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1957年陈铭枢的“劝退”信

1957年陈铭枢的“劝退”信

1957年5月1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载入史册的信。信中略言：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4月30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从所谓“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之类的话可以看出，这是一封“劝退”信。陈铭枢只是一个起着点缀政治作用的“民主党派”人士，他竟然向“领导一切”的执政党的领袖“劝退”，这直接肇因于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所作的自己“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份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的表态，但究其远因，还与中共最高领导层有关分“一线”、“二线”的说法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一身而兼党和国家最高职务，大权在握，但却逐渐感到对经济工作“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加上对那些礼仪性的国事活动不胜其烦，于是就动了“引退”的念头：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他自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从有关资料可知，在最初，毛所谓的“退居二线”并不仅仅是像后来那样不当国家主席和不管日常事务性工作，而且还要在“适当时机”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这似乎的确有“引退”的意味，但从后来的历史能看出，不甘寂寞的毛泽东其实是想当“太上皇”——自然不是像唐高宗、唐玄宗那样名高权微的“太上皇”，而是如清高宗那样乾纲独断的“太上皇”。不过，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的“反冒进”中，毛泽东与邓子恢、周恩来等一批高层领导人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使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并没有达到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程度，因而打消了“引退”的想法。此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所迫，毛泽东继续谈论着“一线”“二线”的话题，仍然说自己要“退二线”，在中共“八大”期间还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但这些都主要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了。

1957年初毛全力发起党内“整风”，就是希图以延安整风的手法来重树权威，在其通盘考虑中借用外力是方法之一，为此他号召党外人士也来参与“整风”，“向党提意见”——当然这“意见”不能指向他，而应指向他所谓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957年4月30日毛在有许多党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并嘱咐“要透点消息出去”，主要就是为展现他那“率天下以谦让”的“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以获得党外人士的拥戴。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只表达了不当国家主席之意，并没有彻底“引退”的表示，陈铭枢却主动给他写信明言“劝退”，让他放弃手中的大权，如此敢说敢言固然与当时“整风”正盛“反右”未兴之际的宽松局面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陈铭枢其人的为人性格。要说起来，陈铭枢也在民国时期的军界、政界混了几十年，可谓饱经沧桑，对世故人情自是娴熟，但这似乎并不能消磨掉他那种不畏权势的拗气，身为国民党内有名望的高级将领，他1933年参与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并与中共江西红军相配合，三年内战中参与组织成立分裂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还进行了一些策反国民党高官的活动，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痛批梁漱溟时他又曾当场为梁仗义执言——如此等等，都颇有“反潮流”的意思。

　　不过，陈铭枢之所以要向毛泽东“劝退”，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毛之为人品性方面的一些缺陷。他在5月18日的信中就此说道：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磬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趣，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如此直率尖锐的批评是“功成名就”之后的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他以后多次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还把它总结为“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言论。对于毛的这些品格缺陷，当时的高层人士——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与有同感的当不在少数，但像陈铭枢这样当面说出来的却绝无仅有，这真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些缺陷造成的恶果以后就将接踵而至：“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而对陈铭枢来说不幸来得更快：几个月后他就因此被打成“右派”。

　　陈铭枢1957年写这封“劝退”信的端倪其实在十二年前就已展现。1945年毛泽东在苏俄的指示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陈铭枢曾集古人句子为联书赠毛泽东，道是：恢宏建大节，宁静厉八荒。陈铭枢当时显然对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和独裁极为不满，因而把“恢宏建大节”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及其党人身上，他后来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是在为“建大节”而出力。但“大节”建立之后，陈铭枢希望的是以“宁静”来“厉八荒”，而毛泽东在1949年后所表现出的品性与采取的举措与“宁静”相去甚远，乃至根本就是背道而驰，这不能不令他大为失望。我想，这就是陈铭枢1957年主动上书且言词激烈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