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班长阿秉 （2）

  徐汇区的淮海中路武康路这一带，解放前属于法租界，分别叫霞飞路(Route Joffre)和福开森路(Route Ferguson)。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除了官僚买办和社会名流以外，还有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象宋庆龄，郑君里和赵丹。解放后，官僚买办跑掉了，他们的房子被没收，住进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干部，象柯庆施，曹荻秋和张春桥。但是其它住户没变，这里就成了红与黑混杂的区域。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住在这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被抄家，他们的房子被霸占，搬进了好一批文革造反派头头和投机小爬虫。文革后，暴发户和大款们出手大方，买下了不少这个地段的房子，这里又成了新贵们出没的地方。尽管住户早就面目全非，这里舒适的环境基本照旧，上海人依然习惯地称这里为“上只角”。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历史的书页在健忘中翻卷。住在这儿的老干部们，造反派头头们，文革小爬虫们，新贵们，大款们，文革中侥幸没有被抢走房子的资本家们和高级知识分子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又融合在一起享受歌舞升平的日子。人们习惯于接受既成的现实，图个当时的享乐安宁。很少有人愿意掀开尘封的历史旧页，阅读一个个沉重的故事。
   然而，在武康大楼边的小餐馆里的昏黄灯下，几个已经被这个地区遗弃的老知青却依然记得它的过去。
  “记得吗？四十多年前这儿街道上跑的就是26路无轨电车。”
  “是呀，那时梧桐树上知了叫个不停，知了…知了…，现在很少听到了。”
  “那时里弄劳动后最暇意的就是在这里买根棒冰吃，光明牌棒冰，4分钱一支。”
  “是的，那年夏天真热。”

  记起来了，去新疆那一年，上海的夏天格外闷热，连知了都躲在树荫下懒洋洋地鸣叫。那时阶级斗争的烈火已到处燃起，空气中象装满了炸药，随时可能爆炸。街头上走动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和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年轻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式。
  （余庆路一角）
  武康路的对面，有一条幽静的马路叫余庆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遮盖住整条马路，比较荫凉。梧桐的阴影下，有一幢小洋房，小洋房的门上有一块小铜牌，上面写着《哈定画室》，这个私人画室，当时还有点名气。据说哈定有两个最得意的门生，一个擅长人物，一个擅长风景。为了锻炼体能去新疆，我天天早上在余庆路长跑。每次跑过画室门口，总忍不住要留神看看。哈定画室的门总是紧关着，没见有人进出。它对我是那么神秘，它教些什么？学生是些什么人？这真是个谜。
  进疆前夕，报名支边的青年集中培训。我们里委和另一个里委的报名青年合并为一个班，我任班长，另一个里委的一名知青为副班长。我们里委的知青大多是刚毕业的，年纪轻一些，他们里委的青年大多在街道里呆了好几年，年龄比较大。一开始大家比较拘谨，好在有阿C阿嘉这些活跃份子，不多久大家就熟悉起来。我本想猜出谁是副班长，猜了几次竟然都错了。不得已只好开口问，
  “你们谁是副班长啊？”
  一位青年笑着歪歪嘴，“就在你面前还不认识啊！”他指了指一个一直没说话的青年。
  “你好，我叫戈壁柳。”我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我叫阿秉。”他也把手伸过来。
  这是一只瘦削的手，软软的，没有多大力量。阿秉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看上去年纪比我大六七岁左右，戴着一付眼镜，活脱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他言语不多，一双眼睛深陷在眼镜镜片后面，完全没有我们那种带着憧憬的激动和兴奋，反而显得有一些忧郁。
  “我们今后就要并肩战斗了，咱们要互相支持，带好这个班。”我的话总带着一股书呆子气。
  他不置可否地笑笑，算是回答。
  “想想快要去新疆这个革命大熔炉，心里很激动。”越说越呆了。
  “是吗？。。。”回应出奇的冷淡。
  “越是在出发前，思想越容易波动，我们要加强合作，把大家的革命热情保持住。”简直像党委书记在作报告。
  “哦。。。也许是这样。”回应不冷也不热。
  他沉默寡言，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你，深不可测，好象一个仆人在听候主人的吩咐，又好象一个看破红尘的出家人，望到的一切都是五大皆空。而我当时却充满激情，虽然已经被整得很惨，但还是迷信那个教义，迷信报纸，广播和书本的宣传。那天的对话简直象演双簧，一个热情洋溢，一个冷冷冰冰，一个主动介绍，一个勉强应答，一个满嘴革命词藻，一个闭口不谈政治。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幼稚可笑的傻瓜，我只觉得他的心已经凉了，对一切都漠然，就象埃及古墓出土的木乃伊。
  他就是阿秉，副班长，我未来的搭档。

图片来源：http://www.j7art.com/hua_tan_hua_shi/n6/g-s/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