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林彪出事之后许世友等三位上将的效忠信件风波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战功赫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却谋划将他们打倒。
林彪出事后，清查人员在林办的档案中，发现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分别写给毛、林彪关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之时，周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尽管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一，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林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这是正常信件；其二，这不是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因在传阅中传至林彪处再未上送，情况一目了然；其三，周将信退回王良恩，就再无追查之意，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随后却引发一场风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集团的会议中获悉，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马上寻找那几封信。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码头与江青码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系人马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会议中期，毛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所以，当时许多老帅、将军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江青对这些人都很熟悉。
王良恩是由许世友推荐，由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杨德中是周在中办的左右手。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的反对票，王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毛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对此很是恼火。多少年来，江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她指挥不动。所以，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江青大笔一挥，深感得意。依旧是老一套办法，她先找毛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毛泽东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还有几位将军写信之事。“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的不悦，江心里有数了。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将军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
1972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中央代表分别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谈话：“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一边是老将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开了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江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时，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一封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
王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互联合的面目，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得很。参加会议的人被要求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绝望之中，王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中央办公厅死了人，将军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许世友不痛快，也不写检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希望将军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周请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许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将军的检讨上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许世友及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没了下文，算是过关了。
1973年5月4日，毛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战功赫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却谋划将他们打倒。
林彪出事后，清查人员在林办的档案中，发现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分别写给毛、林彪关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之时，周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尽管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一，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林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这是正常信件；其二，这不是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因在传阅中传至林彪处再未上送，情况一目了然；其三，周将信退回王良恩，就再无追查之意，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随后却引发一场风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集团的会议中获悉，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马上寻找那几封信。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码头与江青码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系人马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会议中期，毛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所以，当时许多老帅、将军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江青对这些人都很熟悉。
王良恩是由许世友推荐，由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杨德中是周在中办的左右手。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的反对票，王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毛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对此很是恼火。多少年来，江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她指挥不动。所以，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江青大笔一挥，深感得意。依旧是老一套办法，她先找毛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毛泽东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还有几位将军写信之事。“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的不悦，江心里有数了。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将军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
1972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中央代表分别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谈话：“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一边是老将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开了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江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时，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一封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
王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互联合的面目，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得很。参加会议的人被要求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绝望之中，王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中央办公厅死了人，将军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许世友不痛快，也不写检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希望将军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周请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许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将军的检讨上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许世友及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没了下文，算是过关了。
1973年5月4日，毛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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