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抗战后期，我参加了新四军，又很快入了党，对当时军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作风印象很深刻。

　　那时，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北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有一阵子布匹非常紧缺。于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决定，1944年冬天，实在困难的部队和地区，一律穿苏北民间木制织布机自产的粗布制作的棉衣。连这种粗布也要求节约，棉袄领口的翻领和下面的两个大兜兜也没有了。黄克诚自己也和大家一样，不讲任何特殊。当时我在文工团，还能穿上细布棉衣，这是对文艺兵的特别优待。只有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穿着皮夹克，不知是缴获日寇的还是自己买的，怪刺眼的，不以为然的背后“怪话”很多。但就是这样出洋相的人，也有好的一面。那时在阜宁县公安局当局长的丁兆甲同志来谈事，吴法宪知道后特别叫保卫部的同志多弄了几个菜，他自己也参与接待和陪同共餐，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这给大家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1946年春天，在苏皖边区政府和中共华中局领导机关所在地淮阴，举行了“华□□传教育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宣传部部长冯定，华中《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正副社长范长江、恽逸群，文化名人阿英、黄源等都和大家一样，坐在会场上，会议司仪说到请谁上台讲话，谁就顺着边角上的小梯子走上舞台，在台角向会场内的同志们讲话，很少站在台前中央打着手势高声发言的；在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四八”遇难烈士的奠堂上，领导也和大家一样，左臂套着黑纱、左胸戴着白花，哀痛地排在会场上共同悼念；表演期间，有些文艺团体发生了争论，双方在大会会刊和《新华日报》上刊发文章，各抒见解。其中有些同志只有十几岁，但并没有因年轻、级别低而被剥夺应有的发言权，反而受到了照顾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