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0年代新闻摄影造假史
2009-6-27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6期
亩产3万斤的水稻田里，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他们脚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拥有沙发般的弹力。这张1958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新闻图片，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照片说明里提到的高于正常产量数十倍的数字，曾一度让大陆民众对新中国的生产力，产生狂热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张假新闻照片只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造假体系中的片断。但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始终在角落里若隐若现。而近日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则揭开了60年前，大陆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3年争辩，讲述了新闻照片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官方语境中，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历史。
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虚构和组织加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要反对虚构和摆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但虚构、摆布和组织加工、技术性调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概念从未有人能清晰讲述，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发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照片，成为引发这些问题大讨论的源头。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园，杜修贤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园内出租的儿童车上的留影。杜修贤拍下这个场面后，作为公园出租儿童车的新闻发表，但北京分社认为这张照片纯属“摆布”，是造假，压下不发。当一些同事批评杜修贤的行为时，摄影组的张惠贤却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就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杜修贤也解释说，带着熟悉的小孩拍照，会比较理想，但并不影响新闻性和真实性。
年末，新华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华社总社的意见，提出“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但一场围绕关涉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见之后并未就此停步。
为政治服务
杜修贤事件的前3个月，毛**提出“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提意见，甚至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
此后数月，编辑、记者、业内刊物的负责人、摄影学会的会员纷纷加入这场讨论。各方人员提供的真实案例表明，虽然虚构新闻并不被业界认同，但在“组织加工”名义之下，记者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建国初期的新闻摄影人基本由三类人组成：解放区来的战地摄影师，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摄影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对什么是新闻摄影，并无统一意见。但解放区来的摄影师们，对新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位老摄影师的后代认为，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倾向于表现社会光明美好的一面。
“影子敌人”
苏联产生影响的同时，欧美新闻摄影理念，伴随着少数外国摄影师、接受过欧美教育的摄影人，也时时冲击着大陆新闻人的头脑。
1956年，谢汉俊留美归国，进入新华社从事摄影研究。他坚持不能因为对政治有利，记者就可以在采访中进行摆布或组织加工的观点；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组织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大讨论中，他亦强调：记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58年6月，“大跃进”期间，提出“决定性瞬间”的布列松访华，给大陆新闻摄影界以更强烈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陈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拍摄。他发现布列松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看到一个从帐篷下面伸手抓黄瓜的战士时，他像“猫抓耗子一样跑过去”，但当战士发现他拍照，对着镜头笑后，他立刻就收起相机，摇摇头走了。而同去的摄影学会摄影家们，很少抓拍人物动作，照片不够生动。两相对比，陈勃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布列松注意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改进的。
一个月后，布列松受邀与北京摄影界人士座谈，对照片的真实性、如何表现这种真实性，以及相机的选用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批评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
摄影界仍将他作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各摄影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后，认为他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2009-6-27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6期
亩产3万斤的水稻田里，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他们脚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拥有沙发般的弹力。这张1958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新闻图片，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照片说明里提到的高于正常产量数十倍的数字，曾一度让大陆民众对新中国的生产力，产生狂热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张假新闻照片只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造假体系中的片断。但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始终在角落里若隐若现。而近日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则揭开了60年前，大陆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3年争辩，讲述了新闻照片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官方语境中，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历史。
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虚构和组织加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要反对虚构和摆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但虚构、摆布和组织加工、技术性调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概念从未有人能清晰讲述，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发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照片，成为引发这些问题大讨论的源头。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园，杜修贤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园内出租的儿童车上的留影。杜修贤拍下这个场面后，作为公园出租儿童车的新闻发表，但北京分社认为这张照片纯属“摆布”，是造假，压下不发。当一些同事批评杜修贤的行为时，摄影组的张惠贤却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就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杜修贤也解释说，带着熟悉的小孩拍照，会比较理想，但并不影响新闻性和真实性。
年末，新华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华社总社的意见，提出“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但一场围绕关涉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见之后并未就此停步。
为政治服务
杜修贤事件的前3个月，毛**提出“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提意见，甚至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
此后数月，编辑、记者、业内刊物的负责人、摄影学会的会员纷纷加入这场讨论。各方人员提供的真实案例表明，虽然虚构新闻并不被业界认同，但在“组织加工”名义之下，记者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建国初期的新闻摄影人基本由三类人组成：解放区来的战地摄影师，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摄影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对什么是新闻摄影，并无统一意见。但解放区来的摄影师们，对新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位老摄影师的后代认为，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倾向于表现社会光明美好的一面。
“影子敌人”
苏联产生影响的同时，欧美新闻摄影理念，伴随着少数外国摄影师、接受过欧美教育的摄影人，也时时冲击着大陆新闻人的头脑。
1956年，谢汉俊留美归国，进入新华社从事摄影研究。他坚持不能因为对政治有利，记者就可以在采访中进行摆布或组织加工的观点；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组织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大讨论中，他亦强调：记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58年6月，“大跃进”期间，提出“决定性瞬间”的布列松访华，给大陆新闻摄影界以更强烈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陈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拍摄。他发现布列松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看到一个从帐篷下面伸手抓黄瓜的战士时，他像“猫抓耗子一样跑过去”，但当战士发现他拍照，对着镜头笑后，他立刻就收起相机，摇摇头走了。而同去的摄影学会摄影家们，很少抓拍人物动作，照片不够生动。两相对比，陈勃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布列松注意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改进的。
一个月后，布列松受邀与北京摄影界人士座谈，对照片的真实性、如何表现这种真实性，以及相机的选用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批评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
摄影界仍将他作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各摄影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后，认为他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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