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猜不透的谜底：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

文革前猜不透的谜底：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们还在外交部旧址（ 人称老部 ）办公。

　　据了解，外交部街在清朝初期本是一个有名气的胡同，曾因这胡同里住过一个姓石的大官，而定名为石大人胡同。

　　清朝晚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修建了这所中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 即称东楼 ）。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看好这方宝地，便将其外交部设在了这座宾馆式的东楼内。

　　外交部街较为狭窄，车来人往，略有不便。然而在外交部大院之内，却是另外一番风光。

　　外交部大院风景独特，它虽然不像苏州园林那样有山有水，却有草坪、古树、花坛的合理搭配，构成了一幅清秀妩媚的画面，清雅而壮观。外交部从1949年建部的第一天起，就在这里办公。多少年来，在这里发生的事，特别是那些离奇古怪的人与事很多很多。

　　有的人与事有据可查，有案可稽，有始有终，并立档归案。这类人与事，不论是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是案情的来龙去脉，都在卷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而有的人与事，在长官意志压倒一切的年代里，领导的一句话或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大事完案，既没有立案立档，也没有可考的依据。而且这类人与事，往往是知者不多，如果知者已经不在，此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了了之。日后，当事人想问个水落石出，就难了，只能困惑终生。

　　有一件是属于后者的人与事。

　　人们希望给这位当事人解除一些困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有一位被勒令调回的驻外大使，说他目中无人，“抢了镜头”。

　　据我所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连这位大使当时也不完全知道内情。

　　目前有关此事的决策人以及经手人都陆续离开了人世。从而这一“抢镜头”被罢官的糊涂账、冤枉事已成了许多人都猜不透的谜。对这个谜底，我不能再拖着不说了。

　　有一天上午，电话铃声冲破了办公室的寂静，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电话筒，对方急问：“远行吗？”

　　“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 王炳南 ）在吗？”

　　王炳南从1964年由波兰回国后，出任主管苏联东欧司的副部长。余湛是苏联东欧司司长。

　　余湛当时在外交部曾有五个红司长（ 能干的司长 ）之一的美称。此人精明强干，办事能力较强，文字功夫不错，胆子也大，脾气却也不小。正是由于余在业务上比较拔尖、头脑清醒、记忆力又强，所以他深受几位部领导的赏识。

　　余湛的工作特点是，敢负责任，遇事不管大小，他从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况下，除重大外交办案或调研外，他自己能处理的小事，从不随意打扰王炳南。因此，只要是余找王，我们都为他开绿灯。对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协调。这天，余来电话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请示。

　　余湛听我说王炳南不在办公室，他并不罢休，接着就说：“我驻某国大使已奉调回国，他现在在我这里。”

　　“回来得这么快。关于该大使（ 下称该大使 ）调回来的问题，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接着问。

　　余湛没回答我提的问题，却答非所问地说：“按回国述职的惯例，该大使跟我们谈了有关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和该国对国际问题和对华的态度。最后，他也谈了使馆的内部人事等情况。”

　　我问：“他谈到我代表团去访的接待情况了吗？”

　　“是的，该大使谈到我代表团出访，对推动双边关系，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着又说，“该大使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这次奉调回国，不知有什么特殊需要和任务。对这个问题，按惯例，还是请部里领导跟他谈吧。因此，希望炳公尽快见他一下，跟他谈谈。这也是回国述职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么时间见该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当地问余湛：“他被调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么不？”

　　余湛在电话里没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问地说：“请炳公快些见他一下吧！今天先请该大使回去，请他等候王办的电话通知，你看好吗？”

　　我踌躇片刻，我已感觉到余湛没跟该大使深谈，没告诉他被调回的原因。我出自对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尽快安排王炳南见他一下，似有不妥。我当即告余：

　　“请该大使明天上午10时来王办。如有变化，我将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况下，大使在任期间，只要临时回国，或卸任回国，都必须事先请示国内同意，方可启程离开岗位回国。

　　这一规矩，是在建国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资深的大使，在国外没经请示，也没给国内打个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国了。此事，引起周恩来大怒，并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位驻外使节没跟国内打招呼，便擅离驻在国首都，去外地参观了。这类离谱的事，都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些事都对外交部震动不小。上上下下都把这些过失，作为重大教训，引以为戒。从那时以后，外交部就明文规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国，包括休假、述职、陪驻在国元首访华以及任期已满，均必须事先请示国内，须得到批准同意后，方可启程回国。

　　须知，每位大使回国前的请示，都是经过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意见，报请部领导批准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国后，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先到司里去谈谈情况，然后再到部领导那里去谈。而且，大使回国的有关问题，不管事情机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区司的司长是知道的。

　　该大使上任刚到一年，就被紧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经违反常规，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特别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这情况下，余湛应该如实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诉他，甚至可以告诉他，召他回京是上面的决定，外交部是照办执行的。这样也可让他早些了解实情，以解除人家的疑虑。然而，余湛没这么办。

　　余湛和我通电话时为什么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我当时估计到，要么是余和我通话时，该大使就坐在旁边，余不便说。余是搞过机要工作的，办事谨慎，不该多说的话不说。他答非所问，我也听得明白，也没再问下去；要么是，该大使资格老，由司长跟他谈这类罢官之事，多有不便；要么是，余本人对匆忙罢官一事不满，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办。于是乎，余就采取了一个绕道而行的办法，把皮球踢给了王炳南。

　　事后，余湛表示，这件事不大好说，不好直说他是因为“抢镜头”被撤了职。况且，该大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什么人拍照抢了镜头，他也没弄清，怎么跟人家谈。撤人家的职，不是小事，谈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所以，他认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该大使谈比较妥当。

　　怎么办？

　　王炳南要和该大使谈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处查清处理此事的全部过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几位秘书议论过此事。

　　那几年，国际形势对我不利。美苏两霸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苏联则在武力要挟中国的同时，还大力组织反华大合唱。这一紧张形势，对我造成不小的压力。为了摆脱这一对我不利的局面，也是为了向许多建交国家进一步阐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反霸立场，以抵制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攻势，我国则利用一切机会，在外交上开展一些活动，派出去、请进来，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扩大影响。就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

　　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我们不便多问，也无处去问，不等于我们没有疑问。在我们心里对“抢镜头被罢官”这件事，就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什么理由，对该大使的处理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 抢镜头 ），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设身处地地研究了一下。试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团出访时，外交部对使领馆都有明确指示，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前方大使一方面须向驻在国交涉，请其按外交礼仪给以正式接待，并落实到每个接待细节，都要合乎国际惯例和相互对等关系；另一方面，我大使要亲自过问每个接待环节，并为代表团的出访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顾，不得怠慢。对此，不必多疑，任何一个大使对这类属于大政方针之事，都有水平应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问题，也只能是由于大使照顾不周，出在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上。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使是副部级干部，这类事好谈。”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一个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一出奇的情况，实在使我出乎意料。

　　这是为什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要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他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

　　遗憾的是，该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对当年没有任何文字结论的“抢镜头”一事，不愿多想，也不愿多说。说不定，此案的内部详情，他当时就没去详细追究。中央既已决定，他也不便过于追究。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更不愿就这种难以说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该大使年迈离休在家，当他听到当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话，不明不白地被撤职这一往事，久久直视苍天，感叹不已。当年，他自己对奉调回国的原因，虽然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其详。他总觉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跷、委屈。苦于知情人对这类事都不愿说满，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问。因此，他背了一辈子没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终也不知他是栽在谁的手里。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