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作者: 曦古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有关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了看家法宝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1967年5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还略少一些。（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高层，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又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3页。）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500多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第436页。）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安徽文学》第5期。）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2500万人“无饭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 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页。）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 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钟山》杂志1989年第5期第140页。）因此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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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811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但根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当时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应该在1250万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4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3.5万人。（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4页。1991年版《灌县志》第74、13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16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50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安徽省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 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59、64页。）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 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65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19页；《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页，霍达《民以食为天》。）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1990年版《宿松县志》第89、83、32页。1989年版《濉溪县志》第482、762页。1991年版《灵壁县志》第77至78页。1989年版《涡阳县志》第482、42页。1988年版《全椒县志》第23、71页。）
安徽死人情况严重，并震惊了高层。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小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7年8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42页。）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300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省
遵义、毕节、铜仁地区，全家全家死绝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1967年7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 -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16页。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为贵州省委书记，1965年至1967年为内务部副部长。）
甘肃省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页；1987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130万至200万之间，130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10%。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省
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数仅为12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万。（1990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88页，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81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40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5%了。
河北省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资料》第39集。）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胡开明《难忘的三年》）
湖南省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梧 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1961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86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数至少在150万以上。（《湖南省志》1982年版第2卷[上册]第253、256页。）
湖北省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松滋县志》第27、60、62页。1990年版《宜都县志》）
江苏省
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1.1万多。武进县东安乡，仅2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县志》第94页。1990年版《常熟市志》第1030页。1981年版《东安志》第35页。）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万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 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 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万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万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3.7万多人中，1.7万多是儿童。（1990年版《高邮县志》第61、162页。）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 荒就最严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他却按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60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136页。）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32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64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告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公布的是50万。（1986年版《信阳综览》）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 死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 死9.8万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203页，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年版《淮滨县志》第69页。）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苏晓康《乌托邦祭》第301页，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 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纪实文学》1989年第4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
另外，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1.2万斤，争取1.5万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11.4万。
山东省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4页。）
*.*.*.* 2009-9-18 2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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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200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一九六○年仅产了166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34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70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100多斤粮食。结果有1600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 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3、201页）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 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 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3.6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3.5万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6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399页；1991年版《天津简志》第1176页；《沈阳市志》第431、435页。）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 理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 右倾’运动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2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72页），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 常死亡数千万人”（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36页。），而不愿深入探讨。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 害”备忘录》。）
根据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跃进”秘密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计3756万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只统计了十七个省级地区。
面对着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和丁点儿的反思，那些个半导收音机、火车头等等反而成为了当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中国有句话，叫作“人命关天”。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是那些个半导体收音机、火车头能替代的吗？“大跃进”不但功不丰、绩不伟，且恶贯满盈。
作者: 曦古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有关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了看家法宝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1967年5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还略少一些。（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高层，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又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3页。）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500多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第436页。）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安徽文学》第5期。）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2500万人“无饭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 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页。）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 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钟山》杂志1989年第5期第140页。）因此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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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811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但根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当时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应该在1250万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4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3.5万人。（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4页。1991年版《灌县志》第74、13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16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50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安徽省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 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59、64页。）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 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65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19页；《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页，霍达《民以食为天》。）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1990年版《宿松县志》第89、83、32页。1989年版《濉溪县志》第482、762页。1991年版《灵壁县志》第77至78页。1989年版《涡阳县志》第482、42页。1988年版《全椒县志》第23、71页。）
安徽死人情况严重，并震惊了高层。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小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7年8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42页。）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300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省
遵义、毕节、铜仁地区，全家全家死绝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1967年7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 -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16页。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为贵州省委书记，1965年至1967年为内务部副部长。）
甘肃省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页；1987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130万至200万之间，130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10%。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省
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数仅为12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万。（1990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88页，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81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40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5%了。
河北省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资料》第39集。）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胡开明《难忘的三年》）
湖南省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梧 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1961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86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数至少在150万以上。（《湖南省志》1982年版第2卷[上册]第253、256页。）
湖北省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松滋县志》第27、60、62页。1990年版《宜都县志》）
江苏省
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1.1万多。武进县东安乡，仅2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县志》第94页。1990年版《常熟市志》第1030页。1981年版《东安志》第35页。）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万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 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 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万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万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3.7万多人中，1.7万多是儿童。（1990年版《高邮县志》第61、162页。）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 荒就最严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他却按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60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136页。）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32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64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告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公布的是50万。（1986年版《信阳综览》）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 死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 死9.8万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203页，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年版《淮滨县志》第69页。）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苏晓康《乌托邦祭》第301页，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 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纪实文学》1989年第4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
另外，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1.2万斤，争取1.5万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11.4万。
山东省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4页。）
*.*.*.* 2009-9-18 2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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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打击反对派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200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一九六○年仅产了166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34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70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100多斤粮食。结果有1600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 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3、201页）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 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 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3.6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3.5万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6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399页；1991年版《天津简志》第1176页；《沈阳市志》第431、435页。）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 理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 右倾’运动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2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72页），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 常死亡数千万人”（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36页。），而不愿深入探讨。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 害”备忘录》。）
根据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跃进”秘密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计3756万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只统计了十七个省级地区。
面对着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和丁点儿的反思，那些个半导收音机、火车头等等反而成为了当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中国有句话，叫作“人命关天”。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是那些个半导体收音机、火车头能替代的吗？“大跃进”不但功不丰、绩不伟，且恶贯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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