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背后

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背后

2009-4-7 徐贲

　　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是苏联地位显赫的文化权贵，因为特别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被称为“受斯大林宠爱的作家”。在斯大林时代，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荣耀的了。西蒙诺夫的母亲出身王室世家,她的家庭成为革命的当然对象。但是西蒙诺夫在1930年代将自己造就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西蒙诺夫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文学报》主编、《新世界》杂志编委、《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1939年任军事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创作。他曾得到列宁奖和苏联劳动英雄奖，并六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是:剧本《我城一少年》（1941)1942年获奖、剧本《俄罗斯人》（1942)1943年获奖、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1946获奖、剧本《俄罗斯问题》（1946)1947年获奖、诗集《友与敌》（1948)1949年获奖、剧本《异邦阴影》（1949)1950年获奖。

　　西蒙诺夫晚年的时候对往事多有回忆,对他在斯大林时代的所作所为有许多诚恳的反思。美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下称《耳语者》)(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通过口述史的搜集，从西蒙诺夫的亲友口述和私人材料中再现了他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著名公共人物身上的那种具有斯大林时代印记的特殊复杂性。《耳语者》被《纽约时报》评为2007年最值得关注的100本书之一。

　　一.“仁慈”的饶恕

　　在西蒙诺夫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充满悔意地回想自己在斯大林时代扮演的角色,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象他自己那样的“苏维埃人”，在该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在该有想法的时候一味顺从,斯大林才能如此顺当、成功地建立他那个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专制。西蒙诺夫回忆过这样一件往事。1952年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讨论评议斯大林文学奖的会议,与会的各方官僚大员已经基本同意获奖作品是斯捷潘·斯洛宾(StepanZlobin)的小说《斯捷潘·拉辛》（StepanRazin）。但是,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反对,理由是斯洛宾在卫国战争中当过德国人的俘虏。

　　在场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斯洛宾是个很勇敢的战士,被俘后在集中营里领导一个抵抗小组。马林科夫发言以后,全场死一般沉寂。斯大林站起身来,在会议室绕着圈子踱步,走过政治局委员们的座位,又走过工会领导人的座位,象是自言自语似地出声说,“饶恕他,还是不饶恕他?”仍然是一片死寂。斯大林又开始踱步,还是自言自语,“饶恕,还是不饶恕?”依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一个人敢吱声。斯大林第三次踱步,第三次发问。最后斯大林自问自答地说,“饶恕他吧。”每个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斯大林的这几个字决定了一个人天壤之别的两种命运:一个是获得斯大林奖的荣耀,另一个是被发配到古拉格去的厄运。

　　所有在场的作家都认识斯拉宾,就算斯大林三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斯洛宾说话。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眼里,这不是饶恕不饶恕某个罪人,而是要不要反驳象马林科夫这样一位大员提出的指责。”西蒙诺夫后来想,斯大林显然相信马林科夫,而提名斯洛宾得奖的也是斯大林。斯大林的“饶恕不饶恕”其实是一个权术表演,他早就知道没有人会敢为斯洛宾说话,但他还是不放过这个向在场者宣告的机会,只有他斯大林才能决定所有人的命运。

　　二.将功赎罪

　　在许多人看来,西蒙诺夫受到的宠幸足以让他享受特殊的安全感,但情况正好相反,西蒙诺夫无时不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之中。费克斯发现,西蒙诺夫的战后笔记本里到处都记录着斯大林语录、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心得体会、继续努力地学习的计划,“西蒙诺夫无处不感觉到斯大林的权力,……斯大林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斯大林是他的恩人、保护者、老师和向导,……但也是他心目中的牢头、拷问人和刽子手。”

　　任何一个小小的官方批评都足以把西蒙诺夫吓得灵魂出窍。1948年,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祖国的烟》在党的宣传部门主要刊物上遭到批评。西蒙诺夫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哪里出了错。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写这部作品,自问是对党……和斯大林尽责,……斯大林一直是我心中的最高权威。”越不知道哪里出错,才越叫西蒙诺夫害怕。西蒙诺夫的作品是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7)差不多同时遭受批评的,西蒙诺夫本能地预感斯大林将对作家协会的领导层进行一次清洗。他惊慌不安、不知所措,向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求教。但是,日丹诺夫的口风很紧(其实日丹诺夫本人是喜欢他这部作品的)。忧心忡忡的西蒙诺夫决心不再版这部中篇。

　　不久,西蒙诺夫接到了日丹诺夫的一位秘书的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写一个关于两位科学家的剧本。这两位科学家犯有“谄媚西方”的罪行,是斯大林亲自定性的。西蒙诺夫觉得这是斯大林决定饶恕他的信号,也是自己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1948年初,西蒙诺夫完成了《异邦阴影》(AlienShadow)的初稿,写的是一位苏联微生物学家因崇拜西方而犯下了背叛祖国的罪行。西蒙诺夫把这部官方喉舌式的宣传作品送交日丹诺夫审批,日丹诺夫又将它转呈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审批。斯大林亲自给西蒙诺夫打电话,详细指示如何修改剧本。尤其要求在结尾部分突出卫生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执行治病救人、给出路的政策,让犯错误的科学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西蒙诺夫按照指示修改了剧本,再次经过斯大林审批后,于1949年发表,并被提名斯大林奖。在评奖会议上,有人对剧的结尾提出批评,说它太“自由主义”,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结尾恰恰是按斯大林要求写的。西蒙诺夫后来记叙道,他对斯大林和他通电话的事一字未提,“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听着我的同事们批评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这个剧后来荣获1950年斯大林文学奖。

　　西蒙诺夫在回忆中述及《异邦阴影》,他说,“我本来是可以选择不写这个作品的,但我实在没有性格的勇气来做伤害我自己的事情。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为自己没有勇气感到羞愧。”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成为每一个成功作家所擅长的本领,西蒙诺夫也不例外。在他的抽屉里存放着好些完成了,但自知通不过审查的作品。1973年,德国作家沃尔夫(ChristaWolf)问西蒙诺夫,是不是有过因为遭受压力才写那些在政治上正确的作品。西蒙诺夫承认,他的内心一直有作家和政审员这两个角色在斗争,一生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他内心的斗争中,怯懦总是占了上风,他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三.秘密报告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久,赫鲁晓夫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下达到苏联所有的党组织,传达到全国基层工厂、机关、学校的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赫鲁晓夫的报告摘除了斯大林头上神的光环,足以把无数早已习惯蹼伏在斯大林脚下的苏联人一下子投入惊恐和不安之中。除了极少数自以为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知识分子为命运的转机兴奋不已,绝大部分苏联人根本无法弄明白赫鲁晓夫报告究竟会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于是，观望、犹豫和等待成为一种普遍的苏联人心态。

　　赫鲁晓夫的报告让当时担任苏联作协书记职务的西蒙诺夫觉得既兴奋,又震惊。他在赫鲁晓夫时代所表现的那种非常迟缓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在当时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1959年西蒙诺夫出版小说《生者与死者》,他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反思仅限于二战时的“失误”。小说涉足了一些斯大林时代的禁区,如政治大恐怖在苏联造成的军事和其他人才的毁灭、战争初期的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的仓促应战、人际关系互不信任所索取的高昂生命代价。西蒙诺夫不再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写成是斯大林英明领导的结果。在他的作品里，卫国战争要求人们记住千千万万平凡苏联人的牺牲和苦难,记住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西蒙诺夫在小说中用了许多他自己1941年到1945年日记中的材料。1960年他在伏龙兹军事学院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上承认,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没有说出对这些材料真实想法的“公民勇气”。

　　西蒙诺夫对斯大林有个人的好感。西蒙诺夫的成功生涯,甚至可以说,西蒙诺夫之所以是西蒙诺夫,都是和斯大林连结在一起的。就象所有那些“待文王而兴者”一样,无论西蒙诺夫在斯大林的暴虐统治下有过什么遭遇,毕竟他在斯大林时期光辉过,终究无法在感情上与斯大林作彻底切割。费格斯对此写道,“西蒙诺夫一直无法全心全意地接受赫鲁晓夫的解冻,他把这看成是对作为个人和领袖的斯大林的背叛,看成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不能否定自己,也就不能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时期,西蒙诺夫也还是坚持斯大林独裁时的许多教条。”(616)

　　尽管西蒙诺夫不赞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却因为赫鲁晓夫的“解冻”而感受到了精神上的舒解。他儿子回忆道,1956年以后,“我父亲快活了,也放松了,不再因为工作而处于紧绷和压力的状态。从我记事起,父亲的手就有神经质的颤抖,现在也正常了。他对亲朋好友变得关心而且热情,政治上的解冻似乎带来了他内心的解冻,他又开始活过来了。”

　　四.苦难的真实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结束了苏联的政治解冻。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的政策，但是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勃列日涅夫很容易就在保存完好的斯大林制度中把改变了的政策又以新的形式改变回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西蒙诺夫在苏联文艺界的地位更加显要。他斯大林时代的书一再出版,作品用到中学和大学教科书里,频频在媒体露面,代表苏联出访世界许多国家。但是，西蒙诺夫关于卫国战争的新作品却因遭遇严厉的思想审查而出版困难。（621）

　　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是西蒙诺夫所有著作中最重要,也是最真实的部分。战争以它不可预测的发展冲击斯大林统治特有的那种处心积虑的全面社会控制。战争在普通苏联人心中唤起爱国心、牺牲精神、制创力、团结友爱，把人的高尚精神重新注入苏联人久已被斯大林秘密警察统治的恐怖、监视和人际猜疑、背叛、虚伪所麻痹的灵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就是要通过控制真实的战争回忆，来控制对斯大林式统治的人性代价的质疑。对于建立在虚伪和谎言上的专制统治,“真实”本身就是一件权力必须高度戒备的东西。

　　1960年代,西蒙诺夫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在出版时都碰到麻烦,有的不能出版,有的必须按审查删改才能出版。他从1941年开始的战时日记本来准备在1967年以《战争百日》为题出版,被审查否决。西蒙诺夫向党的高层申诉,但终于无效。这本书直到1999年方得以出版。他的朱可夫元帅随笔和1941至1945年日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977年出版时经过重大删节。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爱自己的家》经过审查机关的再三刁难和大幅删改方得面世。以他的小说《战士不是天生的》改编的电影,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至西蒙诺夫都不愿意电影再用原小说的题目。电影在1967年拍摄时用的是《惩罚》这个片名。

　　蛮横无理的思想审查反倒促使西蒙诺夫追问,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卫国战争,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苏联社会和苏联生活。斯大林式的制度害怕真实,充斥着虚伪和谎言。西蒙诺夫越了解到这一点,也就越坚持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距离。他在1966年写道,“过去我心中虽有疑问,但一直热爱斯大林。但是,我今天了解所有这些关于斯大林的事,我不再,也不再能热爱他了。如果我以前就知道,我那时候也不会热爱他的。”(622)

　　西蒙诺夫对苏联体制的绝对正确不再没有怀疑。1956年西蒙诺夫支持苏联政府出兵镇压匈亚利革命。1968年,他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出兵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但私下里却表示不赞成。西蒙诺夫当然不可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持异见者。但是,他和许多党政改革人士一样,对改变苏联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开始采取接纳的态度。西蒙诺夫的儿子说,要是西蒙诺夫多活几年,他也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当然不能走得太远。除非他彻底打破党的模子,他是不可能支持索尔仁尼琴的。他做不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与党保持一致,他究竟勉强自己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停止变化。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的优点,他从来没有丧失变化的能力。”(624)

　　五.人性和良心的力量

　　西蒙诺夫的“变化能力”是以他的自我道德和人性反思开始的。1965年,在西蒙诺夫50岁生日的庆祝晚会上,来了700多位客人。听着无休无止的赞语美言,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在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走到话筒前说,“在这样的场合……人们要讲的当然主要是过去的好事。我想对在座的朋友和同志说,我为自己一生做的许多事情感到羞愧。我知道,我做的事并不件件都好,我也并不是总能按最高道德原则、最高公民原则、最高人性原则办事。有的事我回想起来并不满意,我缺乏足够的意志力。我心里明白。我现在说这些并不只是出于忏悔,忏悔是个人的私事。我这么说是因为回想能帮助一个人避免再次犯错。我希望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从今天起,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不想再作道德妥协。”(624)

　　在西蒙诺夫身上,有真诚的一面。在他的战时日记和战争作品中，有一种战争灾难对人的灵魂拷问和救赎力量。多重真实的灾难体验(死亡、饥饿、恐惧、坚韧、同情、热爱生命)所演示的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懦怯、勇气、自私、利他、卑鄙、高尚),成为西蒙诺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思想变化和自我反思的原动力。“人性”成为政治怀疑的酵母。人性反思虽然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制度根本,但却因为它的良心思考而对压迫和泯灭人性的制度有实际的揭露作用。在政治制度不允许公开质疑的时候,人性和良心思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迂回的政治反思。

　　但是,西蒙诺夫的文化官僚身份却始终不可能允许他朝自由人性的方向发展。1970年代,出于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追悔,西蒙诺夫确实帮助过一些其他苏联作家,包括在1940年到1953年斯大林反犹时期受迫害的苏联犹太作家。但是,他毕竟是苏联政治体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只要这个机器还在运转,他就只能在其中身不由己。

　　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发动“《大都会》事件”，迫害有关编辑时,又有西蒙诺夫的参与。《大都会》（Metropol）是一本文学年鉴,它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只不过是尝试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死水状态中与死水搏斗”。这个年鉴惹恼了当局,其中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里写了一份关于《大都会》的报告,指责年鉴的两位编辑是“反苏联的政治异见分子”。当西蒙诺夫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后来还是证明果真有这么回事。费格斯写道,“一直到西蒙诺夫生命的最后几年,即便他在苏联制度中是一个大人物,似乎不再有什么好害怕的,然而,在他和苏联政权的关系中,恐惧从来没有消失。”

　　索尔仁尼琴说,“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一个高贵的文学殉道者,又是一个能在官场到处左右逢源的保守派大佬。”(626)西蒙诺夫并不是知识分子自我解放的典范,他代表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可能。那就是,即使在思想定型以后,即使始终不能不受到身份地位的限制,良心未泯的个人仍然有变化的可能。西蒙诺夫变化的思想也许注定只能是一种藏藏掖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偶然真实流露中,人们看到的不是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反抗，而是一个在他服务的制度和他在意的良心之间挣扎到死,一直无法摆脱政治身份束缚的知识官僚。

　　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去斯大林化”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再斯大林化”的历史反复中，直到1979年去世，西蒙诺夫始终没有停止过检讨自己的过去。费格斯就此写道,“西蒙诺夫身上有许多美好的人性。如果有所谓‘好的斯大林分子’的话,他可以算上是一个。他诚实、诚恳,平凡而严格地守纪律,却又不乏温情和魅力。生性和教育使他成为一个活跃的人,但他从早年就迷失在苏联的制度之中,又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制度的压力和要求中解救出来。西蒙诺夫因此具有他这一代人的所有道德冲突和困境。理解他的想法和行为也许也就是理解他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