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刘少奇之争留下的历史困惑 zt

高岗与刘少奇之争留下的历史困惑

(一)　　反党的帽子
　　文革结束以后，痛定思痛，十年浩劫中的怨假错案统统平反，不仅刘邓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及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统统平反，而且50年代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反右斗争的50万右派，更早的胡风、潘汉年反党集团，一直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央苏区的AB团、福田事变，二方面军的贺龙、夏曦、段德昌，井冈山上彭德怀亲自杀害的王佐、袁文才，杀人的和被杀的，一股脑儿，统统平反的平反，不算的不算。于是乎，党内留下来的反党集团就不多了。四人邦反党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都与文革有关。其实，有了形左实右的5.71工程纪要，林彪都有人同情。在大陆战争历史故事电影里，寡言少语的林总已经多次以正面形象出现了。连1962年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贾怀志、刘景范反党集团也平反了。这样一来，高饶反党联盟自然突出得醒目。一眼望去，建国以来，硕果仅存的高饶、四人邦两个反党集团，都是左。
　　高大麻子一身江湖土匪气，称兄道弟，结邦拉派，封官许愿，男女作风糜烂；饶漱石两袖清风，一本正经，却从来就是窝里斗：新四军里先是帮着项英与叶挺斗，接着与陈毅、谭震林斗，到组成反党联盟的时候，斗争矛头直指提拔自己的老上司-刘少奇。高、饶这两个人，不招人喜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恰如其分地就人品说人品，譬如说：高岗是土匪，饶漱石是窝里斗，所以要清除出党，永不叙用，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反党呢？所有党内被冤屈的好人，大多都尝过被说成是反党的滋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高岗与刘志丹、谢子长共创陕北苏区，才有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落脚之地；解放东北后，接替林彪任一把手，成就了四野百万大军入关作战，推翻蒋家王朝的战略大后方；抗美援朝，背靠苏联的东北成为志愿军的总后勤部，彭德怀-高岗-周恩来，朝鲜-东北-北京一条线，打败美帝野心狼。所有这些，当时都是当成民族英雄称颂的。为了实现反党的目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把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打得屁滚尿流，犯得着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吗？
　　党内路线斗争关系到建党、建国的大政方针，确实严肃，来不得半点含糊；有时你死我活，容不得对政敌心慈手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参加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是否一定要用反党的帽子，平心而论，好处并不多。特别是把这帽子扣在那些曾经为党出生入死的老党员身上，一方面本人不服气，一方面老百姓按常理想不通：都当了那么大官了，图什么呢？
　　(二)　　进城伊始的左右之争
　　1949年3月，共产党刚进北京的时候，还是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石。到了10月1日建国，仅仅半年时间，陡然变成毛泽东的主席，朱德、刘少奇、高岗的副主席。1952年调高岗进京，组织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与临时政务院平级，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周恩来从中央苏区开始，周副主席被党内党外叫了20年，终于打下天下建国了，最后连个政协副主席都没当上，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临时政务院的工作，除了经济，就只剩外交和统战了。这倒是他从抗战一直到内战时期，党内分工之延续。提拔高岗、贬抑周恩来，显然是毛泽东匠心独运，决非高岗个人野心所能企及。这也命定了高岗要犯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班人之众怒；其中包含有对毛泽东贬抑周恩来的不解和不满。
　　毛泽东提拔高岗的背景是刘、周日益表现出的右倾。大军进城，打天下土包子坐龙庭了。共产党的天下究竟怎么坐？为此，刘少奇两次就近去天津调查研究：一个剥削有功，一个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产生了党内进城伊始的左右之争。
　　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的手笔，是共产党掌权之后的建国方略。刘少奇去天津时，刚刚建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尚未解放，大西南、大西北、西藏、新疆、台湾、海南岛都还在敌人手里。战火纷飞，人心惶惶，城市中、特别是大城市，资本家关闭工厂商店，工人失业，供应紧张，加上战场上蒋介石负隅顽抗，城市里特务四处破坏，社会治安混乱。这时候，刘少奇顺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文件，批评斗争资本家的左倾幼稚病，一切以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安定人心、维护治安为中心。刘少奇说：
　　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
　　这段剥削有功的著名语录，被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传播得遐迩闻名，成为刘少奇、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
　　大陆电影千里挺进大别山，一个连长抢了老板的布为战士御寒，居然让刘伯承、邓小平大张旗鼓地枪毙了。战争年代，安定人心，不能说成是保护资本家的布、残害革命同志的命。解放军大军进城，秋毫无犯；老百姓箪食壶浆，安居乐业；这也是开国新主喜闻乐见的场景。更何况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反复要说明的就是共产党可以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甚至同样不乏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之类的恳切说辞：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全国刚刚解放，接着就是抗美援朝，与刚刚赢了二战的美帝国主义正面交战。刘少奇、周恩来在经济日常工作第一线日理万机，在百孔千疮的战争废墟上恢复生产，动员一切物资支援前线，与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美国抗衡。在这个背景下，山西推动农村合作化，高岗在东北学苏联搞集体农庄，被当成左倾冒进批评。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15-30年之间；
　　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
　　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果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历史任务》，遭到高岗们朴素而直白的质疑：
　　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毛泽东曾经在一系列中央级会议赞成过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施政大纲，并且亲口许诺过可以实行20-30年的新民主主义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建国伊始，豪情满怀，忽略了年龄不饶人这一条。1951年，毛泽东已经58岁了。难道28年武装斗争，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洒血夺取政权，就是为了给阶级敌人作嫁衣裳，让已经被打翻在地的资本家、地主富农重新发展壮大，过20~30年以后，等到自己七老八十了，再搞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不行。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再说了，刘少奇口口声声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不等于白干了？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能是民主党派、民主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
　　接着，毛泽东大发雷霆，批评刘少奇的《历史任务》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这是什么样的历史任务？刘少奇委屈地解释：《历史任务》的讲话提纲事先提交书记处讨论，当时毛泽东同意；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要20~30年时间，是西柏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亲口说过的；整个讲话并没有创新，完全是阐述毛泽东著作《论新民主主义》。
　　接着，刘少奇收回《历史任务》的讲话，痛作检查。高岗关于东北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被毛泽东作文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接着，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进北京，以削藩的名义充实中央领导班子(以充实中央领导班子的名义削藩。刘少奇原本党内分工管组织人事，经高岗提名，任命饶漱石为组织部长。
　　接着，成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身份任主席，与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身份领导的政务院平级，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专司财政经济，又称经济内阁，委员为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
　　接着，共产党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负责制；一人轮流值班一周。
　　接着，刘少奇主持党内日常事务，毛泽东提议叠床架屋成立书记处，主持党内日常事务，邓小平任总书记。
　　接着，因为周恩来、薄一波取消国营企业税收优惠，与私有经济统一纳税，毛泽东再次大怒，周、薄两人分头大会小会深刻检讨，撤销薄一波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财政部改组。
　　接着，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安子文遭到长期围攻。
　　接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就批评东北、山西合作化冒进，晋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天津剥削有功的讲话，作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刻检讨……
　　(三)　　高岗留下的困惑
　　正确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路线斗争的结果，最后要落实在权力格局和权力分配上。高饶反党联盟紧锣密鼓，因为要开建国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八大，要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上要通过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要定政体、国体：究竟是苏联式的部长会议主席制还是刘少奇提出的国务院总理一切经济外交日常事务。前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后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的临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路线斗争，你死我活。高岗认为：刘少奇是资本家的女婿，长期在白区工作，重用一批城里地下党的变节分子(薄一波等61个叛徒，一说发展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我们边区武装斗争，硝烟弥漫，血雨腥风，追求的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决不轻易向资本主义妥协。在这个基础上，高岗进而伸引出白区党、红区党的概念，超出了党内正常争论的范围，已经带有日后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根据这套理论，高岗把自己打扮成坚持根据地武装斗争的代表，博得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军界巨头的共鸣，误闯了核心政治的白虎堂；而且得到陶铸、陈正人、柯庆施等左派封疆大吏的同情和支持。
　　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就在高岗自以为得逞之际，整个棋局戏剧性地大翻盘了：毛泽东离京休养；高饶在北京成了反党联盟，被分别关押审讯，高岗两次自杀。大道理上说，这个结果是公道自在人心，高岗一系列出格的非组织活动，封官许愿，遭到陈云、邓小平等人的鄙视和坚决抵制。小道理上看，不管小说家如何穿凿附会，高岗毕竟是刀头上舔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武装斗争领袖，以国家副主席、党中央日常工作三人轮流值班的至尊身份而两次自杀、而最后身亡，对手搏击武功之高，力道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被中央关押的状态下第二次吞服大量强效安眠药而身亡，享年49岁。高岗死后不到一个月，9月15日，筹备了近两年时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制、与政务院平级的经济计划委员会随着高岗的自杀烟消云散。耐人寻味的是，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定性讲话，除了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饶反党联盟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如何反党。
　　1956年，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转辗反侧多年，似乎总算为建国之路奠定了统一的调调。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写入了党章；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思想也从正式文件中拿了出来。不曾想，据王光美说，八大结束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不管实际发生的具体细节如何，接下来的历史是：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0~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1964~1965年四清，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时间。几乎所有部门和地方的领导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遭到批斗、夺权，接替毛泽东当了多年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全家遭到迫害，本人被残酷迫害致死。

　　(四)　　刘少奇留下的困惑

　　毛泽东从来不满意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序。早在1948年，毛泽东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解释：

　　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接着，1952年，毛泽东继续革命，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根本不顾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脸面，毫不客气地明确提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是超越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发展顺序的一场悲壮尝试；文化大革命则是多年积怨的一次总爆发、奋不顾身的大决战。前者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进步两个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者是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通过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防止中国重复资本主义的旧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建国之初高饶联盟的这场路线斗争，谁是谁非，似乎是一目了然了-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与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不变，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发扬光大。中间隔了两段-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从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到意识形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真的是鸡飞蛋打：70年代末期，城市里酱油、醋、咸菜都要凭票供应，油炸花生米成为过年才吃得上的大菜；农村则两亿人吃不饱肚子。倘若一进城就依了刘少奇的《历史任务》，将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不变一以贯之，就不需要反右；就不需要大跃进的瞎折腾，饿死成千上万人；就没有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根据这20年改革开放、发家致富的速度，中国大陆的富裕程度还不超过台湾？

　　路线斗争30年，改革开放20年，留下一个逻辑上令人困惑的理论遗产。刘少奇昭雪平反之后，亲人们在总结毛刘之争时写道：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毛一生中伟大的光辉的正确的那部分理论和实践，不可分。正如要坚持四卷，必否定五卷；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必否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必要恢复刘少奇的本来面目。

　　高岗的朴素提问就成为难以回答的原则问题：28年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就是为了夺取政权以后大力发展继续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地主富农，按照剥削有功的道理，等他们通过剥削而充分发展了，实力充分强大了，再动员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进行一场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执政纲领上，面临着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建国之初的争论，在实践中始终没有结束。由此看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定下不争论的框框，真的是老成谋国之言，政治用意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