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告全黨同志書

陳獨秀: 告全黨同志書

（原始资料）


親愛的同志們：

我自從一九二○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党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時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了，我絕對不願爲要掩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正當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些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爲是個人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痛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不但不願掩護我過去的錯誤，即現在或將來，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動上有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不願掩護，同樣希望同志們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加以無情的批評。只要不是附會造謠，我都虛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樣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普列哈諾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機會主義；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更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就是反對派的旗幟也決不是張天師的靈符。小資產階級意識沒有根本去掉，對過去機會主義的系統沒有深刻了解，並堅決參加鬥爭的分子，若僅僅站在這一旗幟之下駡幾聲史達林、李立三的機會主義，便以爲機會主義的魔鬼永遠不會近身，這便是妄想。我們要眞能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有在馬克思、列寧的遺教中，在無產階級羣衆鬥爭中，在同志互相批評中，不斷的虛心學習，才庶幾可望。

我堅決的認爲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附注一。）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的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澈頭澈尾的錯誤了。但只是簡單的承認錯誤還不夠，必須忠實的徹底的認識過去的錯誤即機會主義的政策之內容及其原因結果是些什麽，並且毫無顧忌的暴露出來，然後才可望不至繼續過去的錯誤，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陷以前機會主義的覆轍。

本党創立之初，雖極幼稚，然在列寧主義的國際指導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錯誤，如堅決的領導工人鬥爭和對於國民黨階級性之認識。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由國際召集的遠東勞動人民大會，中國方面是由本党領導國民黨及其他各社團的代表進行的，大會的議決，在東方殖民地國家應進行民主革命的鬥爭和在革命中進行農民蘇維埃的組織。[color=DarkOrange]於是中國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二年）遂議決了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政策，并根據此議決發表時局主張。，同時青年團國際代表大林來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政策，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了，他只許中央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党是否服從國際議決案爲首，於是中共中央爲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從此，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進行國民黨改組運動差不多有一年，國民始終怠工或拒絕。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繼他而來的鮑羅庭，他的皮包中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改組及聯俄政策。

在此時期前後，中共所染機會主義還不很深，所以還能夠領導二七鐵路大罷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國民黨政策的牽制，並且有時還嚴厲的批評國民黨的妥協政策。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一抬頭便驚醒了資產階級，戴季陶的反共小冊子即應運而出了。是年一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企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勢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羣衆，而不爲國民黨的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羣衆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次年（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廿日政變，正是執行了戴季陶的主張，在大捕共產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蘇俄視察團（內多聯共中央委員）及蘇俄顧問的衛隊槍械後，國民黨中央議決：共產黨份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份子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加入國民黨內黨員團員名冊繳存國民黨，我們都一一接受了。同時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枝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這一時期是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他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党，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爲黨外聯盟，否則其勢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羣衆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眞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說：「主張退出黃色工會退出英俄職工委員會，已經是兩個錯誤，現在又發生第三個錯誤——中共主張退出國民黨。」一面派遠東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其後，北伐軍出發了，因爲我們在機關報（嚮導）上批評因北伐而抑制後方的工人運動和向農民勒派軍費，大受國民黨的壓迫，同時上海工人將近要起來暴動驅逐直魯軍，暴動如成功，必然發生政權問題。此時我在中央擴大會議的政治決議案起草中提議：中國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始能貫徹目的；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們此時雖然可以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要奪取領導權。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一致反對我的意見，說這樣的意見會影響同志們過早的反對資產階級，工人不必有代表參加。那時我又因爲他們的批評，而未能堅持我的意見。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後，秋白所重視的是上海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反對大資產階級；彭述之、羅亦農和我的意見以爲：當時市政選舉及就職並不是中心問題，中心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的力量若不能戰勝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小資產階級不會傾向我們，○○○必然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屠殺羣衆，那時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話，勢必引起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因爲○○○如果公開的背叛革命，決不是簡單地他個人行動，乃是全中國資產階級走到反動堡壘的信號。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志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蔣軍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措意，連電摧我到武漢。他用以爲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應該集中力量在武漢謀解決。同時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怒的把他摔在地下。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

我於四月初到武漢，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在上海談話時大兩樣，我告之鮑羅庭，他也說是如此，並說汪精衛一到武漢，即受了徐謙、顧孟余、陳公博、譚延闓等的包圍，漸漸和他疎遠了。○○○、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党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各樣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義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復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庭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的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國際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體，「國民黨的領導」這句話，在史大林口中叫得異常響亮（見中國革命問題中反對派的錯誤，）所以始終要我們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用國民黨的名義、國民黨的幟旗，領導羣衆。一直到馮玉祥、汪精衛，唐生智、何鍵等全部國民黨公開的反動，公開的取消了聯俄容共（他們老早就說：「只承認容共而不承認聯共。」）及幫助工農運動等所謂三大政策，國際還電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所以八七會議以後，自從南昌暴動一直到佔領汕頭，共產黨仍舊是隱蔽在左派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在羣衆中只看做是國民黨的內哄，並沒別的什麽。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所產生之幼稚的共產黨，本來就沒有相當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鍛煉，一開始便遇着大革命的鬥爭，只有在國際正確的無產階級政策指導之下，方可望不至發生很大的根本錯誤，不幸在以上這樣始終一貫的機會主義政策指導之下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怎麽會看清自己的前途，怎麽會有自己的獨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於資產階級，附屬於資產階級，以致一旦資產階級的大屠殺到來而我們沒有一點辦法。長沙馬日事變後，國際訓令我們的辦法是：

㈠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然而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兩湖的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當時兩湖軍官的本家，親戚、故舊，而或明或暗受他們的包庇；沒收土地若以不侵犯軍官爲條件，便是一句廢話。）

㈡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過去就實行了制止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一可恥的政策，然而事後國際却批評中國党「常常成了羣衆運動的阻礙物」，指爲中國黨三個最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之一。）

㈢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如果能得到這許多軍器，爲什麽不直接武裝工農而還要擴張國民黨的新軍隊。又爲什麽不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既沒有工農兵蘇維埃，又沒有武裝工農，試問由什麽人用什麽方法消滅那些不可靠的將領？想必仍舊是哀求國民黨中央撤換他們，國際代表魯易把國際訓令送給汪精衛看，自然是這個用意。）

㈣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以新的工農分子代替老委員。（我們既然能夠這樣自由處分老委員，重新改組國民黨，爲什麽不能夠自己組織蘇維埃，而必須把工農領袖送到已經屠殺工農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裡去，替他們裝璜呢？）

㈤以知名的國民黨員做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裁判反動的軍官。（已經反動的國民黨領袖所組織的革命法庭，事實上將是誰裁判誰呢？」

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即是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眞正獨立起來，盡可能的武裝工農，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指導，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中央政治局回答國際的電報是說接受國際的訓令，並且依照訓令方針進行，惟聲明不能即時都能實現；因爲中央全體同志都認爲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列席中央會議的樊克（聽說他是史大林的特別使者）也以爲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國際的電報，說：「只好這樣回答。」八七會議後，中央極力宣傳，說中國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機會主義者不接受國際訓令（當然即指上述這些訓令，此外別無什麽訓令，）即時轉變，不知他們以爲在國民黨圈內能夠如何轉變，所謂機會主義者是指誰？

黨犯了以上這樣一貫的根本錯誤，別的大大小小不可勝述的枝葉錯誤，自然要跟着不斷的發生出來。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當時深深的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史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現在的中央說我們企圖把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國際，好躲避自己的責任，這簡直是笑話。任何人都不能因爲他犯過機會主義即永遠取消他批評上級機關的機會主義及他自己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權利，同時任何人也不能因爲機會主義政策之來源出於上級機關而有躲避自己執行機會主義政策的責任之自由。機會主義政策固然來源於國際，然而中國党的領導者爲什麽不向國際抗議而忠實的執行？這個責任又推到誰呢？我們應該很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党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若是互相推諉，大家都各自以爲沒有什麽錯誤，難道是羣衆的錯誤嗎？這不是太滑稽，簡直對革命不負責任？我堅決的相信，我或別的負責同志，如果當時能夠像托羅斯基同志對於國際機會主義政策之錯誤，有那樣深刻的認識，有那樣堅決的爭辯，不但自己爭辯，並發起全黨黨員羣衆的熱烈討論爭辯，其結果即或走到被國際開除和黨的分裂，也於黨於革命都大有補救，也不至使革命這樣可恥的失敗，使黨這樣政治破產。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竟沒有這樣做，黨若根據我過去這樣的錯誤，更或者因爲我堅持過去的錯誤路線，對於我有任何嚴厲的處罰，我都誠懇的接受，而沒有半句話可說。然而現在中央開除我的黨藉之理由是：

㈠說我：「根本無誠意去認識自己在中國大革命時代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沒有決心去認識過去眞正錯誤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其實我正因爲根本的誠意的認識過去機主義領導的眞正錯誤所在和決心反對現在及將來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而被開除了。

㈡說我：「不滿意共產國際的意見」，「根本便不願赴莫去接受國際的訓練」。我所受國際機會主義的訓練已經夠受了。以前因爲接受國際意見而做了許多錯誤，現在因爲不滿意國際意見而被開除了。

㈢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由有下列諸語句：「此外，這兩個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還有什麽呢？！」「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曾寫了幾封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的崩潰。」「現時羣衆雖有些鬥爭，而拿它當做革命高潮到來的象徵還太不夠」。「一般的合法運動，自然是放棄革命之企圖，但在一定條件之下，爲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管何等白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這個時期（即過渡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棄』」。中央把這些語句似是而非的改爲：「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也沒有了。」「現在統治階級不一定的崩潰，革命鬥爭不是開始復興而是更加衰落。」主張應採用「合法的方式」並且每個語句都加上引號，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這也算是開除我的理由。

㈣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說：「在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時期即反革命的時期，應提出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專政』『召集國民會議』等……必須使廣大民衆在這些民主的口號之下活動起來，才能搖動反革命的政權，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們的『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等根本口號，成爲民衆運動中的行動口號。」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廿六日致中央信中說：「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過渡時期，便須有適合過渡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方能爭取羣衆：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目前若提出「爲組織蘇維埃而鬥爭」的行動口號，當然得不到無產階級羣衆的同聲。」中央說我們是：「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爲目前的『總的政治口號』來代替『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也是開除我的黨籍的理由之一。

㈤我說要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使還有民族偏見的「廣大民族能夠同情於我們反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藉口中東路問題向蘇聯進攻的陰謀」。這正爲幫助擁護蘇聯的口號能夠深入羣衆。中央說我是「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也是開除我的理由之一。

㈥我寫給中央幾封信，乃是黨中嚴重的政治問題，中央延擱起來久不發表，而且國際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佈黨內不同的政治意見爲原則。由黨員羣衆合法討論以糾正中央錯誤這一方法，既已絕望，我不應再爲尋常的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槁。這也是開除我的理由之一。

㈦八七會議以後，中央不許我參加任何會議，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開除我的黨籍只四十天），因爲我幾次發表批評中央繼續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他們爲準備開除我的手續，才忽然來信說：「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編反對反對派的文章」。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羅斯基同志的主張是合乎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我如何能說和自己意見相反的假話？

㈧我們只知道托羅斯基同志是堅決的反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我們不能聽史大林派的造謠，便相信和列寧攜着手創十月革命的托羅斯基同志眞有反革命事實（只拿中國的史大林派李立三等對於我們的造謠，便可證明。）稱托羅斯基爲同志，中央便說我們：「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走向反革命」而將我們開除了。

同志們！中央現在竟勉強製造以上這些無理的理由將我的黨籍開除了，並且憑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們對於這件事多半還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們自己也說：「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們竟公然在有些同志還在莫名其妙的狀態中將我們開除了，說我反革命了。他們爲什麽要誣衊我們爲反革命？＊他們這種巧妙的技倆曾使我奇怪。我想這正是現代中國人新發明的一種打擊敵人的武器。國民黨駡我和共產黨爲反革命、反動份子之類以掩飾自己的罪惡。○○○拿革命當招牌來欺騙人民，自命爲是革命的，凡反對他的人都是反革命、反動份子之類，這是許多同志都知道的。中央以此無理由之理由，開除我的黨籍，只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實際上，是因爲我在黨內發表許多意見，對他們那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走向破產政策予以批評，才惹起他們的反感。

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多少尚殘存着封建的遺跡，實行着封建時代的榨取方法。（如黑奴與南洋羣島的豬仔仍是一種封建的奴隸制度。）何況還殘存着封建勢力時國家，中國便是其中之一。我們今天正步入革命之途，對於這種現象不能過於着重。但共產國際以及黨的中央，却仍然一致承認目前在中國政治經濟方面，這種封建殘餘所占的優越地位及其統治地位。因此之故，他們竟以封建殘餘爲其革命的目標，乃至公認其爲當前阻礙革命的大敵。——這就是忽視了資產階級的勢力，把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行爲，通通歸咎於封建殘餘的身上。這好像是他們斷定中國的資產階級永遠不會反動，即使反動也不會起多大的作用。所以他們不承認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也不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最終的結論，必然的認爲在中國的將來或現在，無論在國民黨以外或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以外，還有一個反動的革命的資產階政黨存在。因此，無論現在的策略或是實際行動，趨向於改組派反蔣的一種軍事投機的熱潮。在政綱裡，主張將來第三次革命，其革命的性質（注二），僅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階段，在未來的革命過程中，反對侵犯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乃至反對揭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由此看來，這些人始終一貫的對於資產階級仍然存着一種留戀的幻想，顯然的這不僅是還繼續走着過去機會主義的道路，而且逐漸加深的，必然造成未來革命的暗淡，與更悲慘的失敗。

「建設蘇維埃政權」，如果以此爲行動標語，則必須至少要待革命高潮客觀條件完全成熟時方可行之。不管多少時間，也不可輕易揭示出來（注三）。過去的高潮時期，沒有揭出「組織蘇維埃」或「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那確是一種大錯。如果將來革命高潮再起，立刻就要爲組織工農兵蘇維埃與發動羣衆建立蘇維埃政權而奮鬥。自然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決不是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可是現在是一個反革命勢力的全盛時期，而非大衆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故無論「武裝暴動」或「建設蘇維埃」，在客觀條件方面，均未臻成熟。關於「建設蘇維埃」，如果現在就用做教育宣傳的口號，或者行動的標語，以待將來糾合勞動大衆採取實際行動，爲「建設蘇維埃」而奮鬥，也不會得到廣大羣衆的回應。因此之故，在目前的行動方面，最好採用「民主主義」的口號。

「爲召開國民會議而奮鬥！」這個運動的客觀條件已臻成熟，現在只拿這一個口號來推動廣大的羣衆由暴露的政治鬥爭走向革命的高潮，可以實現「武裝暴動建設蘇維埃」的鬥爭。但現在中央派盲動主義者完全背道而馳，他們認爲革命再起的時機已經成熟（注四），他們指責我們認現在所謂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自然他們認定在目前已經是行動口號了；所以不斷的以命令強迫黨員代替羣衆上街示威，以命令強迫罷工，每個小的日常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政治鬥爭，以至工人羣衆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脫離了。並且最近在江蘇代表大會竟至議決了「組織大的罷工運動」和「地方暴動」。自從去年夏天到現在，上海工人起來一些小小鬥爭的萌芽，一露頭即被黨的盲動政策剷除了，今後自然還要繼續剷除，江蘇省代表大會的議決案如果眞去執行，更要大大的剷除。現在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助長工人革命鬥爭高潮的領導者，而成了剷除工人鬥爭萌芽的劊子手！

現在的中央，忠實的依據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第六次大會的破產路線（附注五），執行上述的破產政策，把過去的機會主義和過去的盲動主義結合起來，以斷送黨，斷送革命。無論是國際或中共過去不自覺的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致革命失敗，已經是罪惡；現在既經反對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來，還是悍然不承認過去的錯誤，而且自覺的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還要爲了掩護少數人自己的錯誤，不惜自覺的放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路線，濫用上級機關威權，箝制黨內的自我批評，並且對於發表政治意見的同志大批的開除黨籍，有意造成黨的分崩離析，這更是罪惡以上的罪惡，更是頑鈍無恥。每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都不應該害怕在羣衆面前公開的自我的批評，黨只有勇敢的實行自我批評，方能夠獲得羣衆，決不會因此失掉羣衆；反之，像現在的中央這種掩護自己的錯誤，則眞要失掉羣衆。全黨大多數同志對於党這樣的錯誤與危機，沒有不或多或少感覺到的，我們只要不是簡單的爲領生活費混飯吃，只要自己有一點覺得對黨對革命不肯放棄責任，任何同志都應該站起來嚴厲的實行對黨自我批評，以拯救黨的危機；倘眼看着黨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觀，默無一言，這也是一種罪惡。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都知道，誰一開口實行自我批評，黨的錯誤還未糾正，誰就自己先失掉了黨籍。但是我們要權衡一下：自己個人一時失掉黨籍和拯救整個黨的危機，孰輕孰重？

自從八七會議「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各處實行暴動，我曾寫過幾封信給當時的中央，指出當時羣衆的革命情緒並不是高漲，國民黨政權也不會很快的崩潰，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只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羣衆，應該改變政策，在日常鬥爭中爭取羣衆，團結羣衆。當時的中央以爲：普遍的武裝暴動是糾正機會主義之絕對正確的新的主張，要估量暴動的條件和計較成敗，便是機會主義。當時對於我的意見，不但絲毫不加考慮，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說這是我仍舊沒有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之證據。我當時爲黨的組織紀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極態度，而未能積極的超越組織對中央的毀黨政策作堅決的鬥爭，致黨走上了崩潰的道路，這也是我應該負責任的。其後經過第六次大會，我還是懷著錯誤的見解，還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許多事實的教訓，將能夠自己醒悟過來，未必盲從國際的錯誤路線到底，我自己仍是繼續消極態度，不欲獨持異議，致引起黨內糾紛，雖然我對於六次大會的根本路線十分不滿。直到經過蔣桂戰爭，及五卅紀念運動，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繼續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明明是不會自己改變的了，非有自下而上黨員羣衆合法的公開的討論和自我批評，是不能糾正領導機關嚴重的錯誤路線的了，然而黨員羣衆都在組織紀律的拘囚與箝制之下，一時陷於「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況，此時我實在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嚴重錯誤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來，自從八月初起開始向黨發表意見，以盡我的責任。此時有些同志還勸阻我說，中央的人們把他們少數領袖的利益看得比黨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們堅決的企圖掩護自己的錯誤到底，決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評，像你這樣不避忌諱的批評他們，他們將來會藉故開除你的黨籍。我知道這個，然而我愛黨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顧計到我個人利益的道路。

國際及中央一向是反對算舊帳的，一直到現在看見我批評了他們的錯誤，我們才忽然想起來說我：「無誠意去認識自己在中國大革命時代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沒有決心去認識過去的眞正錯誤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這幾句話正是他們自己的眞實寫照。其實，我若是能夠昧起良心不顧階級利益和他們骯髒一氣，沒有決心認識過去的眞正錯誤所在，并附和他們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他們必然還要藉重我老機會主義者的筆和口，來攻擊所謂托羅斯基主義，以希圖大家心心相印的掩護自己的錯誤，更何至於開除我的黨籍。和社會惡勢力奮鬥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這樣顛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說：「中國的機會主義者（注六）不願意正確的去認識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而想躲藏到托羅斯基主義旗幟之下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其實，在托羅斯基同志所發表的文件中，他所指摘我個人的話，比史大林、布哈林更嚴厲，然而我不能因爲他指摘了我個人，便不肯承認他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寧願受任何同志任何嚴重的批評，而不願使過去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埋沒下去；我寧願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羣衆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們！我知道中央開除我的黨籍，完全是他們少數人爲掩護他們自己錯誤的一種手段，這樣一來，免得我在黨內發表意見和主張，要公開的討論政治問題，並且拿開除我向黨員羣衆示威，教大家都免開尊口；我知道決不是黨員羣衆有開除我的意見。我雖然被黨的上層少數領袖開除了，我和黨的下層羣衆絲毫沒有什麽隔閡與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終堅決的跟着史大林派（國際的和中國的）的機會主義政策走，我仍舊要和你們攜着手爲無產階級服務。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現在黨的錯誤，不是枝節的局部的問題，仍舊和過去一樣，是史大林所領導的國際整個的機會主義政策在中國之表演，甘心做史大林留聲機器的中共中央負責的人們，至今還沒有一點政治自覺，而且日益倒行逆施，無可救藥了。列寧在聯共第十次大會曾經說過：「黨內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見，而又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小組織方是正當的。」他當年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運動，就是建築這個理論之上的。現在我們黨的危機，也不容許在黨內有別的方法（即黨內合法的公開爭辯）來解決了，我們每個黨員都負有拯救黨的責任，應該回復到布爾什維克精神與政治路線，一致強固的團結起來，毫不隱諱的站在托羅斯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而眞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不但反對史大林的及類似史大林的機會主義，並且要反對季諾維也夫等的妥協態度，不怕所謂「軼出黨的範圍」，不惜犧牲一切，以拯救中國革命！此致無產階級的敬禮！


　　 陳獨秀　　一九二九、十二、十日。


（附註一）史達林說：「多數派在一九○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確呢？是正確的。但爲什麽有了蘇維埃的存在，有了多數派的正確政策，一九○五年革命還是不能勝利呢？這是因爲封建殘餘的專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運動的力量強大些。能不能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過去沒有提高了無產階級的戰鬥力，沒有親密無產階級級廣大羣衆的關係，和沒有增長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間的威望呢？很明顯是不能這樣說的」。正確的政策固然不是勝利之唯一保證，而錯誤的政策，却是失敗之主要的保證。若以爲商人的力量如果強大些，雖有正確的政策還是不能勝利，則俄國一九○五年的失敗和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工人運動之失敗都是定命的了！我不願意史大林爲中國黨有這樣的辯護，我更不願意藉史大林的話爲我自己辯護。

（附註二）中國革命之現階段是反革命時期，目前對於反革命的民主運動只是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於改組派倒蔣運動，只是反革命的國民黨內部衝突，根本連民主運動還說不上。只有民衆運動高潮發展到堆倒整個的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方算是革命。六次大會所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革命的階段」，事實上應該是指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他們承認現在的階段是革命的階段，所以產生出思想混亂的「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政綱」，即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這正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之混合物。

（附註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大梯夫爲首的一部分多數派，發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列寧尚且公開的責駡他們發出這一口號太早，說他們是冒險。

（附註四）最近國際訓令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訓令時，尚疑成熟二字或譯文有誤，後交宣傳部查對原文，譯文並未錯誤。同前在江蘇省代表大會中，多數代表對成熟二字也一致懷疑，羣起爭論，後經中央出席委員極力堅持，終於決定中國革命復興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中成熟了。（大概他們以爲改組派倒蔣是革命復興。）

（附註五）第六次大會所決定之破產的路線，用白紙黑字寫在議決案上的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實現工農民權獨裁制，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性，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革命運動現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新的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等等，中央所忠實執行的，正是這些破產的路線。項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調和派，以爲六大議決案沒有錯，只是中央執行得不對；這是表現出這班調和派不但不懂得我們反對的政治路線是什麽，並且也不懂得國際直接指導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線是什麽，他們自己更是沒有路線。

（附註六）李立三輩對於機會主義，不願探本溯源的使全黨認識機會主義整個的路線之錯誤，而是想利用黨的宣傳機關與權力，把那幾個個人造成機會主義的象徵，以集中全黨同志的視線，形成羣衆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們自己除外了；他們對盲動主義的宣傳也是這樣，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動主義的象徵，好把他們自己除外。其實，在漢口時代，瞿秋白在農民部通告上大罵農民「過火」運動是流氓行動，命令各級党部須顧到國民政府一般政策，馬日事變後，國際代表魯易說了一聲：「國民黨中央已經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馬上紅着臉提高了嗓子抗議道：「魯易同志說這樣的話，簡直是送棺材給中國黨」。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漢總糾察隊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請問這些都是表現什麽意識，什麽主義？！楊殷及羅濟（綺？）園都曾親來告訴我：「李立三在廣東省委員負責時，他所表現的盲動主義，比全黨任何同志都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