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解读林彪疑案
第一章，文革内乱起萧墙，林彪疑案重考量
一、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
以文革前期挨整的人为例，刘少奇曾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红军时期，邓小平挨过整，后来，也参与过整高岗，文革中，又经历了“两起两落”的磨难；彭真在东北时期，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别人；罗瑞卿整人，更不在少数，文革中，被整得惨绝人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刘、邓和那些文革前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在文革前期，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住象贺龙这样，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老战友。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触动军队。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1981年12月底，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注1）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所说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天京之乱”的典故，反对重演太平天国时期，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历史悲剧。当年，刘、邓、陶，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他们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事实证明，在党内斗争中挨过整的人，大都是好同志。当年，许世友在延安时，也曾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就是明证。文革的错误，说到底，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毛泽东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证明，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当年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逆流”中，反对“四人帮”的唇枪舌剑，以及在1976年，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采用非常手段，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名垂青史的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与“四人帮”面对面的斗争，以及在913事件中，以军人特有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四人帮”，拼得鱼死网破的惨烈抗争，就是罪不可赦的“抢班夺权”，就是反革命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同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
尽管人们对913事件还有争议，但是，林彪仍然是一个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正如张正隆在纪实文学《血红雪白》中说的，林彪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的好奇心、探究心理的人。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极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试问当今中国，谁能具有林彪这样神奇的魅力？！
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后来人，是通过“三大战役”等“主流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彪当年为共和国的建立，血战沙场的事实，扭曲不了我们这些后来人，对林彪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仰之情。当年，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元帅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绑在一起审判，有辱正义的法律和真实的历史！
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彪事件，不仅关系着成千上万受林彪事件牵连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的政治命运，而且关系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八路军115师和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椰林，完成了“两大战役”，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第四野战军”的历史地位，关系到这些革命部队中千千万万革命战士和他们后代们的心理感受。可以这么说，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彪事件，军史写不顺，党史写不顺，人心理不顺。
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正确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和历史悬案的！更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 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彻底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其原因就在于此。
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这个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注1：见中发（82）9号文（中共中央 1982、1、31）；见《超级审判》第698页第10行。
二、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未必是翻案！
现在，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就有人会跳出来，指责说，这是“在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其中关键性的证据，至今都没有归案！重要的涉案当事人，始终都没有得到“客观、充分”地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林案中，作出过可以制造假证据的“政治局决定”！（注1）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当年的“审判”，距离“公开、公平、公正”的世界普识标准，相去太远，以致疑点确实太多，事实远没有搞清楚，案情实在经不起推敲！这样重大的历史疑案，如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对林案的广泛质疑，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案的关键性证据：林彪座机上的“黑匣子”，能要，却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没有公开林彪座机完整的飞行路线；飞机坠落前后的真实情况，至今缺乏“直接目击者”的陈述；坠机现场的勘测，至今缺乏全面、详尽的法律报告；林彪座机上的大洞，还没有科学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仅凭一些“飞行内行”的推测，却没有严格的技术鉴定。所谓事关政变的“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对此，至今得不到合理解释；“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至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至今找不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会议和政变“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总之，其中玄机和蹊跷，迷径和暗道，还很多！当年，如此粗糙的办案质量，能不导致今天的众说纷纭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质疑，对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但未必就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完全要尊重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翻案，那是一个陈旧的政治术语，而不是现今标准的法律概念。在弘扬法制的今天，任何一个法庭判决后的当事人，都有权对他认为不公的判决，向法庭提出意见，这就叫申诉。申诉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神圣权力。它不仅不会增加当事人的“罪过”，而且只会纠正冤假错案，平添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那种对林案正常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加以“压制”的做法，是极其不正常的。面对至今还有人在“围堵”知情人，（注2）向世人披露林案真相的现象，人们更有理由对林彪疑案，提出严肃的质疑。
注1，见姚文元回忆录。
注2，见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给林立衡的信。
三、直接当事人，才是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在十年“文革”中发生的，震惊华夏，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的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的确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混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世人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当年，“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再三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变得更加扑溯迷离。现在，一些应该对搞清林案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大都已相继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这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在林彪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充分”的陈述。每一个涉案当事人，都无一例外地，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被迫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可以这么说，当年在这种情况下，搞的所谓“审判”，只是“特别法庭”的“一家之言”。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充分”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重要突破口。
现在搞清林案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他们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注1）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的是，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还记得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语重心长的二百多个字吗？（注2）原专案人员长期怀着投机心理，背负着制造冤案的历史重责，不感到身心疲惫吗？
其实，原专案人员，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你们把在办案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内倾轧”，“政治绞肉机”的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疑案的钥匙！
注1 见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给林立衡的信。
注2 见陈云同志为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写的批示。
第二章，文革林彪多无奈，突然袭击不突然
四、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群体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得很厉害。此时，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70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和中央委员，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又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9.13”的历史悲剧。
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历史功臣；“庐山会议”，却成了“抢班夺权”！历史怎么会认可这样的“双重标准”？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文革中，林彪前后怎么会有这样判若两人的表现？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真实的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年林办的秘书们说，毛家湾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塞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1965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诏”。
可以想见，当时，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绝杀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就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林彪亲自口授并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还搞了一个“军委十条”，作为对林彪的军委八条的修正。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条看不见的政治裂痕，悄然开裂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授“密诏”，也被毛泽东利用过，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最后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负荆请罪”，也被“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重要的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了。
五、“突然袭击”，不突然
关于林彪在70年庐山会议上，向“四人帮”发动“突然袭击”的问题，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九届二中全会开会之前，70年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毛泽东与林彪，有过一次举足轻重的单独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里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解放后，长期赋闲养病的林彪，怎么会为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衔，就和毛泽东拼得家破人亡？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自已的“恩师”，不和毛泽东打招呼，“擅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对毛泽东和“四人帮”，搞“突然袭击”，还“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这些都是多少人，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当年庐山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有悖常理的“蠢动”呢？！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证据表明：就在林彪讲话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完会后，林彪曾和毛进行过一次重要的单独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谜团和后来毛泽东与林彪交恶原因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关于这次毛、林单独密谈，官方始终讳莫如深！为揭开庐山迷雾，我们对此，做一点必要的考证。当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到处宣称“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他一言九鼎。于是，有了后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搞“突然袭击”的“官方”说法。但是，这不是事实！
在陈伯达、吴法宪，这些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对会前林彪和毛泽东有过“单独密谈”的重要情节，进行了肯定的描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周恩来平生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也在“驳复司马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
如果这些还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当今中共党史“权威”，逄先知、金冲及，在合著的“林彪事件”一文中的“巧妙”叙述：林彪“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请各位注意，什么叫“没有正式打过招呼”？！也就是说，“招呼”，是打过的，只是“单独密谈”，不算“正式”。为与中央保持一致，逄先知等如此用心良苦，真令人叹为观止。逄先知、金冲及在文中妙用的“正式”二字，揭示了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确实进行过“单独密谈”的真相。
因此，从上述两个不同方面所获得信息看，会前，“毛、林有过单独密谈”的事实，已是铁板钉钉！这样，所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突然袭击”，也就“不突然”了。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密谈中，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的讲话。正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密谈后，陈伯达为了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于8月23日上午，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内容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有违圣意”，出人意料地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这三位了解毛、林密谈的重要当事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包含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的重大隐情。昨天毛泽东还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认帐。这一重要史实，使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嘴脸！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四野统帅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世人就不难找到正确解读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发生“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吴法宪、陈伯达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们对于上述重要史实，都作了对历史负责的陈述！这样，汪东兴就成了唯一活着的证人。讲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向党、向人民、向历史说清：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何会一反常态地“跳出来”，向“四人帮”开火，因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东兴同志当年是为人民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毛泽东而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世人相信他共产党员的党性，相信他具有对历史、对后代的负责品格！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现在，汪东兴早已失去“权力”。如果中央要搞清这次毛、林密谈的内容，要搞清庐山会议上那场“突然袭击”的内幕，是不困难的。但是，几十年来，中央对此置若罔闻。因此，中央无法推卸“欲盖弥彰”之嫌。
第一章，文革内乱起萧墙，林彪疑案重考量
一、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
以文革前期挨整的人为例，刘少奇曾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红军时期，邓小平挨过整，后来，也参与过整高岗，文革中，又经历了“两起两落”的磨难；彭真在东北时期，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别人；罗瑞卿整人，更不在少数，文革中，被整得惨绝人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刘、邓和那些文革前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在文革前期，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住象贺龙这样，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老战友。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触动军队。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1981年12月底，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注1）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所说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天京之乱”的典故，反对重演太平天国时期，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历史悲剧。当年，刘、邓、陶，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他们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事实证明，在党内斗争中挨过整的人，大都是好同志。当年，许世友在延安时，也曾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就是明证。文革的错误，说到底，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毛泽东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证明，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当年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逆流”中，反对“四人帮”的唇枪舌剑，以及在1976年，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采用非常手段，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名垂青史的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与“四人帮”面对面的斗争，以及在913事件中，以军人特有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四人帮”，拼得鱼死网破的惨烈抗争，就是罪不可赦的“抢班夺权”，就是反革命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同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
尽管人们对913事件还有争议，但是，林彪仍然是一个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正如张正隆在纪实文学《血红雪白》中说的，林彪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的好奇心、探究心理的人。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极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试问当今中国，谁能具有林彪这样神奇的魅力？！
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后来人，是通过“三大战役”等“主流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彪当年为共和国的建立，血战沙场的事实，扭曲不了我们这些后来人，对林彪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仰之情。当年，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元帅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绑在一起审判，有辱正义的法律和真实的历史！
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彪事件，不仅关系着成千上万受林彪事件牵连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的政治命运，而且关系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八路军115师和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椰林，完成了“两大战役”，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第四野战军”的历史地位，关系到这些革命部队中千千万万革命战士和他们后代们的心理感受。可以这么说，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彪事件，军史写不顺，党史写不顺，人心理不顺。
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正确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和历史悬案的！更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 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彻底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其原因就在于此。
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这个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注1：见中发（82）9号文（中共中央 1982、1、31）；见《超级审判》第698页第10行。
二、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未必是翻案！
现在，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就有人会跳出来，指责说，这是“在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其中关键性的证据，至今都没有归案！重要的涉案当事人，始终都没有得到“客观、充分”地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林案中，作出过可以制造假证据的“政治局决定”！（注1）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当年的“审判”，距离“公开、公平、公正”的世界普识标准，相去太远，以致疑点确实太多，事实远没有搞清楚，案情实在经不起推敲！这样重大的历史疑案，如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对林案的广泛质疑，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案的关键性证据：林彪座机上的“黑匣子”，能要，却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没有公开林彪座机完整的飞行路线；飞机坠落前后的真实情况，至今缺乏“直接目击者”的陈述；坠机现场的勘测，至今缺乏全面、详尽的法律报告；林彪座机上的大洞，还没有科学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仅凭一些“飞行内行”的推测，却没有严格的技术鉴定。所谓事关政变的“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对此，至今得不到合理解释；“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至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至今找不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会议和政变“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总之，其中玄机和蹊跷，迷径和暗道，还很多！当年，如此粗糙的办案质量，能不导致今天的众说纷纭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质疑，对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但未必就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完全要尊重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翻案，那是一个陈旧的政治术语，而不是现今标准的法律概念。在弘扬法制的今天，任何一个法庭判决后的当事人，都有权对他认为不公的判决，向法庭提出意见，这就叫申诉。申诉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神圣权力。它不仅不会增加当事人的“罪过”，而且只会纠正冤假错案，平添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那种对林案正常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加以“压制”的做法，是极其不正常的。面对至今还有人在“围堵”知情人，（注2）向世人披露林案真相的现象，人们更有理由对林彪疑案，提出严肃的质疑。
注1，见姚文元回忆录。
注2，见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给林立衡的信。
三、直接当事人，才是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在十年“文革”中发生的，震惊华夏，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的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的确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混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世人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当年，“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再三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变得更加扑溯迷离。现在，一些应该对搞清林案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大都已相继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这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在林彪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充分”的陈述。每一个涉案当事人，都无一例外地，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被迫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可以这么说，当年在这种情况下，搞的所谓“审判”，只是“特别法庭”的“一家之言”。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充分”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重要突破口。
现在搞清林案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他们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注1）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的是，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还记得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语重心长的二百多个字吗？（注2）原专案人员长期怀着投机心理，背负着制造冤案的历史重责，不感到身心疲惫吗？
其实，原专案人员，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你们把在办案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内倾轧”，“政治绞肉机”的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疑案的钥匙！
注1 见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给林立衡的信。
注2 见陈云同志为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写的批示。
第二章，文革林彪多无奈，突然袭击不突然
四、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群体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得很厉害。此时，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70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和中央委员，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又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9.13”的历史悲剧。
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历史功臣；“庐山会议”，却成了“抢班夺权”！历史怎么会认可这样的“双重标准”？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文革中，林彪前后怎么会有这样判若两人的表现？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真实的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年林办的秘书们说，毛家湾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塞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1965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诏”。
可以想见，当时，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绝杀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就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林彪亲自口授并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还搞了一个“军委十条”，作为对林彪的军委八条的修正。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条看不见的政治裂痕，悄然开裂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授“密诏”，也被毛泽东利用过，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最后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负荆请罪”，也被“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重要的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了。
五、“突然袭击”，不突然
关于林彪在70年庐山会议上，向“四人帮”发动“突然袭击”的问题，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九届二中全会开会之前，70年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毛泽东与林彪，有过一次举足轻重的单独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里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解放后，长期赋闲养病的林彪，怎么会为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衔，就和毛泽东拼得家破人亡？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自已的“恩师”，不和毛泽东打招呼，“擅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对毛泽东和“四人帮”，搞“突然袭击”，还“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这些都是多少人，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当年庐山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有悖常理的“蠢动”呢？！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证据表明：就在林彪讲话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完会后，林彪曾和毛进行过一次重要的单独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谜团和后来毛泽东与林彪交恶原因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关于这次毛、林单独密谈，官方始终讳莫如深！为揭开庐山迷雾，我们对此，做一点必要的考证。当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到处宣称“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他一言九鼎。于是，有了后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搞“突然袭击”的“官方”说法。但是，这不是事实！
在陈伯达、吴法宪，这些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对会前林彪和毛泽东有过“单独密谈”的重要情节，进行了肯定的描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周恩来平生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也在“驳复司马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
如果这些还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当今中共党史“权威”，逄先知、金冲及，在合著的“林彪事件”一文中的“巧妙”叙述：林彪“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请各位注意，什么叫“没有正式打过招呼”？！也就是说，“招呼”，是打过的，只是“单独密谈”，不算“正式”。为与中央保持一致，逄先知等如此用心良苦，真令人叹为观止。逄先知、金冲及在文中妙用的“正式”二字，揭示了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确实进行过“单独密谈”的真相。
因此，从上述两个不同方面所获得信息看，会前，“毛、林有过单独密谈”的事实，已是铁板钉钉！这样，所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突然袭击”，也就“不突然”了。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密谈中，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的讲话。正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密谈后，陈伯达为了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于8月23日上午，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内容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有违圣意”，出人意料地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这三位了解毛、林密谈的重要当事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包含了毛泽东已经首肯了林彪讲话的重大隐情。昨天毛泽东还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认帐。这一重要史实，使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嘴脸！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四野统帅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世人就不难找到正确解读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发生“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吴法宪、陈伯达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们对于上述重要史实，都作了对历史负责的陈述！这样，汪东兴就成了唯一活着的证人。讲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向党、向人民、向历史说清：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何会一反常态地“跳出来”，向“四人帮”开火，因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东兴同志当年是为人民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毛泽东而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世人相信他共产党员的党性，相信他具有对历史、对后代的负责品格！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现在，汪东兴早已失去“权力”。如果中央要搞清这次毛、林密谈的内容，要搞清庐山会议上那场“突然袭击”的内幕，是不困难的。但是，几十年来，中央对此置若罔闻。因此，中央无法推卸“欲盖弥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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