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进步青年”、左派愤..青恐吓竺可桢事件始末

[转贴]“进步青年”、左派愤..青恐吓竺可桢事件始末


　　1949年浙江大学“拒竺”风波

　　转自9月15日的《文摘周报》的第06版（版名：“解密”），9月15日的电子版《文摘周报》的具体网址是：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915/


　　最近，读到了一份刚刚披露的周恩来的电报，即1949年7月9日《关于浙大学生拒绝竺可桢返校事给华东局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华东局并转谭(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王(王建安，当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 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 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至战后乃至内战即将结束时的1949年，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之中，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

　　竺可桢就任校长时，鉴于前任校长郭任远 (郭为心理学家)的失败，自始就对办学方针有所规划，力求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所谓“通才教育”。

　　13年办学提倡 “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 “学 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比如他在“学 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

　　但无法想象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一心治学的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 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 “学 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 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 “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 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 “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论，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 运”方面发生摩擦。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犯人死于狱中却被宣布是“自杀”或死于意外，这种情形在“躲猫猫”案以及举报“白宫书记”的举报人死于狱中之类的事件中都发生过。——转贴者批注）。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 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 产 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 《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

　　灯火阑珊

　　竺可桢与左翼学生 运动的某种抵触，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实也是为学生着想。当然，这是当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桢听说学生在演讲会上报告的主题竟是“共 产 党渡江”，马上告诫学生：“此种瓜田李下之论题，必有一日警局将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后，学生自治会的壁报索性以“总理叛徒”为标题，画上蒋介石的画像，又“背插一‘斩’字”，全国各大报纸亦纷纷报道“浙大为共 产 党所策动中心”，国民党浙江省当局遂拟采取行动弹压。

　　不久，“中央社”传来一条带有凶险意味的新闻：

　　北平电：本市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潜伏匪职业学生，鼓励风潮，应**军事暴动，非彻底肃清依法惩办不能安定秩序，巩固后方，请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记云云。

　　果然，浙江大学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左派学生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注意，不是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右派学生”，是左派学生、左派青年。——转贴者批注）。

　　蒋氏父子当年鉴于浙江大学是故乡的一所高等学府，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也分别以校友或乡人为念，遇有学 潮等往往对浙大网开一面。在这种背景下，浙大处于火山口而没有粉身碎骨，真是万幸。不过，到了此时，竺可桢的内外压力也就格外沉重了。

　　竺可桢作为一名曾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 产 党的主张也不甚赞同，更由于自己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 潮”也不无反感，并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

　　竺可桢执掌下的浙大，他和他的同人们是提出并且真正实践了“求是”的办学思想和方针的。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又失之于过分的严厉和整肃，这不免使许多资质和能力较弱的学生惶恐不安。有一次考试，竟出现了“二分之一不及格(学分)及必修课不及格二次须开除者有七十人之多”的现象，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学生们应该是无比的愤懑吧。

　　 沧桑鼎革，人在灯火阑珊中。竺可桢却不是转圜如莲转的人，过去浙大发生“学 潮”，蒋介石往往责其“过宽”，学生则热情地呼之为“民主保姆”，现在呢，却又斥其 “不能对恶势力斗争”（中国现在的一部分左派网民、左派愤..青、反西方的愤..青则不象他们的前辈、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左派学生那样，现在的一部分左派愤..青在长期的洗脑下竟然说“民主”这个词令人恶心，只是因为现在的美国、西方常向中国人提“民主”这个词（其实是因为左派愤..青自己被宣传物长期的灌输洗了脑）。——转贴者批注）。竺可桢到底是夹缝中勉为其难的尴尬角色，后来他的离杭赴沪，也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抉择了。

　　去留之际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 产 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

　　早在抗战尾声时参加并成为由周恩来指示而成立的中共外围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的竺可桢，听到了浙大居然发生了“拒竺”运动的消息：浙大校内的壁报竟然在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又说：“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这与“政治信仰自由”和蔡元培、竺可桢分别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所推行的“兼容并包”这类原则是相悖的，不过这时的左派学生还好没象后来文革时的左派学生、红卫兵们那样用殴打、凌辱和虐待的方式对待老师和教授，所以解放初的竺可桢也就没有象文革时的一些教授、学者那样自杀。——转贴者批注)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已入无政府之状态”(《竺可桢日记》)。5月3日，杭州解放。对于自己当年的抉择，竺可桢在后来“洗澡”运动中的《思想自传》中说：“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 产 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正是这“两头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触发了当年浙大的“拒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