跃进。现在一讲到高速度，老人家眼里放光，你说话要谨慎……
诸多实例道来，晚年毛泽东狂热躁动的心理，和激烈失常的行为，鲜明人前，令人骇然，启人思绪……
大跃进，无疑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但又却决不仅仅只是“伟大领袖”狂燥冲动的产物。一个专制极权的体制，一个愚昧盲从而又轻信狂热的民众主体，也是灾祸的前提。在朝向工业化，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付出了5500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而落得饿殍载道，山河泣血的下场——仅仅是“大炼钢铁”，中国大陆除人迹罕至之处外，83.5%的森林被砍伐一空！
从1986年开始，我着手进行对大跃进运动中近百个典型县份的社会调查。十八年来，不敢有辱使命，不敢掇笔不耕。在浩瀚如海的档案史料中放思，在当事人惨不忍睹的回忆中与闻，我多少次嚎啕大哭，泪流如雨！
就庐山会议后举国陷入大灾难的情况和实例，我曾三次同李锐作过详谈。我说到，比较庐山会议后的形势而言，五八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这一切都还是在理想主义大旗下的小闹剧，是小巫见大巫。庐山会议以后，闹剧变成了大悲剧！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发动起“更大跃进”。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场反“右倾”运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而“更大跃进”，则造成了更大灾难。
恢复公共食堂被强调成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连篇累牍下发文件，强调必需恢复、巩固和办好公共食堂。全国各地批判了一大批在1959年严重春荒时解散公共食堂的各级干部，并采取强硬措施，把农村人口再次逼迫进食堂。食堂缺粮断炊情况日渐严重，从中央到省、地、县委，要求社员吃野菜、草根、水藻、“稻草淀粉”、秫秸、薯藤等等“代食品”！
时值秋收，为证明取得了“更大跃进”，各地区不约而同更大程度上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高征购。实际上，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而各级干部或是为了邀功请赏，或是害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假话，硬是强调1959年实现了“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报高产就要高征购，一场惨绝人寰的由高征购引发的大悲剧席卷全国！
1959年的粮食征购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就地征购。
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由此而来，绝大多数地区采取措施，在收割时边收边征，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除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第二步，武装护粮。
由于个别地方出现饥民偷粮抢粮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而被打死的事件。
第三步，“反瞒产” 运动。
“反瞒产”原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工作的指导性口号之一。
1959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春荒，影响到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尽管此时大跃进在进行降温和调整，但许多地方的干部仍然为了完成任务，以证明1958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于是，纷纷搞起“反瞒产”运动。1959年全国性的严重春荒，对中共中央领导层触动很大，很快刹住了“反瞒产”这股风。
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富裕中农也要隐产瞒报。因此，农村必须进行“反瞒产”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于是，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层层落实，大搞起“反瞒产”。
“反瞒产”运动首先针对农村各级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领导的征购任务，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残酷毒打，直到报产数字满意为止。其次，“反瞒产”对社员群众造成滔天大祸。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给社员群众。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变成主要是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中搞出来，以充征购任务。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的事情，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这些武装征粮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
尸……
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有关材料中，大量记录了这类事件，读来让人神经难以承载。另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和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吐露，在信阳事件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而至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而信阳事件绝非唯一孤立的惨案，在“五风”灾情严重的省份，惨案不绝于耳……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就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澧县，饿极了的父亲竟然把儿子杀了，用鼎锅煮熟来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搀上偷来的胡萝卜，要一天吃几块……
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甘肃……在“苦日子”的岁月中，人吃人事件曾大量发生！
大概大跃进.苦日子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吧。大跃进——苦日子的吃人现象，在广西一些地方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其阴暗的烙印，吃人肉大滋补的说法在一些民间得到流传。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几个县的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杀人吃人肉的血腥事件。文革后为新华社记者调查核实，在《内部参考》上参了一本，惊动中央领导人视听，震惊中外。
记得我曾讲述过一个在广西调查时听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广西有人竟异想天开，想起人肝能滋阴补肝，竟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中，专门选取年轻体壮的，将其杀害后选新鲜优良的人肝，精心制作了一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献给“伟大领袖”，以“敬祝万寿无疆！”后来一看形势不对，于是自己一天几勺给吃了个干净……
古往今来，贡品万千，千奇百怪，花样百出，大概险些以此称最了吧……
言者毛骨悚然，听者嘘咻骇然！李锐当时愤然而起的神情，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三
在关于毛泽东的谈话中，李锐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话题：晚年毛泽东的诸多作为，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又是几千年专制传统和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一个遵从民主制度和法制观念的社会中，难以想象会发生像以毛泽东一人好恶而令行天下，大跃进的失败还不算完，接踵而来又发动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天理难容的事情。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从大跃进和晚年毛泽东的痛史研究，李锐思想逻辑的立足点，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
记得李锐在戒台寺时曾经说到，如果不是庐山会议那场风云突变，如果不是毛把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上书看成是决不能容忍的有篡权之嫌的“权力挑战”，如果不是毛泽东帝王思想下“老虎屁股摸不得”性格，大跃进本来是要在“和风细雨”中掉头转弯的，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毛泽东自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真是能够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正是为了顺从民心民意，救国救民，缓和一些毛泽东乌托邦式共产主义情结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灾祸。但这也被毛泽东视为不能容忍的“修正主义”，刘少奇被打成“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至死而矣！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改革，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至死不休的人民公社，中国人民才脱离苦海。
中国历史因一个人而走了几十年的绝路，死不回头。这是一个体制的罪孽，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在中国，要想不再发生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民主与法制是制度化的大事，也是唯一的出路所在。
出路所在，福趾所在，希望所在！尽管任重而道远，中国，你走好！
李锐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李锐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思想，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情操，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气节，是因为他留诸历史的竭诚告诫！
李老，在您的八十八华诞之际，我献上六千文字，一瓣心香！我想，在您的百年华诞之际，我应该将有更多的奉献！！！
余习广 2004年3月于北京
原载《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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