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绩伟:叶剑英华国锋是改革开放初期领导人
胡绩伟初稿,姚监复整理
叶华为胡赵新政打下基础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活动与舆论宣传方面,中共当局片面地、不真实地夸大邓小平的作用与功绩,把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改革开放的功劳,硬加到邓小平身上,为他戴上了并不光彩的光环.同时,也有些人有意地贬低和抹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的重要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重要报告与文章中一句不提,似乎华、叶对改革开放没起什么作用,想造成人们遗忘华国锋、叶剑英在早期改革开放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虽然由于历史条件、思想传统、政治环境等复杂原因,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华国锋,更不能忽视叶剑英对改革开放的重要功绩.中共宣传部门似乎从一开始到最后,强调「邓核心」、「邓理论」、「第二代」的宣传手段不过是把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功劳,都说成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的.这种违背事实真相的「造新神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我认为,在宣传胡赵十二年新政成就的同时（我已提供了六篇有关文章）,有必要重新宣传和肯定华国锋、叶剑英作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华国锋、叶剑英当政的几年,虽然还不能说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开始,但是,我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准备时期,为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建立同毛泽东的「旧政」完全不同的「新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作了很多切实的准备工作.
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在毛泽东死以后的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一起当机立断地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为改革开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因此, 华国锋敢于下决心,同叶剑英等人精心策划抓捕了「四人帮」,这可以说是功高盖世的.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领导批判「四人帮」,将之清除出党,还组织公审「四大奸贼」并判处徒刑,伸张了正义,使文革中受尽折磨迫害的无辜的受难者得到了扬眉吐气,使全国人民的人心大喜,使全党全军的人心大顺.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开始清查「四人帮」在中央和各省市的骨干分子,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明确的标准清查「三种人」,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摧毁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同时对许多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批评教育,防止了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错误.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部门深入揭开「四人帮」统治的盖子,从政治思想路线上深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文革」罪行的认识,提高了群众辨别是非真伪的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
华国锋批准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启用和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最重要的是他同意叶剑英的建议,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先后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长、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以后又任命赵紫阳、万里、杨尚昆、习仲勋、任仲夷、项南、周惠等担任省、自治区负责人,打开了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使僵化十年的中国开始活跃起来.「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新形势的赞扬.
在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时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派出谷牧率领中国第一个出访西欧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为期一个多月.六月,华国锋主持了汇报会,听取谷牧作访问欧洲五国的报告,认为争取建设的速度,要立足国内,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一九七九年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广东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特区,得到中央批准.广东蛇口工业加工区和深圳特区才开始建立起来.
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期间,敢于夺取被「四人帮」及其手下占领的宣传舆论阵地,把胡耀邦、耿?、迟浩田等放在宣传教育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此时,我也是在华国锋亲自谈话、动员后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这样,就重新打开了思想战线、新闻战线封闭了几十年的闸门,使思想、政治、新闻、文化、艺术等方面从组织上为这些领域的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开始出现新气象.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汪东兴疾言厉色地指责我「不听党的话」,批评《人民日报》「代表哪一个党中央」.华国锋是会议的主持人,他对汪的指责却一言不发,在作结论时,对我也没有任何指责.所以我认为,华国锋对党报宣传工作是十分宽松的,对我是很信任的.他对我当时搞宣传很放手,很信任,这就在实际上鼓励了我在宣传上更大胆地刊登耀邦组织的一系列重要文章,这同华国锋同志这种对报刊的宽容态度是很有关系的.
一九七七年,汪东兴领导的写作组在为华国锋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四个核心理论」,当时理论界有同志提出意见,华国锋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这一大段.在华国锋执政时允许在理论界启用于光远、苏绍智、王若水等思想开放的人物,在《理论动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公开和内部的报刊上发表深入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四个理论支柱,使封锁多年,特别是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文革十年中,被窒息的、僵化的思想理论界开始活跃起来.
华国锋具有共产党人应有的宽广胸襟和政治风度.华国锋是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死后,按照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合法地担任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集大权于一身,又敢于领导全党为清除「四人帮」进行斗争,获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华国锋主动辞职,公开检讨,特别是不指定接班人或代理人,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是一次罕见的和平交接班.难能可贵的是没有震荡的平稳的交班,他自觉自愿地交出党政军全部大权,华国锋这种不恋栈,不揽权,以大局为重,激流勇退的政治风度,对中国和中共领导人,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对华国锋评价须一分为二
当然,对华国锋这个历史人物,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客观评价.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把华国锋的这些功绩全部遗忘了,未作任何宣传,只是在华国锋逝世后,发表了一个《生平》,作了一个迟到的华本人生前不知道的表扬.遗憾的是,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要报告中,没有全面地、客观地、真实地评价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更没有提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功绩,而是把全部颂词献给了邓小平及其接班人,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总结.
华国锋确实有错误.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准则,他提议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许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他延误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复出的时间.但是,也要公正地指出,华国锋的政治作风、政治态度和实际工作中具体实施的措施,同毛泽东、「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和霸道作风是有很大不同的.华国锋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他的政治态度就同胡乔木有很大的不同.胡乔木把毛泽东原来讲话中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好话全部删去了,而华国锋却把讲邓小平好处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讲到刘少奇、林彪好处的地方也留下一些.
叶剑英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兼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同华国锋做出抓捕「四人帮」的重要决定,并同汪东兴等人具体部署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叶剑英为改革开放立下的头等大功.
一九七八年,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一个长达一个多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三中全会上,他自己重新写了发言稿,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党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强调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贯穿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民主」,连续讲了三次「只有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还重申了列宁的名言:「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取得的胜利.」
叶剑英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口头上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一版,第501页）「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叶剑英选集》,第501页）在叶剑英看来,「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代表.一九八零年六月叶剑英对胡耀邦说: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着作就是反封建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
叶剑英推动「对外开放」先于「国内改革」.一九六九年六月至十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分析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建议.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 155─164页）在一九七一年,叶剑英就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对美国开放的方针,参与了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决策与接待会谈的工作.叶剑英还接待了曾见过列宁的美国着名商人哈默等人.这些工作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华国锋主持的会议上,谷牧汇报访问西欧情况,叶剑英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寻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叶剑英还推动了大陆同港澳与海外侨胞的正常交往与经济合作关系.早在建国初期,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工作时,就设置了港澳工委,向港澳同胞、商人做工作,还实事求是地从侨乡和侨胞实际出发制定了广东对侨胞的「和平土改」政策,但却被毛泽东批评为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犯了地方主义、机会主义右倾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叶剑英接见过来自港澳台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嘉诚、包玉刚、胡应湘、李兆基等人,这些频繁接触为改革开放、建立特区作了先期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当他听到了有三万人偷渡到香港去的信息后,竟然落泪.后来到广东,叶剑英赞成习仲勋、吴南生敢于在邻近香港地区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意见,建议赶快向中央作报告.后来得到了谷牧等主管领导的支持,邓小平也同意.但是,胡乔木、邓力群却又提出了办特区是什么「租界」,戴上「李鸿章」、「洋务运动」等大帽子.叶剑英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最鲜明地搞改革开放.从一九七八年起,为高地价高工资发愁的港商,逐步以「三来一补」等方式来广东建厂,又在深圳、珠海建立特区,使叶剑英的想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现实.逃港潮终止了,群众要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发财.
叶剑英还大力推动了对台工作.一九七九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了着名的「叶九条」──九条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打开了两岸关系的僵局,和缓了僵硬的两岸关系.叶剑英作为第一次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亲历者与当事人,同台湾昔日政要及其后代具有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独特地位与经验,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近年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令人难忘的铺路石.
叶剑英带头以身作则重新开启了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一九七八年初,叶剑英主张恢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能够同情我们的人,否定了毛泽东那种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绝对态度.实际上他是想要回到文革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三三制」政策,让民主人士参政,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参政议政.改革开放之初,叶剑英亲自接见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建议他成立一个旅游部,让荣当部长.荣毅仁认为,中国需要引进资金,他希望建立一个投资信托公司.
叶剑英主动参与民间交往,敢于和不同阶层、不同成份、不同党派、不同国籍的人士交朋友、谈心.而后来的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这种胆略与政治风格,只能是讲一些应酬话、官话、套话的官方交往.
叶剑英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年轻干部接班,承担重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六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叶剑英派叶选宁听取胡耀邦的建议,胡耀邦提出「隆中三策」:（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其内容实质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正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胡耀邦的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又向中央、华国锋建议,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真诚地扶持年轻干部接班,敢于放手让他们承担重任,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叶剑英主动让贤,不揽权,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不愿担任党中央主席或军委主席,不做后台老板和婆婆,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作出了贡献和表率.邓小平坚持要当军委主席,而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任副主席,变成「军党论」者.邓小平至死仍当太上皇,同叶剑英有天壤之别.
叶剑英积极支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他多次提出冤案这么多,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这样,他同华国锋、邓小平反复商议,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取代了「四人帮」派到中组部的郭玉峰.在胡耀邦领导下,为文革冤假错案复查平反二百九十万人,为七十万干部补发了工资十三亿多元.
叶剑英支持思想解放,以实践检验理论.一九七七年十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叶剑英重视法制建设,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切实加强了法制建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就强调「我们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说:「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全国人民.」（《叶剑英选集》第500页）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各级人大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法规,这是叶剑英的又一项重要贡献.
对华国锋叶剑英所感到的遗憾
遗憾的是,在叶剑英担任人大委员长时,未能及时制定《新闻法》、《戒严法》、《政党法》、《公务员财产法》等重要法律,也没能正式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致使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违反宪法的「清污」、「反自由化」、「镇压学生运动」、「清查」等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也是华国锋当年所未能料及的政治生活局面.因为早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谈论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时就讲过: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坚定不移的一条政治方针,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华国锋不赞成「翻烧饼」,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右派斗争」.可是,邓小平不仅用软的一手,用宣传舆论、思想批判和组织处分继续反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用硬的一手「反右」,动用正规的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这比讲过「两个凡是」、又作了检讨的华国锋不知厉害多少倍!因为邓小平对他的「两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坚持着,还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右斗争进行五十年.这就是毛泽东遗传给邓小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顽症,党中央、邓小平就是政治大折腾的源头!结果是在大折腾中,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老百姓无宁日.
总之,大陆当局贬低和抹杀华国锋、叶剑英对改革开放重要贡献的目的,是将功劳全部强加到邓小平头上,突出个人,也是为了突出邓的接班人.
现在,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告中表示了「不折腾」,这是值得欢迎的.我们愿意听其言而观其行!希望新一代领导人不要死保住毛邓那老一套,不断折腾中国人,要从华国锋、叶剑英身上学到更多有益的东西,能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遗志,继续为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胡绩伟初稿,姚监复整理
叶华为胡赵新政打下基础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活动与舆论宣传方面,中共当局片面地、不真实地夸大邓小平的作用与功绩,把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改革开放的功劳,硬加到邓小平身上,为他戴上了并不光彩的光环.同时,也有些人有意地贬低和抹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的重要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重要报告与文章中一句不提,似乎华、叶对改革开放没起什么作用,想造成人们遗忘华国锋、叶剑英在早期改革开放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虽然由于历史条件、思想传统、政治环境等复杂原因,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华国锋,更不能忽视叶剑英对改革开放的重要功绩.中共宣传部门似乎从一开始到最后,强调「邓核心」、「邓理论」、「第二代」的宣传手段不过是把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功劳,都说成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的.这种违背事实真相的「造新神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我认为,在宣传胡赵十二年新政成就的同时（我已提供了六篇有关文章）,有必要重新宣传和肯定华国锋、叶剑英作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华国锋、叶剑英当政的几年,虽然还不能说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开始,但是,我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准备时期,为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建立同毛泽东的「旧政」完全不同的「新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作了很多切实的准备工作.
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在毛泽东死以后的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一起当机立断地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为改革开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因此, 华国锋敢于下决心,同叶剑英等人精心策划抓捕了「四人帮」,这可以说是功高盖世的.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领导批判「四人帮」,将之清除出党,还组织公审「四大奸贼」并判处徒刑,伸张了正义,使文革中受尽折磨迫害的无辜的受难者得到了扬眉吐气,使全国人民的人心大喜,使全党全军的人心大顺.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开始清查「四人帮」在中央和各省市的骨干分子,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明确的标准清查「三种人」,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摧毁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同时对许多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批评教育,防止了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错误.
华国锋主持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部门深入揭开「四人帮」统治的盖子,从政治思想路线上深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文革」罪行的认识,提高了群众辨别是非真伪的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
华国锋批准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启用和任命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最重要的是他同意叶剑英的建议,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先后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长、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以后又任命赵紫阳、万里、杨尚昆、习仲勋、任仲夷、项南、周惠等担任省、自治区负责人,打开了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使僵化十年的中国开始活跃起来.「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新形势的赞扬.
在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时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派出谷牧率领中国第一个出访西欧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为期一个多月.六月,华国锋主持了汇报会,听取谷牧作访问欧洲五国的报告,认为争取建设的速度,要立足国内,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一九七九年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广东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特区,得到中央批准.广东蛇口工业加工区和深圳特区才开始建立起来.
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期间,敢于夺取被「四人帮」及其手下占领的宣传舆论阵地,把胡耀邦、耿?、迟浩田等放在宣传教育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此时,我也是在华国锋亲自谈话、动员后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这样,就重新打开了思想战线、新闻战线封闭了几十年的闸门,使思想、政治、新闻、文化、艺术等方面从组织上为这些领域的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开始出现新气象.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汪东兴疾言厉色地指责我「不听党的话」,批评《人民日报》「代表哪一个党中央」.华国锋是会议的主持人,他对汪的指责却一言不发,在作结论时,对我也没有任何指责.所以我认为,华国锋对党报宣传工作是十分宽松的,对我是很信任的.他对我当时搞宣传很放手,很信任,这就在实际上鼓励了我在宣传上更大胆地刊登耀邦组织的一系列重要文章,这同华国锋同志这种对报刊的宽容态度是很有关系的.
一九七七年,汪东兴领导的写作组在为华国锋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四个核心理论」,当时理论界有同志提出意见,华国锋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这一大段.在华国锋执政时允许在理论界启用于光远、苏绍智、王若水等思想开放的人物,在《理论动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公开和内部的报刊上发表深入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四个理论支柱,使封锁多年,特别是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文革十年中,被窒息的、僵化的思想理论界开始活跃起来.
华国锋具有共产党人应有的宽广胸襟和政治风度.华国锋是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死后,按照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合法地担任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集大权于一身,又敢于领导全党为清除「四人帮」进行斗争,获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华国锋主动辞职,公开检讨,特别是不指定接班人或代理人,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是一次罕见的和平交接班.难能可贵的是没有震荡的平稳的交班,他自觉自愿地交出党政军全部大权,华国锋这种不恋栈,不揽权,以大局为重,激流勇退的政治风度,对中国和中共领导人,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对华国锋评价须一分为二
当然,对华国锋这个历史人物,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客观评价.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把华国锋的这些功绩全部遗忘了,未作任何宣传,只是在华国锋逝世后,发表了一个《生平》,作了一个迟到的华本人生前不知道的表扬.遗憾的是,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要报告中,没有全面地、客观地、真实地评价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更没有提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功绩,而是把全部颂词献给了邓小平及其接班人,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总结.
华国锋确实有错误.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准则,他提议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许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他延误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复出的时间.但是,也要公正地指出,华国锋的政治作风、政治态度和实际工作中具体实施的措施,同毛泽东、「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和霸道作风是有很大不同的.华国锋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他的政治态度就同胡乔木有很大的不同.胡乔木把毛泽东原来讲话中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好话全部删去了,而华国锋却把讲邓小平好处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讲到刘少奇、林彪好处的地方也留下一些.
叶剑英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兼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同华国锋做出抓捕「四人帮」的重要决定,并同汪东兴等人具体部署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叶剑英为改革开放立下的头等大功.
一九七八年,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一个长达一个多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三中全会上,他自己重新写了发言稿,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党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强调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贯穿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民主」,连续讲了三次「只有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还重申了列宁的名言:「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取得的胜利.」
叶剑英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口头上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一版,第501页）「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叶剑英选集》,第501页）在叶剑英看来,「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代表.一九八零年六月叶剑英对胡耀邦说: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着作就是反封建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
叶剑英推动「对外开放」先于「国内改革」.一九六九年六月至十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分析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建议.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 155─164页）在一九七一年,叶剑英就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对美国开放的方针,参与了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决策与接待会谈的工作.叶剑英还接待了曾见过列宁的美国着名商人哈默等人.这些工作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华国锋主持的会议上,谷牧汇报访问西欧情况,叶剑英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寻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叶剑英还推动了大陆同港澳与海外侨胞的正常交往与经济合作关系.早在建国初期,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工作时,就设置了港澳工委,向港澳同胞、商人做工作,还实事求是地从侨乡和侨胞实际出发制定了广东对侨胞的「和平土改」政策,但却被毛泽东批评为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犯了地方主义、机会主义右倾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叶剑英接见过来自港澳台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嘉诚、包玉刚、胡应湘、李兆基等人,这些频繁接触为改革开放、建立特区作了先期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当他听到了有三万人偷渡到香港去的信息后,竟然落泪.后来到广东,叶剑英赞成习仲勋、吴南生敢于在邻近香港地区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意见,建议赶快向中央作报告.后来得到了谷牧等主管领导的支持,邓小平也同意.但是,胡乔木、邓力群却又提出了办特区是什么「租界」,戴上「李鸿章」、「洋务运动」等大帽子.叶剑英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最鲜明地搞改革开放.从一九七八年起,为高地价高工资发愁的港商,逐步以「三来一补」等方式来广东建厂,又在深圳、珠海建立特区,使叶剑英的想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现实.逃港潮终止了,群众要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发财.
叶剑英还大力推动了对台工作.一九七九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了着名的「叶九条」──九条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打开了两岸关系的僵局,和缓了僵硬的两岸关系.叶剑英作为第一次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亲历者与当事人,同台湾昔日政要及其后代具有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独特地位与经验,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近年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令人难忘的铺路石.
叶剑英带头以身作则重新开启了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一九七八年初,叶剑英主张恢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能够同情我们的人,否定了毛泽东那种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绝对态度.实际上他是想要回到文革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三三制」政策,让民主人士参政,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参政议政.改革开放之初,叶剑英亲自接见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建议他成立一个旅游部,让荣当部长.荣毅仁认为,中国需要引进资金,他希望建立一个投资信托公司.
叶剑英主动参与民间交往,敢于和不同阶层、不同成份、不同党派、不同国籍的人士交朋友、谈心.而后来的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这种胆略与政治风格,只能是讲一些应酬话、官话、套话的官方交往.
叶剑英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年轻干部接班,承担重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六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叶剑英派叶选宁听取胡耀邦的建议,胡耀邦提出「隆中三策」:（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其内容实质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正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胡耀邦的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又向中央、华国锋建议,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真诚地扶持年轻干部接班,敢于放手让他们承担重任,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叶剑英主动让贤,不揽权,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不愿担任党中央主席或军委主席,不做后台老板和婆婆,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作出了贡献和表率.邓小平坚持要当军委主席,而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任副主席,变成「军党论」者.邓小平至死仍当太上皇,同叶剑英有天壤之别.
叶剑英积极支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他多次提出冤案这么多,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这样,他同华国锋、邓小平反复商议,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取代了「四人帮」派到中组部的郭玉峰.在胡耀邦领导下,为文革冤假错案复查平反二百九十万人,为七十万干部补发了工资十三亿多元.
叶剑英支持思想解放,以实践检验理论.一九七七年十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叶剑英重视法制建设,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切实加强了法制建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就强调「我们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说:「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全国人民.」（《叶剑英选集》第500页）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各级人大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法规,这是叶剑英的又一项重要贡献.
对华国锋叶剑英所感到的遗憾
遗憾的是,在叶剑英担任人大委员长时,未能及时制定《新闻法》、《戒严法》、《政党法》、《公务员财产法》等重要法律,也没能正式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致使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违反宪法的「清污」、「反自由化」、「镇压学生运动」、「清查」等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也是华国锋当年所未能料及的政治生活局面.因为早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谈论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时就讲过: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坚定不移的一条政治方针,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华国锋不赞成「翻烧饼」,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右派斗争」.可是,邓小平不仅用软的一手,用宣传舆论、思想批判和组织处分继续反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用硬的一手「反右」,动用正规的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这比讲过「两个凡是」、又作了检讨的华国锋不知厉害多少倍!因为邓小平对他的「两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坚持着,还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右斗争进行五十年.这就是毛泽东遗传给邓小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顽症,党中央、邓小平就是政治大折腾的源头!结果是在大折腾中,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老百姓无宁日.
总之,大陆当局贬低和抹杀华国锋、叶剑英对改革开放重要贡献的目的,是将功劳全部强加到邓小平头上,突出个人,也是为了突出邓的接班人.
现在,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告中表示了「不折腾」,这是值得欢迎的.我们愿意听其言而观其行!希望新一代领导人不要死保住毛邓那老一套,不断折腾中国人,要从华国锋、叶剑英身上学到更多有益的东西,能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遗志,继续为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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