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文革中的林彪和周恩来·二月逆流的台前幕后

[转贴]文革中的林彪和周恩来·二月逆流的台前幕后

作者：蓑笠翁

1967年1月21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帅和徐帅，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本人参加会议。

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会，其他都没有来，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的问题做出解释。关峰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 这样，就把陈推到第一线，保护江青，这为以后的陶铸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陈埋下了伏笔。

萧华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发言严肃斥责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吴法宪的回忆录]

1月22日，毛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 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会人员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 “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 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 “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 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张体学、江渭清(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 注：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用毛的话讲就是：“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 [注：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

但，这必然要造成大量军人参政的后果，在政府的各层机关单位，到处到是解放军。而这些人真的有很少人知道管理的。最要命的是，在这个决定中并没有指出什么样的群众是左派，此举带来严重的后果，直接就导致类似以后7-20事件的发生，更远的就是九大时的独有的军人特色。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 一月二十四日，徐帅找到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注：0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 25日，徐又写信给林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注：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

林是军人，稳定军队的利益是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林当时是作为毛在军队中的代言人的面貌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利用此机会，能够联合众多老帅，也是个良机。于是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九条规定，当天送给毛。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

这时，毛也看出了老帅们同中央文革之间的严厉冲突， 但此时毛的手中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日子里，没有别的牌可打，只有军队。于是，毛为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利用陶铸被打倒一事，敲打了下江青，借此缓和下矛盾。当然，后来因为老帅们错估毛批中央文革的决心，终又败北，这是后话了。

1967年2月10日，毛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王力。老毛开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开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责令，中央文革反醒。 “中央文革” 在 1967年2月14日召开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是关起门来打狗，还是肉包子喂狗就不得而知了。

在林彪怒斥江青叫中央文革检讨的之后，早在毛2月10号讲话之前，从2月7好开始的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众人就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但是由于还没有毛的表态，大家还不敢得意忘形。 当然高潮是从中央文革自我批评会议之后。首先是毛的表态，其次因为中央文革是自己关起门来进行自我批评，老帅们自然心怀不满，这次自我批评会议连周都不能参加。这是个直接的导火索。

2月14日，“中央文革”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叶徐联手猛批陈。到2月16日，陈毅的发言使整个会议偏离批中央文革的方向，因为陈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延安整风正是毛的伤疤，那个刘少奇刚倒，你毛现在搞文革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叫卸磨杀驴， 揭了老底了。事实证明，陈是对的。好在陈没有自己的根底，没有被整死。

可以来看当时周的具体操作。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没有和稀泥，这是典型的周氏风格，为日后自己的解脱奠定基础。这是周的聪明之处。但是，周却在陈毅讲话针对林彪的时候，立即为林作了辩护，这是很少人提及到的。

周对于所有尽可能利用到的资源都是不会放弃的。 当陈毅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有所影射的话后，周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注：《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注意到是马上接的话。这句话很有份量，第一，解释为什么要搞文革，第二，是防止陈继续讲下去。

最重要的是透露周的内心之处，周是跟随文革的，但同时，因为林的接班人地位，周以后的生涯不可能不同林打交道。这同周努力保护老干部一样，周从来都认为老干部是中共的基本力量，是要依靠而不是打倒的，所以要保护。顺便提一下，例如保护邱会作最力的，是周而不是林。

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传达毛16日夜的谈话内容。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一一汇报。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其实林还讲了一句，就是“解放军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 。也就是说林是各打五十大板。 在随后二月十八曰午夜，毛召集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林并没有亲自出席， 是叶群代表出席的，但是没有讲什么话。


值得一书的是，谭震林的信件。

2月16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耿直的谭震林言犹未尽，回到家中又给毛、林彪写了一封信。

此信原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

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即挨斗时低头、双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

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

2月17日，谭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另外，谭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以同样强烈的口气批评了“中央文革”。

这封信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谭给毛、林的信先送到林那里。 林在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但别忘了谭已经注名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 字样，林不可能不送给老毛。后来有人借此来批林，说林故意陷害谭，这是胡扯。

另一种说法是，谭分别写给林和毛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就是说毛已经有这么一份了。那么林在文革中的作风一直是老毛画圈我画圈，这么大的事情，林肯定也会上交的。

谭为什么给林写信，因为在这之前，林的态度表明了是不喜欢中央文革他们。林批示到：“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林彪用“糊涂”、“堕落”这样的字眼，显然是在搪塞，和稀泥。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谭分别写给林和毛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然而没过两天，林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

……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发泄对毛不满的真实一幕…于是就有了当毛在２月１９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林参加，但林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