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发动人民监督官员--毛泽东晚年治党反腐的思想精髓
近几年来，中央纪委先后发现查处了陈良宇、宋平顺、郑筱萸、邱晓华、杜世成、段义和，陈绍基 王华元 郑少东 许宗衡等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可以说真实反映出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反映出中央反腐败决心之大、力度之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清醒的意识到目前官员腐败的严重性。前不久人民网进行了一个网上调查，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腐败问题的现状是？如下图：
参加投票的共计24050人，认为很严重的有22677人，占94.3; 认为比较严重的有1230人，占5.1%.两者占总数的99.4%.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对腐败相当不满，腐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根源。的确，中国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腐败分子已成为官员的代名词。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领域越来越广，金额越来越大，腐败行为越来越恶劣。官商勾结，群体腐败，权色交易，与黑社会勾结等。如一首民谣所讲的那样“财政气粗是大爷，银行有奶就是娘。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税务两条狼。电老虎，水阎王，公检法，是流氓。白衣黑心肠，交通警察象蚂蝗。当官的，喜贪赃；掌权的，没天良。------”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得各行各业。腐败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 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增多。 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增多。“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 这些腐败严重影响了人民对政府和党的信赖和信心，威胁了党和政府的生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腐败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腐败的危害是巨大。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危害更大、更广、更深。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深入研究解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沉重教训要引以为鉴。古今中外，当政者凡腐败堕落，势必激发社会矛盾激化、人民抗争、社会动荡至政局崩溃，这是历史发展、进步的规律。”（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讲话）
目前腐败现象已像扩散了的癌细胞进入了党和政府各个部门。腐败现象已相当严重，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反腐，党等死；反腐，党找死。”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近十几年来中央反腐力度也不能说不大，但成效不明显，越反越腐，短短三十年，为何官员腐败就如此严重?原因何在？
西方反共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所造成的，认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行政集权，这种集权化的行政体制和官僚结构构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导致官员视手中的权利当作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同在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清正廉明的时代。这又是为何呢？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治国，反腐思想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西方人士所指出的观点，一党专政肯定会产生特权，特权肯定会导致官僚主义，导致腐败。更深深牢记了1945年延安与 黄培炎 先生的那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谈话，更不会忘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 ，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共邀请，乘国民党专为他们准备的飞机飞抵延安。 7月4日 ，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 诸 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当年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回答 黄培炎 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息政。”
众所周知，国家和社会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廉洁的封建社会就是君主清明，群臣廉洁，百姓安居乐业。中国是一个有史以来就将官场视为腐败的同义语的国家，历史上官与民争利，官压民，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中国历史上几个较清廉时代，靠的是皇权监督官权。正是由于有开明的皇帝，利用皇权监督着私欲很重的官员，才使官员想贪而不敢，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健康发展。而仅仅依靠官员自律，自我修养的提高而达到为国奉献，为民服务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皇权维持社会的清廉，依靠的是 明 君，但 历史上名 君何其少，开国之后的皇帝深居皇宫之内，没有深入民间，对百姓的疾苦知之甚少，这样自然就很难产生 明 君。最终皇权要么是无法监督官员，要么是与官员同流合污，共同剥削压迫百姓，官员腐化，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最终官逼民反，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消灭旧的皇权，官权，开始一轮新王朝的历史。这也就是 黄培炎 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之后，一直在探索摆脱“历史周期率”，跳出“人亡政息”历史规律的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清廉，不贪污腐化，一心为百姓服务，远离剥削压迫百姓之路，这是作为共和国“开 国之 君”毛泽东所苦思冥想的。而仅仅依靠官员自律，靠共产党官员自我修养的提高而达到为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认为是无稽之谈，是不现实的。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毛泽东一直在探索一条能让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又不会变成专制独裁，腐败的，背叛人民利益的政党，且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让共和国永远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会变色，永远不会“人亡政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实行多党执政，三权分立，可以互相制衡，可以有限的防止腐败的发生。而一党专政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极容易导致特权，产生腐败。但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势必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定。为了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处理好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政治方面，毛泽东采取了走人民治国的道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利用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消除官员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行经。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腐败的根源。思想方面，不断地进行“斗私”思想教育，树立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法制方面，不断健全法制，执法从严，对腐败分子严惩不待。毛泽东对这类官僚主义分子，腐败分子十分厌恶。“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这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建国后，为了防止共产党官员的腐败，为了防止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高瞻远瞩，用心良苦，采取了一系列发动人民监督政府官员，发动人民治党反腐等有效措施：
1951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依法枪决了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干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干部队伍，抵制了腐败思想的侵袭。
1956年的“整风运动”，实行“大鸣大放”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希望通过利用群众及党外人士来监督共产党，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的发生，从而达到一党专政的集权主义与民主检查和制衡相结合。目的是为了整党，使党更加紧密的联系群众，使党不变色，官员不腐败。当时的确有不少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不良作风仍在侵蚀党的肌体。当时东欧波，匈两国的共产党疏远了群众，导致群众游行，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等。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存在着这些问题，如果不整党，就会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现在就有这么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的，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制造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的问题就是那边的党未能以适时的方式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腐败了，对立起来了。“要是长了脓包，那是一定要流脓的。”在中国，应当允许工人罢工，因为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学生也应当允许示威，要使党更能响应群众意愿的一场整风运动，放松控制好让公众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开启“大鸣大放”运动，从而实行以群众，党外人士共同监督共产党，防止共产党的腐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体制。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腐败的运动。“不论是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一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1962年1月30“七千人大会”）
“……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 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官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搞特权，搞腐败，不接受群众的监督。“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另外当时单干风盛行，毛泽东认为搞私有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腐败的根源，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只有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在经济上享有平等权利，才会在政治上享有真正的平等权，人民群众才不怕官，官员也不会享有特权，有私利，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官民平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行使监督官员的权力，党才不会蜕变成为代表官员及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因为是私有制，所以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产生特权，产生私利，官员就会不择手段搞起个人利益，享受特权，生活腐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党执政，三权分立等制度制衡，官员腐败受到牵制，而这种现象一旦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那将更加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此时的毛泽东将反腐败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官员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当毛泽东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整党治国，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在党内遭到官员抵触，甚至反对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些官员在搞特权，谋私利，并认为积极推行私有化“搞单干”的党内当权派在搞“修正主义”，
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45年 黄培炎 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又会出现，历史将会重复，这样的情况是毛泽东最不愿看到的，也不甘心看到这样的结果。为此，此段时期的毛泽东的大脑一直在不停的思考着如何将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会变成现在党内官员为个人及亲属谋私利的工具。如何防止他所热爱的人民群众不会再受到剥削，受压迫？毛泽东苦苦思索，苦苦探索。快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也不多了，他要“只争朝夕”为子孙后代想出一套完整的“防修反腐”的体制出来，这样他一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变色，而“人亡政息”。
“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思想。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出“文化大革命”这一思想时，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苦苦探索中想到了一套“防止共产党官员腐化蜕变”的一套完整的制度，这样没有他的中国也将有一种科学制度来监督共产党官员，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官僚主义盛行，腐败盛行，从而防止共产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人民的江山才会万年红。1966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一 ，都参加了辩论。”难怪毛泽东在逝世前（1976年夏）总结自己人生时将“文革”视为自己一辈子干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三角岛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变修变色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实行依靠群众来实行对官员的监督。用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官僚主义，腐败行为进行整治。他认为当时的当权者，官员思想上是资本主义思想，而且在行为及组织上严重抵制他的崇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2月8日 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恶性武斗事件，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文斗”而不是要“武斗”。革命前面特别加了“文化”而区别以前的“武斗”革命。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8月8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12月给周恩来同志的信中再次强调，“在斗争中，一定要强调文斗，不用武斗。”
周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问，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答花脸游行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应该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起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强调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身体，不能触及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排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贬低党的威信。凡是当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治，请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966年12月17日
1967年对中央军委命令所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等八条，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中央军委命令 1967年1月28日 ）
关于“文革”中有些官员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毛泽东认为“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文革”最初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的官员中的官僚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革掉，而不是为了打到这些官员，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对犯过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办法。” 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官员思想问题。并非像有些人士所讲的是毛泽东故意整人运动。“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1966年夏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我们也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民，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 1966年8月1日 ）。
然而要将众多官员的资产阶级思想，特权思想消除，尤其是党的高层有一些人不理解或不赞同的情况下，推行“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一旦涉及到了大多数官员的既得利益时，都会遇到强大阻力，最后不了了之，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等。因为任何官员不会轻易将自己所获得的特权，利益轻易让给他人，也不喜欢受到群众的牵制与监督。
尤其不幸的是毛泽东坚持的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走人民治国的道路与刘少奇奉行的依靠党内官员自我修养，走依靠社会精英分子治国思想发生了矛盾。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等措施方面，刘少奇又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文革”发动时，他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量工作组对运动进行全面控制，而工作组完全执行了少数派精英路线，将矛头由上转下，把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揭批变成对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打击，回避群众运动的斗争锋芒；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不应该打击的打击了，不应该保护的保护了，与广大群形成明显的对立，引起广大师生和市民对工作组的极大不满。在工作组进驻短短的56天的时间里，在刘少奇抓30万反革命的授意下，实行少数派官僚专政，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华大学6.7事件、广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师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院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兰州大学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击。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与清华大学6.7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发生多起学生被逼自杀、绝食现象。这些被打击的教师和学生，绝大部份都是真正对当权派官员敢于提意见，和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表示不满的有正义感的教师、学生。
工作组限制和镇压人民群众或挑拨群众斗群众，使运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其性质和后果都非常严重，且后来演变成抢权政变。
当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背离了初衷，变成了官员压迫群众的白色恐怖。感受到人民群众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泽东，激愤之下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思想是代表官僚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的，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官员已占据各级领导地位，这样发展下出会亡国亡党的。 清除刘少奇等资产阶级思想势在必行。毛泽东在 1966年10月24日 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在《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二）1966.10.24》的讲话：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
“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转向陶铸）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纰。”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犯错误路线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
“七大时陈其源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能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么？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起来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話，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由于斗争激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避，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盛行，从而防止共产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了各种政治斗争手段，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种大民主实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历史证明，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没有民主监督，统治阶级就一定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利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形成官僚主义，腐败，与民争利，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没有群众监督的共产党官员也是如此，这是任何政党和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使党在群众的监督之下。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有其深远的意义，具有超前的民主意识。当然“文革”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并不是“文革”思想体系和精神所在，更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正如当前社会中的各种腐败现象也并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一样。
建国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消除官员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行经。防止党变质，国家变色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生的信念及追求。
近几年来，中央纪委先后发现查处了陈良宇、宋平顺、郑筱萸、邱晓华、杜世成、段义和，陈绍基 王华元 郑少东 许宗衡等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可以说真实反映出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反映出中央反腐败决心之大、力度之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清醒的意识到目前官员腐败的严重性。前不久人民网进行了一个网上调查，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腐败问题的现状是？如下图：
参加投票的共计24050人，认为很严重的有22677人，占94.3; 认为比较严重的有1230人，占5.1%.两者占总数的99.4%.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对腐败相当不满，腐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根源。的确，中国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腐败分子已成为官员的代名词。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领域越来越广，金额越来越大，腐败行为越来越恶劣。官商勾结，群体腐败，权色交易，与黑社会勾结等。如一首民谣所讲的那样“财政气粗是大爷，银行有奶就是娘。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税务两条狼。电老虎，水阎王，公检法，是流氓。白衣黑心肠，交通警察象蚂蝗。当官的，喜贪赃；掌权的，没天良。------”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得各行各业。腐败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 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增多。 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增多。“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 这些腐败严重影响了人民对政府和党的信赖和信心，威胁了党和政府的生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腐败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腐败的危害是巨大。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危害更大、更广、更深。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深入研究解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沉重教训要引以为鉴。古今中外，当政者凡腐败堕落，势必激发社会矛盾激化、人民抗争、社会动荡至政局崩溃，这是历史发展、进步的规律。”（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讲话）
目前腐败现象已像扩散了的癌细胞进入了党和政府各个部门。腐败现象已相当严重，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反腐，党等死；反腐，党找死。”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近十几年来中央反腐力度也不能说不大，但成效不明显，越反越腐，短短三十年，为何官员腐败就如此严重?原因何在？
西方反共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所造成的，认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行政集权，这种集权化的行政体制和官僚结构构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导致官员视手中的权利当作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同在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清正廉明的时代。这又是为何呢？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治国，反腐思想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西方人士所指出的观点，一党专政肯定会产生特权，特权肯定会导致官僚主义，导致腐败。更深深牢记了1945年延安与 黄培炎 先生的那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谈话，更不会忘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 ，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共邀请，乘国民党专为他们准备的飞机飞抵延安。 7月4日 ，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 诸 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当年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回答 黄培炎 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息政。”
众所周知，国家和社会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廉洁的封建社会就是君主清明，群臣廉洁，百姓安居乐业。中国是一个有史以来就将官场视为腐败的同义语的国家，历史上官与民争利，官压民，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中国历史上几个较清廉时代，靠的是皇权监督官权。正是由于有开明的皇帝，利用皇权监督着私欲很重的官员，才使官员想贪而不敢，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健康发展。而仅仅依靠官员自律，自我修养的提高而达到为国奉献，为民服务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皇权维持社会的清廉，依靠的是 明 君，但 历史上名 君何其少，开国之后的皇帝深居皇宫之内，没有深入民间，对百姓的疾苦知之甚少，这样自然就很难产生 明 君。最终皇权要么是无法监督官员，要么是与官员同流合污，共同剥削压迫百姓，官员腐化，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最终官逼民反，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消灭旧的皇权，官权，开始一轮新王朝的历史。这也就是 黄培炎 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之后，一直在探索摆脱“历史周期率”，跳出“人亡政息”历史规律的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清廉，不贪污腐化，一心为百姓服务，远离剥削压迫百姓之路，这是作为共和国“开 国之 君”毛泽东所苦思冥想的。而仅仅依靠官员自律，靠共产党官员自我修养的提高而达到为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认为是无稽之谈，是不现实的。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毛泽东一直在探索一条能让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又不会变成专制独裁，腐败的，背叛人民利益的政党，且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让共和国永远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会变色，永远不会“人亡政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实行多党执政，三权分立，可以互相制衡，可以有限的防止腐败的发生。而一党专政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极容易导致特权，产生腐败。但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势必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定。为了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处理好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政治方面，毛泽东采取了走人民治国的道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利用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消除官员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行经。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腐败的根源。思想方面，不断地进行“斗私”思想教育，树立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法制方面，不断健全法制，执法从严，对腐败分子严惩不待。毛泽东对这类官僚主义分子，腐败分子十分厌恶。“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这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建国后，为了防止共产党官员的腐败，为了防止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高瞻远瞩，用心良苦，采取了一系列发动人民监督政府官员，发动人民治党反腐等有效措施：
1951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依法枪决了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干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干部队伍，抵制了腐败思想的侵袭。
1956年的“整风运动”，实行“大鸣大放”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希望通过利用群众及党外人士来监督共产党，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的发生，从而达到一党专政的集权主义与民主检查和制衡相结合。目的是为了整党，使党更加紧密的联系群众，使党不变色，官员不腐败。当时的确有不少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不良作风仍在侵蚀党的肌体。当时东欧波，匈两国的共产党疏远了群众，导致群众游行，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等。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存在着这些问题，如果不整党，就会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现在就有这么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的，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制造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的问题就是那边的党未能以适时的方式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腐败了，对立起来了。“要是长了脓包，那是一定要流脓的。”在中国，应当允许工人罢工，因为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学生也应当允许示威，要使党更能响应群众意愿的一场整风运动，放松控制好让公众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开启“大鸣大放”运动，从而实行以群众，党外人士共同监督共产党，防止共产党的腐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体制。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腐败的运动。“不论是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一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1962年1月30“七千人大会”）
“……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 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官员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搞特权，搞腐败，不接受群众的监督。“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另外当时单干风盛行，毛泽东认为搞私有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腐败的根源，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只有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在经济上享有平等权利，才会在政治上享有真正的平等权，人民群众才不怕官，官员也不会享有特权，有私利，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官民平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行使监督官员的权力，党才不会蜕变成为代表官员及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因为是私有制，所以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产生特权，产生私利，官员就会不择手段搞起个人利益，享受特权，生活腐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党执政，三权分立等制度制衡，官员腐败受到牵制，而这种现象一旦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那将更加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此时的毛泽东将反腐败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官员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当毛泽东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整党治国，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在党内遭到官员抵触，甚至反对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些官员在搞特权，谋私利，并认为积极推行私有化“搞单干”的党内当权派在搞“修正主义”，
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45年 黄培炎 先生所讲的“历史周期率”又会出现，历史将会重复，这样的情况是毛泽东最不愿看到的，也不甘心看到这样的结果。为此，此段时期的毛泽东的大脑一直在不停的思考着如何将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会变成现在党内官员为个人及亲属谋私利的工具。如何防止他所热爱的人民群众不会再受到剥削，受压迫？毛泽东苦苦思索，苦苦探索。快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也不多了，他要“只争朝夕”为子孙后代想出一套完整的“防修反腐”的体制出来，这样他一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变色，而“人亡政息”。
“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思想。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出“文化大革命”这一思想时，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苦苦探索中想到了一套“防止共产党官员腐化蜕变”的一套完整的制度，这样没有他的中国也将有一种科学制度来监督共产党官员，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官僚主义盛行，腐败盛行，从而防止共产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人民的江山才会万年红。1966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一 ，都参加了辩论。”难怪毛泽东在逝世前（1976年夏）总结自己人生时将“文革”视为自己一辈子干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三角岛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变修变色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实行依靠群众来实行对官员的监督。用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官僚主义，腐败行为进行整治。他认为当时的当权者，官员思想上是资本主义思想，而且在行为及组织上严重抵制他的崇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2月8日 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恶性武斗事件，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文斗”而不是要“武斗”。革命前面特别加了“文化”而区别以前的“武斗”革命。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8月8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12月给周恩来同志的信中再次强调，“在斗争中，一定要强调文斗，不用武斗。”
周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问，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答花脸游行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应该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起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强调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身体，不能触及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排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贬低党的威信。凡是当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治，请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966年12月17日
1967年对中央军委命令所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等八条，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中央军委命令 1967年1月28日 ）
关于“文革”中有些官员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毛泽东认为“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文革”最初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的官员中的官僚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革掉，而不是为了打到这些官员，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对犯过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办法。” 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官员思想问题。并非像有些人士所讲的是毛泽东故意整人运动。“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1966年夏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我们也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民，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 1966年8月1日 ）。
然而要将众多官员的资产阶级思想，特权思想消除，尤其是党的高层有一些人不理解或不赞同的情况下，推行“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一旦涉及到了大多数官员的既得利益时，都会遇到强大阻力，最后不了了之，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等。因为任何官员不会轻易将自己所获得的特权，利益轻易让给他人，也不喜欢受到群众的牵制与监督。
尤其不幸的是毛泽东坚持的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走人民治国的道路与刘少奇奉行的依靠党内官员自我修养，走依靠社会精英分子治国思想发生了矛盾。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等措施方面，刘少奇又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文革”发动时，他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量工作组对运动进行全面控制，而工作组完全执行了少数派精英路线，将矛头由上转下，把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揭批变成对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打击，回避群众运动的斗争锋芒；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不应该打击的打击了，不应该保护的保护了，与广大群形成明显的对立，引起广大师生和市民对工作组的极大不满。在工作组进驻短短的56天的时间里，在刘少奇抓30万反革命的授意下，实行少数派官僚专政，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华大学6.7事件、广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师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院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兰州大学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击。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与清华大学6.7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发生多起学生被逼自杀、绝食现象。这些被打击的教师和学生，绝大部份都是真正对当权派官员敢于提意见，和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表示不满的有正义感的教师、学生。
工作组限制和镇压人民群众或挑拨群众斗群众，使运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其性质和后果都非常严重，且后来演变成抢权政变。
当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背离了初衷，变成了官员压迫群众的白色恐怖。感受到人民群众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泽东，激愤之下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思想是代表官僚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的，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官员已占据各级领导地位，这样发展下出会亡国亡党的。 清除刘少奇等资产阶级思想势在必行。毛泽东在 1966年10月24日 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在《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二）1966.10.24》的讲话：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
“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转向陶铸）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纰。”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犯错误路线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
“七大时陈其源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能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么？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起来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話，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由于斗争激烈，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避，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盛行，从而防止共产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了各种政治斗争手段，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种大民主实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历史证明，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没有民主监督，统治阶级就一定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利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形成官僚主义，腐败，与民争利，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没有群众监督的共产党官员也是如此，这是任何政党和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使党在群众的监督之下。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有其深远的意义，具有超前的民主意识。当然“文革”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并不是“文革”思想体系和精神所在，更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正如当前社会中的各种腐败现象也并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一样。
建国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官员，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消除官员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行经。防止党变质，国家变色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生的信念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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