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邓玉娇，痛杀乱伦的党领导zt

好女邓玉娇，痛杀乱伦的党领导

2009年5月10日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先进性工作者邓贵大先生（44岁的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与其属员黄德智、邓某（取个代号邓贵小），饮酒后去梦幻城休闲，要对女侍邓玉娇开展先进性教育，遭拒后，黄先生质问邓玉娇为何不接受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党员邓贵大同志开课说：“怕我们没有钱么？”掏出一沓钞票，扇在邓玉娇的脸上，并把邓玉娇按在沙发上...结果呢，邓玉娇用一把比杨佳的杀猪刀还要小的修脚刀，给了邓老师一个说法。黄德智同志、邓贵小同志呢，也都得到了说法。

这则消息，首先让我想起了一位好友阿伟，他是某市的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兼政法副市长的秘书，某晚与三位警界同仁喝醉了，驾着警车去开发区的按摩街。太晚了，只剩一家按摩院，妈咪看看这几位领导喝醉了，赶紧让几位小姐收工。几位警官计议停当睁开眼时，却发现货色都被妈咪放跑了，只好抓住妈咪说：“没办法，就是你了！”阿伟在妈咪被架上警车时，一巴掌推在她屁股上说：“快上去！”...事毕，这位妈咪在当地警界也有后台，告发了，于是正好抓出阿伟来。他老兄当时倒是没有参与操作，只是觉得好玩，让弟兄们尽兴。轮流操作的弟兄们呢，知道阿伟的官大，于是咬住他，希望他的后台能把大家都保出来。结果，哥儿几个都判了轮奸罪，阿伟虽然没奸，却是正处级的领导，判了三年以轮奸未遂罪。

地方越小，权力的绝对值越大。匪国匪党的官僚们，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力就像口袋里的钞票，随时可以不受稽核的掏出来，用于购买他们地皮上的一切。他们一个人的作为，就可以代表国家尊严，上面的各级领导都是一级覆盖一级，只要没有派系倾轧，只要没有别的舆论披露。草民如果敢于反抗，官员如果活着就能调动更强力的镇压；如果被杀死了，也要让草民抵命。因此，草民不敢反抗。

还有一个原因呢，1949以后，匪国的一切刀枪归于匪党所有，特别是1958年的公社化、大炼钢铁等等名目，收缴了农民的铁质农具、厨具，农民眼睁睁的饿死而无法用双手夺回被抢走的粮食，粮库是被荷枪实弹的匪兵看守着的。在西藏康巴的理塘寺，藏族人民拒绝交枪交刀，匪军竟能出动飞机去轰炸。匪党的御民之术，首先就是剥夺人民的所有的可能用于反抗的器械，出于任人宰割的境况。运气好的话，可能被宰之后获得平反，但是被宰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反抗的。

民越弱，官越强，想当官的越多，当官的好处越多。因为代价只是被上级宰一下，但对下级可以任意宰杀，同级之间可以交换战利品。一级宰一级，一级宰一方。宰错了宰多了，顶多宣布“误伤”“扩大化”，然而宰的永远是正确的。最后的图穷匕首现，终于现出了杨佳的杀猪刀、邓玉娇的修脚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会死在修脚刀之下？一个小女子在夜晚被三位国家干部围着，有什么革命工作需要和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律，只有八个字：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按照匪共的官制，这位野三关镇的招商办主任，级别相当于军队的连长，正职，必是党员，镇上的派出所所长指导员、税务所所长书记也都是他的哥们--这些同僚难道都会清廉吗？当然，当地的英明领导会找出很多借口，羁縻邓玉娇小姐，虽然可能不会杀她，但要防止她及时说出更多的真相，防止她成为民间抗暴的偶像，防止人们纷纷效仿她。

然而邓玉娇这个案子，却让我想起另一件事，也是这个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1881年出生了一位邓玉麟将军，此公1894年投入南洋新军，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在武昌、南京等地运动新军，1911年武昌暴动轰响了第一炮。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后参加讨袁护法，1926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本人收买，迁居武汉等地。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兴办学校、实业，1949年拒绝去台湾，却于1950年底被捕被杀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



少女土家族，羌巴的一支

野三关那个地方，姓邓的特别多，那是一个土家族的大姓，巴东县的上级是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巴东现在虽然属于湖北省，但是古时候却是属于四川的巴国，这个巴就是吐蕃语系当中的人的意思。土家族也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羌”字古代读Kiang，与吐蕃语中的Kham、康巴的“康”，其实是同一个词。由于四川盆地的农业开发，三峡地区的土家族与羌巴断开了，但是他们的原始文化还是一样的。这个巴东的邓氏，不同于湖广填四川的客家人邓氏，而是汉化了的羌巴党氏，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越过了秦岭建立了西夏国的党项（党羌）。

回到本案，大概这个邓玉娇小姐与邓玉麟将军是同辈，与邓贵大先生是同宗，那么我们就发现邓先生的荒唐了。荒唐何在呢？邓贵大先生与邓玉娇小姐，可能相差一辈，要么是叔姪，要么是侄姑，甚至相差两辈。我们知道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当中，宗族制度下是严禁同族相奸的，视为乱伦。不论多么有权有钱，也不能拿同族的小姑或者姪女寻开心，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在古代，乱伦要被凌迟或者剥皮。所以现在呢，邓贵大先生还是痛快的。
再往深里思考，共产党的干部为何没有宗族概念呢？起码寻欢之前，应该问问小姐芳名贵姓？畜牲相奸还知道避亲啊！所以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彻底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宗族概念，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发展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摧毁了中华文化赖以传承的宗族制度。

四川的北川大地震的悲剧，也是部分因为宗族制度的摧毁。在我的族谱所在的昆山千灯，有着庞大的顾氏宗祠。我的近祖在江北的东台，宗祠当中还有自家的私塾，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宗族制度下，一个人不论到哪里当贪官包二奶刮地皮，但是搜刮的金银财宝都要带回故居，兴办家族事业。一个家族最好的建筑就是宗祠（祠堂），其中一部分是私塾，重金聘请有学问的先生为族中弟子，穷家的孩子不但可以享受免费教育，还可以得到免费的住宿伙食。我们读读红楼梦，想想毛泽东在私塾中的受教育，就知道旧中国的小学是质量最好的建筑，绝不会发生倒塌学堂压死学生的事情。

宗族制度还为他的每一个族人提供保护，因为每一个家族都有在外地在京城当官的。一个人如果受了欺负，他可以找自己家族的家长，再通过中间人找对方的家长，达成妥协。如果讲不通，那就请在省府的甚至在京城的族中名人出面，官司可以打到朝廷。古代的秀才中举之后都会成为欺负人的贪官，但都会保护自己的贫穷的族人，甚至可以发动自己的师友。清末的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就是这样惊动了皇太后。羌巴人的制度呢，受了委屈之后是找自己的喇嘛（上师），再找到对方的喇嘛，讲清道理。杨佳这个案子如果在古代，被衙役殴打之后，很容易找到中间人讲道理，用不着拔刀杀警。

旧中国的宗族制度下，企业都是私家所有、家族所有，城市经济依靠师徒制度和行会制度来调节，每个生意人都会小心翼翼的经营自己的招牌，绝不敢做出三鹿奶粉那样的事情，谁都知道拿毒品喂给别人的孩子是要遭到复仇的，甚至要被扒坟绝户的灭掉。卖酒的会兑水，卖米的会掺砂，但都知道那是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性命的。否则，中国的古代经济凭什么吸引洋人来通商呢？全世界的银子为何流向中国呢？因为中国的商人讲究信誉。

可见，孔夫子以后，共产党之前，中国的皇权制度无论多么腐败，但都不会伤到这个民族的根本。中国人能在没有人性的皇权制度下繁殖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奥妙就在于宗族制度。虽然皇权制度下不允许本地人当本地官以免割据，但是贪官之间是对等的，你到我的家乡刮地皮，我到你的家乡刮地皮，各自带回自己家乡，建设自己的家族事业。张领导在李家村搜刮是个贪官，但是回去兴办张家的教育，却是一个好家长；讨了二奶八奶，金银财宝都还是留给中国的女人和小孩，肥肉烂在锅里头。“解放”之初的农村小学，大多数都是办在祠堂里面，就是这个道理。

西藏人的寺院，就像汉人的祠堂，它是一方的文化中心，为当地的穷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和营养。去年大地震的北川，原来是羌巴人的地方，他们的寺院绝对不会搞成建筑垃圾。但是共产党来了以后，摧毁了寺院祠堂，没有了告老还乡，而是携款出洋，于是民族资产流失。特别是偷来的锣儿敲不得，贪污来的钱财既不敢也无心用于慈善事业，只有出洋最安全。所以，中国现在的第一公害，应该是贪官外逃，发展国民教育急需的资金都流失了。一个贪官子女在海外的逍遥淫荡，可供家乡的一百个小学生的费用。

家族、行会、寺院。。。，就是现在所谓的NGO非政府组织，他们是习惯法的载体，为表面的皇权制度提供背景的保险。现在我们发现什么呢？四川震殇、三鹿氰胺、杨佳杀警、邓玉娇杀官。。。，其实深层的背景都是同一个：价值观的沦丧。没有了做人的价值观，这个民族与猪狗何异？如何让这个民族不要全部沦为畜牲？

该怎么办？邓玉娇的刀不妨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答案，一个小女子的刀起码要比温家宝的眼泪和余秋雨的眼泪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