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由与真相》

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由与真相》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还让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他们两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

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爆炸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在回忆录中坦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是最高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顽固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和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了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两弹元勋”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还是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开始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这样处理的吗？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慷慨陈辞：“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根本的区别所在。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责任感。由此，他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而走进了人道主义者的队伍中。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都是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开始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此，阿·切尔尼亚耶夫有一番悲观的评估：“如果说反酗酒运动是改革时代第一个大错误的话，那么，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改革开始前在社会基础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颗爆炸了的最大‘地雷’……并且是改革道路上发生的第一个悲剧。”而戈氏本人的评估却是乐观的：“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我更倾向于戈氏的看法——盖子已经揭开，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理由，民众也清楚地看到了旧制度的僵化和停滞。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难以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于是，戈尔巴乔夫可以放手开始他的事业了。

文学与政治局

在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怪现象：许多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非开放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专制统治者们对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自由天性充满着警惕和恐惧。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领袖本人对爱伦堡、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自己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当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杀和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受到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这些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他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居然比沙皇还要愚昧。长期以来，苏联的文化宣传官员们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告的作用——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阅读和传颂。

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他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变革的可能呢？这时，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搁置多时的作品早日得到公开出版。戈尔巴乔夫读完了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戈氏认为，此书的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于是便批准了该书的出版。果然，《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出版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从中解读出总书记坚决不走回头路、一心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断收到作家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发现了作家艺术家们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氏决心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的时候，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该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

这一小小的“放权”，却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上的沉重束缚。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莫维奇、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孙儿孙女们能够享受到“公开性”所到来的好处了：比起爷爷奶奶们来，他们能够阅读到不同的文学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涸对学术的压制，带来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了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都差点就胁迫戈氏走回头路了，但戈氏都在最后一刻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既然他本人对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有着切身的体验，那么他怎么会愿意自己的枕头上只有一本虚假的领袖著作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戈氏本人的批评。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骂的时候，戈氏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从此以后，文学就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

俄罗斯文学复兴的希望，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诞生了。

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不是失败者”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种理想的紧箍。他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而阿·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氏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其实，从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

戈氏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旧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的那样：“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 索尔·舒尔曼分析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东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旧制度，霍布斯邦的观察比索尔·舒尔曼更深入了一步，他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

戈氏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氏面前的一个乱摊子。勃列日涅夫们都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心满意得地告别了人士，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戈氏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可以汲取的经验，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统倾泻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则对他心怀仇恨。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氏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戈氏的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以上的四点成就足以让戈氏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难道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吗？在这本回忆录的结束语里，戈氏讨论了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问题。许多人都把他当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然而，戈氏心灵深处的评估标准不一样，他写道：“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另一部分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巴乔夫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最后的成功。当离开克里姆林宫十一年之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邀请他参与国是讨论的时候，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