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刘仲侯访谈录）

共和国六十年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刘仲侯访谈录）
　　
　　时间地点：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昌经纬宾馆
　　
　　【老田按】在共和国60年即将到来之际，可以预料，承接去年的改革三十年的新一轮宣传运动会启动。在去年的宣传运动中间，相信许多网友会感到不满意，不管怎么说，报章和媒体的宣传主题及其提供的理解历史线索，跟普通人的亲历亲闻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大学生，甚至是别的什么人，已经很难把自己的感受跟媒体宣传文章的基调进行对照了。
　　
　　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似乎存在着相互分割并且彼此对立的两种历史，一种是主流学界和官方媒体提供的书面历史，另外一种是民众的亲历亲闻的历史，从1980年代以来，这两种历史相互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相互之间无法对照。普通人亲历的文革，与官方决议和学者写的文革史，截然相反；官方说的大跃进，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记忆也迥然不同；这样的状况竟然持续了几十年，很可能有些人已经感到不满意了。
　　
　　有鉴于此，笔者痛感到理解新中国历史需要新的材料，新的角度。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都还在世，所以，理解新中国历史，存在一个以口述史补充“正史”的可能。本篇访谈录就是老田访问一位老共产党员而记录下来的。
　　
　　刘仲侯老同志亲历过建国后很多重大事件，并且对一些关键决策持有可贵的独立思考，不是那种永远都能够“赶上时髦”的聪明人。他在县委书记任上亲历了农业大跃进，在地位副书记任上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副部长任上亲历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在省委副书记任上亲历了解散农业集体经济，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间，刘老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刘老的看法不同于官方决议，也不同于主流学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故此显得“很不权威”，但贵在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提供了“历史书写一边倒”之外的宝贵材料。
　　
　　从刘老的亲历亲闻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性的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过程，可以加深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作为共产党内部政见分歧的一个主要方面，教育革命问题是邓小平非常注重的，针对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后来针锋相对地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个话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问题，隐含了一个公有制社会的领导层（在其他情况下是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机制，所以成为邓小平反驳毛泽东和马克思的焦点题目。当然，邓小平这样一种反驳方式只有不同意见不发言的时候，才会才能够起作用。为了提高说服力，学界的一些积极分子例如于光远、胡绳、苏绍智等人迅速跟进，于光远说公有制条件下不可能产生阶级因为这与马克思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划分依据不相符，胡绳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思想过分地推崇社会下层缺乏依据，苏绍智则较为委婉地从毛泽东的“大过渡”看法出发说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所有的“理论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完成邓小平未能很好完成的理论使命——否认公有制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矛盾存在。
　　
　　实际上从1974年医疗组发现毛泽东罹患运动精神元病之后，邓小平就开始布局，先是启用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等“四大金刚”，开始发布不同政见——也就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1974年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谈话中间全面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和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写文章来阐释这些思想，内容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公有制社会的官民关系问题，邓小平感到这个关键问题上也不能沉默，于1975年初成立国务院政研室，任用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熊复、胡绳、于光远、李鑫等七人，根据邓力群的回忆，这一动作是预备夺取原本由张春桥、姚文元分管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发布不同意见。在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间，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教育界的领导权问题，“四大金刚”中间的胡耀邦和周荣鑫为此发表了很多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这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间有披露和反驳。
　　
　　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对于同一话题有两次重大的发言，一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后一次讲话中间，邓小平把1971年全教会的《纪要》概括为两个估计“《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前一次讲话中间，邓小平反驳了这两个估计。学习一下邓小平的反驳逻辑，这很有意思，他说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所以进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就是劳动者，不存在社会分层的依据，这样，就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反马克思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关于分层的研究和结论，统统推翻了；另外，他说世界观问题要看为谁服务，他断言知识分子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所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观改造问题，他就这样简单地推翻了他自己概括出来的“两个估计”。在这个争论中间，先是邓小平方面发布不同政见——“右倾翻案风”，接着毛泽东方面发布看法——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又是邓小平方面发布政见——拨乱反正，可惜的是没有反驳的声音。
　　
　　大体而言，邓小平对于教育和科学的认识在其思想方法中间是有代表性的，邓小平理论的功能性地位，是否定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价值，迄今为止，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对于新中国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分析，基本上是拒绝应用前人积累的一切理论成果。在这个拨乱反正政策的背后，相关的争论和不同看法都被遮蔽掉了，这也是一种党史国史研究的发言方式——论述和做结论时从来不提供第一手材料和特定历史背景中间的不同看法。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研究路径“吃学术饭”的人，数量最为庞大，可能有数十万人之多，这些人研究党史国史时，基本上很好地坚持了既不应用理论又不提供完整的经验材料的方法。这个“邓小平研究道路”，每一个网友都很熟悉，主要是服务于论证什么政策什么人“好或者不好”，这种所谓的研究文章，结论是先定的，证据是后找的，往往以谁谁谁说了什么开始，然后在官场或者民间有一个好的或者坏的例子就算是完成了论证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某个决议或者某个高官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位大学政治课教师，对这一现象表示高度不满，他曾经对我说过：做一个政治课教师很可悲，没有自己的人格独立，上面风向变了之后，就得换一种说法去教学生。但是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并且与普通人的感受差距越来越远，我不知道，把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为学界这样一种“写文章教书混饭吃”的方式——脱离一切理论并反对一切全面的材料——还有人多数人感到非常满意并打算继续坚持下去。但愿这一篇口述史，对于那些不满意片面材料的研究者会有所帮助。
　　
　　二○○九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