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李12539;达菲尔德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李12539;达菲尔德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李12539;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李12539;达菲尔德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李12539;达菲尔德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李12539;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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