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
“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
———“离样板戏最近的人”张雅心自述当年
《羊城晚报》2009-05-03
出身贫农被选中
我1933年阴历四月初九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香屯乡，家里很穷，后来举家搬到了县城生活。
1960年，我报考了刚刚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我考上了摄影系。我是学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在长春电影学院期间，我是团总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毕业了，我在内有五人被要到了新华社。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就是县、市、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组织上之所以让我拍样板戏，主要是看中我出身好———贫农、技术过硬。石少华是新华社的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是他推荐了我拍摄样板戏。当时他是文革时期文化组的副组长，江青是组长。当时我从上海拍摄回来，石少华找我谈话，说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保密，不能对外说。
开始石少华只告诉我去北影厂拍，吃住都要在那里。后来听狄福才说，当时江青搞样板戏搞不成，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吧，我给你派一个认真负责有能力的人，8341的副政委狄福才。狄福才跟张思德是一个班的，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狄福才也是文化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军代表。
从1969年－1976年，8年的时间，八部样板戏我拍摄了六部。
江青提出要有“出绿”和“隔离光”
从开始拍摄那天起，我就在电影厂里跟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当时让我随意选择住剧团还是住电影厂，我选择了电影厂。剧团当时是江青的宠儿，吃和住的待遇都好，但是我怕那样会脱离群众，还是选择了在电影厂。每天打水、扫地、跟工人们一起干活，他们对我都很好。
我每周两次回新华社跟石少华社长汇报工作进程和拍摄情况。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出绿”和“隔离光”都是她提出来的。她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看片子。
八部样板戏不惜成本。胶片用的是最好的，摄影是大摄影师钱江，导演是大导演谢铁骊，演员也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唱腔是张君秋和于会泳一起设计的，作曲是于会泳和军词一块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剧院沈晓婉设计的，台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焦安指导的。
我拍过六部样板戏。第二年，1971年，我到了长影厂拍《奇袭白虎团》。同一时间，《沙家浜》也在长影厂开拍，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新华社就又派了孟庆彪去拍。1973年，开始在北影厂拍《龙江颂》，同时《红灯记》在八一厂开拍，新华社增派了陈娟美去拍。他们两个拍了两部。
传说“用车拉彩色胶卷”
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都想去拍样板戏。最初新华社派我去拍摄是很保密的，后来拍完照片回新华社冲洗，渐渐地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在拍。我成了香饽饽，大家都很羡慕我。别人用彩色胶卷一年才三个，我却可以大书包一背，一包一包的，每次一二百个地拿。那时候大家一看到我就跟我要样板戏的票。
样板戏拍摄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拍摄时的消音，因为我的快门声不能干扰同期录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影厂的木工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木头盒子，把相机放在里面，上面留出一个窟窿对焦，内壁上贴上海绵吸音，手从两侧伸进去，袖口有松紧带拴着，防止声音出来。有点像过去卖烟的小孩子那样把盒子挂在脖子上。如果不是用这种办法根本抢不下来，不可能再为你重演一遍让你拍摄。再说，每天晚上排戏，今天拍不上，第二天布景又换了，拍另一场戏了。
器材方面，当时用的是最好的。全国只有三台哈苏相机，江青一台、石少华一台、我一台。胶卷用的是柯达。我除了用哈苏，还用莱卡。一个镜头拍两张：彩色一张，黑白一张。拍摄时我以哈苏为主。
每部戏开拍之前，我都要先研究剧本，找导演谈，找演员谈，列出拍摄计划，了解哪些是重点。拍摄《红色娘子军》时，演员起跳讲开、绷、直。但是当时选照片时他们选了一张脚是勾着的，那样不对，要绷直了才行。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张雅心拍样板戏用车拉胶卷。”的确，《智取威虎山》拍了三次，每次都要拍几十个胶卷。
特批家眷都调到北京
拍样板戏的时候我很年轻，30多岁。一个人住一间屋，年轻的女演员们天天围在我身边，我的家眷在黑山老家，我常年不回家，确实是个考验。那时候价值观不同，舆论上把所谓的生活作风看得很重。所以无论怎样都必须克服自己，不敢犯错误。
拍摄了8年样板戏，几乎天天都在拍摄现场，江青催得紧，连回家探亲都不能。我爱人在黑山老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受不了了，写信给我让我回去。我跟组织上说了，石少华就跟狄福才一起出面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要求特批我的家眷都调到北京来。那时候调到北京非常难。当时我爱人正在黑山组织部帮忙，辽宁组织部打电话给黑山组织部问有没有张桂兰这个人，回答说：有。人家又问：她是什么人物，中央打电话来调人。就这样，我们一家七口人：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三个孩子，一下子都调进北京了。那是1972年。
现在的戏不如样板戏讲究
样板戏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创新。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编剧、唱腔、台词、舞蹈、音乐，把古典音乐和西洋交响乐融合在了一起，演员也是最棒的，童祥龄、杨春霞、李秉叔、薛清华、刘长瑜、高玉倩等都是非常棒的演员，所以样板戏可以说是经典的。现在的戏跟样板戏比起来显得粗糙，没有能超越的。
现在回想起来，样板戏的拍摄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1.在意志上更坚强了。2.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总结出了一套如何用慢速度抓拍快动作的方法，为此我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怎样把拍摄电影的手法用在拍照片上。3.艺术欣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我调入人民日报社。2002年，我68岁的时候从人民日报退休。
采访地点：北京甜水园·人民日报社宿舍
“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
———“离样板戏最近的人”张雅心自述当年
《羊城晚报》2009-05-03
出身贫农被选中
我1933年阴历四月初九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香屯乡，家里很穷，后来举家搬到了县城生活。
1960年，我报考了刚刚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我考上了摄影系。我是学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在长春电影学院期间，我是团总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毕业了，我在内有五人被要到了新华社。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就是县、市、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组织上之所以让我拍样板戏，主要是看中我出身好———贫农、技术过硬。石少华是新华社的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是他推荐了我拍摄样板戏。当时他是文革时期文化组的副组长，江青是组长。当时我从上海拍摄回来，石少华找我谈话，说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保密，不能对外说。
开始石少华只告诉我去北影厂拍，吃住都要在那里。后来听狄福才说，当时江青搞样板戏搞不成，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吧，我给你派一个认真负责有能力的人，8341的副政委狄福才。狄福才跟张思德是一个班的，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狄福才也是文化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军代表。
从1969年－1976年，8年的时间，八部样板戏我拍摄了六部。
江青提出要有“出绿”和“隔离光”
从开始拍摄那天起，我就在电影厂里跟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当时让我随意选择住剧团还是住电影厂，我选择了电影厂。剧团当时是江青的宠儿，吃和住的待遇都好，但是我怕那样会脱离群众，还是选择了在电影厂。每天打水、扫地、跟工人们一起干活，他们对我都很好。
我每周两次回新华社跟石少华社长汇报工作进程和拍摄情况。江青在艺术上要求很高，她是个内行。“出绿”和“隔离光”都是她提出来的。她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看片子。
八部样板戏不惜成本。胶片用的是最好的，摄影是大摄影师钱江，导演是大导演谢铁骊，演员也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唱腔是张君秋和于会泳一起设计的，作曲是于会泳和军词一块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剧院沈晓婉设计的，台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焦安指导的。
我拍过六部样板戏。第二年，1971年，我到了长影厂拍《奇袭白虎团》。同一时间，《沙家浜》也在长影厂开拍，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新华社就又派了孟庆彪去拍。1973年，开始在北影厂拍《龙江颂》，同时《红灯记》在八一厂开拍，新华社增派了陈娟美去拍。他们两个拍了两部。
传说“用车拉彩色胶卷”
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都想去拍样板戏。最初新华社派我去拍摄是很保密的，后来拍完照片回新华社冲洗，渐渐地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在拍。我成了香饽饽，大家都很羡慕我。别人用彩色胶卷一年才三个，我却可以大书包一背，一包一包的，每次一二百个地拿。那时候大家一看到我就跟我要样板戏的票。
样板戏拍摄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拍摄时的消音，因为我的快门声不能干扰同期录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影厂的木工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木头盒子，把相机放在里面，上面留出一个窟窿对焦，内壁上贴上海绵吸音，手从两侧伸进去，袖口有松紧带拴着，防止声音出来。有点像过去卖烟的小孩子那样把盒子挂在脖子上。如果不是用这种办法根本抢不下来，不可能再为你重演一遍让你拍摄。再说，每天晚上排戏，今天拍不上，第二天布景又换了，拍另一场戏了。
器材方面，当时用的是最好的。全国只有三台哈苏相机，江青一台、石少华一台、我一台。胶卷用的是柯达。我除了用哈苏，还用莱卡。一个镜头拍两张：彩色一张，黑白一张。拍摄时我以哈苏为主。
每部戏开拍之前，我都要先研究剧本，找导演谈，找演员谈，列出拍摄计划，了解哪些是重点。拍摄《红色娘子军》时，演员起跳讲开、绷、直。但是当时选照片时他们选了一张脚是勾着的，那样不对，要绷直了才行。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张雅心拍样板戏用车拉胶卷。”的确，《智取威虎山》拍了三次，每次都要拍几十个胶卷。
特批家眷都调到北京
拍样板戏的时候我很年轻，30多岁。一个人住一间屋，年轻的女演员们天天围在我身边，我的家眷在黑山老家，我常年不回家，确实是个考验。那时候价值观不同，舆论上把所谓的生活作风看得很重。所以无论怎样都必须克服自己，不敢犯错误。
拍摄了8年样板戏，几乎天天都在拍摄现场，江青催得紧，连回家探亲都不能。我爱人在黑山老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受不了了，写信给我让我回去。我跟组织上说了，石少华就跟狄福才一起出面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要求特批我的家眷都调到北京来。那时候调到北京非常难。当时我爱人正在黑山组织部帮忙，辽宁组织部打电话给黑山组织部问有没有张桂兰这个人，回答说：有。人家又问：她是什么人物，中央打电话来调人。就这样，我们一家七口人：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三个孩子，一下子都调进北京了。那是1972年。
现在的戏不如样板戏讲究
样板戏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创新。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编剧、唱腔、台词、舞蹈、音乐，把古典音乐和西洋交响乐融合在了一起，演员也是最棒的，童祥龄、杨春霞、李秉叔、薛清华、刘长瑜、高玉倩等都是非常棒的演员，所以样板戏可以说是经典的。现在的戏跟样板戏比起来显得粗糙，没有能超越的。
现在回想起来，样板戏的拍摄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1.在意志上更坚强了。2.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总结出了一套如何用慢速度抓拍快动作的方法，为此我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怎样把拍摄电影的手法用在拍照片上。3.艺术欣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我调入人民日报社。2002年，我68岁的时候从人民日报退休。
采访地点：北京甜水园·人民日报社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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