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游子
红柳生命力顽强，耐旱，耐盐碱，它的根深深地扎进大地。
正文
（六）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真相大白，彻底平反，重返北大学习。
阿C怎么样？
1982年，我又回到上海。
想起了阿C，请弟弟帮忙，开车去把他接来我们家叙叙。
阿C接来了，我把阿C从车里背出，再一步步跨上楼梯背上二楼。附近的小孩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残疾人呀？
阿C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地搭在我手上。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些小孩子啊，你们哪里知道，这位叔叔年轻的时候，有两条健壮的腿，身体比你们还壮呢！
我问起阿C回上海以后的生活。
阿C到上海后，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C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C要的是这个名目。
阿C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你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签字呢？还是找当时经手的领导开个证明来吧。
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我早就调离了，还能手伸那么长管到以前的单位?
下级把球踢给上级。这件事我们和你一样，我们也不知情，还是去问上级吧。
上级把球踢给下级。你这个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怎么知道你阿C的具体情况呢？如果什么事都来找我们，还要那些下级领导干什么？
怪不得我国的男足一次次让球迷们失望，原来真正的踢球高手调到了各级领导岗位。
有意思的是，当时策划安排这次行动的领导，忽然都得了健忘症。组织人马到喀什介入地方武斗？没有呀，我们根本记不得有这回事，也没发过这样的文件。恐怕是下面群众自发干的吧？没有通过我们呀。
闹了半天，反成了阿C没理。
你这个同志呀，不安心戈壁滩放羊的本职工作，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喀什乱闯。这不，挨上了枪子。领导上帮你治伤，还发给你长病假工资，对你多么关怀。好好安心养病，别再胡闹。
怎么回事呀？明明是你们念着名单，把我们拉到喀什，怎么成了群众自发的呢？好象成了我们几车人同时发了神经病，无组织无纪律，结伙去了喀什。而且我们神通广大，变出来四辆卡车，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红烧肉。这故事谁信呢？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不难查明的。还有我们四车人呢，还有司机，还有埋伏在河边的武装人员，还有煮红烧肉的大厨，还有南疆军区的参谋，都可以作证。问题是，各级领导人员谁也不想认真调查，最好把这件事糊里糊涂抹掉。
阿C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C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C累了，不愿象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C的情况。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象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C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C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C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值吗？十二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难道只有等待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才去享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好日子？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图片来源：http://www.newnews.ca/pics/30/19230/1.jpg
http://cl.fuyang.gov.cn/resources/origin/1047144843.jpg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真相大白，彻底平反，重返北大学习。
阿C怎么样？
1982年，我又回到上海。
想起了阿C，请弟弟帮忙，开车去把他接来我们家叙叙。
阿C接来了，我把阿C从车里背出，再一步步跨上楼梯背上二楼。附近的小孩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残疾人呀？
阿C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地搭在我手上。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些小孩子啊，你们哪里知道，这位叔叔年轻的时候，有两条健壮的腿，身体比你们还壮呢！
我问起阿C回上海以后的生活。
阿C到上海后，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C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C要的是这个名目。
阿C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你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签字呢？还是找当时经手的领导开个证明来吧。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我早就调离了，还能手伸那么长管到以前的单位?
下级把球踢给上级。这件事我们和你一样，我们也不知情，还是去问上级吧。
上级把球踢给下级。你这个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怎么知道你阿C的具体情况呢？如果什么事都来找我们，还要那些下级领导干什么？
怪不得我国的男足一次次让球迷们失望，原来真正的踢球高手调到了各级领导岗位。
有意思的是，当时策划安排这次行动的领导，忽然都得了健忘症。组织人马到喀什介入地方武斗？没有呀，我们根本记不得有这回事，也没发过这样的文件。恐怕是下面群众自发干的吧？没有通过我们呀。
闹了半天，反成了阿C没理。
你这个同志呀，不安心戈壁滩放羊的本职工作，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喀什乱闯。这不，挨上了枪子。领导上帮你治伤，还发给你长病假工资，对你多么关怀。好好安心养病，别再胡闹。
怎么回事呀？明明是你们念着名单，把我们拉到喀什，怎么成了群众自发的呢？好象成了我们几车人同时发了神经病，无组织无纪律，结伙去了喀什。而且我们神通广大，变出来四辆卡车，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红烧肉。这故事谁信呢？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不难查明的。还有我们四车人呢，还有司机，还有埋伏在河边的武装人员，还有煮红烧肉的大厨，还有南疆军区的参谋，都可以作证。问题是，各级领导人员谁也不想认真调查，最好把这件事糊里糊涂抹掉。
阿C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C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C累了，不愿象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C的情况。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象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C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C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C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值吗？十二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难道只有等待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才去享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好日子？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图片来源：http://www.newnews.ca/pics/30/1923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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