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拨乱反正

计划生育政策的拨乱反正

谎言与真相：1979年前中国是否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
作者：王鑫海

摘要：为了突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有关部门的宣传以1980年划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误”时期，之后是人口政策“拨乱反正”时期。实际上1979年前推行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才是比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计划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跃进，迄今已危害中国二十多年。计生部门历来片面宣传“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却不提马老的基本理论以及温和的非强制“两胎化”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马老的主张。有些保计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宣称1979年前中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一胎化”计划生育才算计划生育。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超级谎言！
　　很多人轻信这一漏洞百出的谎言，甚至参与造谣传谣。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骇人听闻的错误也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纠正’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果了”。(夏衍的魅力 作者: 王蒙 )
　　“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口数量多而国民素质不高，夏衍同志生前有个非常精彩的观点：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还不是‘文革’，而是没有采用马寅初等人的建议，及早确定计划生育的国策，因为‘文革’还可以拨乱反正，而多生的几亿人是无法‘纠正’ 的，人口压力的大包袱要背多少代人”！
(两个世界的撞击作者：鄢烈山 )

“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心灵独白之十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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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宣传和试点，七十年代全面推行。
　　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作者：郭志仪，兰州大学人口所所长）

1971年，中国政府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以晚、稀、少为实施原则，即晚育，一般初育应当晚于25岁，生育间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执行力度不一。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生育率已经急剧下降。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统计，197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总和生育率为五点八一；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六六，总和生育率为三点二四。在大、中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甚至略低于世代更替值二点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而在七十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也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生育率。
　　在1950、1960年代，大多数乡镇没有像样的医院（硬件不足，医务人员也比较缺乏），大多数育龄人口是文盲，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基本条件，只能先进行宣传、试点，再逐步推广。到1970年代（1970－1979），医疗卫生体系初步建立，育龄人口（大多数出生于1940－1960年期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教育的人群）大多数接受过初等教育，在此基础上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1980年后仍然推行“两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大力推动医疗和教育进步，中国完全可以比较平稳地实现人口转变。
　　为了突出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成就”，现在大多数报刊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以至于有些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有网友曾经提起，在一个论坛讨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版主认为是“造谣”。有人甚至以当时存在多子女家庭为由否定毛泽东时代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现在也存在多子女家庭（计生委宣称“超生”的比例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毛泽东时代通过改善医疗条件（主要是控制了大规模疫病的流行）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从35岁增长到65岁）。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生得多而是死得少，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并无特别之处。如果说由于毛泽东的“失误”导致中国人口激增，那么世界人口同一时期、同样比例的激增又是谁的失误？


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上最大的失误是开启了强制计划生育的恶例。计划生育应当以自愿为前提，任何强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间，强制手段是逐步加紧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半强制的上环、结扎、流产、晚期引产事件，只是规模远远比不上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暴风骤雨”，强制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唯一发端于文革而在文革后延续并强化的错误政策。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极其严密，并且所有的生活资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生存压力，农民经常被迫“自愿”流产不符合政策的胎儿，很少出现公开的对抗。有时候几十斤粮食的“奖励”，就足以诱导一个农民“自愿”接受绝育手术。城镇人口由于受到“单位”的严格控制，大多数“自愿”配合这一政策。当时允许民众生育两个小孩，和民众的生育意愿基本接近，这也是对抗较少发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古往今来一直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当时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还没有被灌输形成“强制计划生育天经地义”的错误观念，对“超生”比较“宽容”。即使存在一些对抗和侵犯人权的暴力事件，由于发生在文革期间，常常被其他文革热点所掩盖。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有关部门变本加厉沿用毛泽东时代的强制计划生育推行方式，错上加错。

　　另外，毛泽东时代建立和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延迟了自发的生育模式转变。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涉及数量、质量、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人群组织方式这六个方面。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极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组织方式，它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造成极大的影响，即维持了贫困地区（同样也是生态脆弱地区）的高生育率，促进了人口的过度增长；阻止了农村人口的质量的提升；限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的迁出。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一错再错。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政策导向方面没有大的失误，正相反，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方案，如果他没有通过错误的政治、经济管制手段人为阻止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完全可以较早实现人口增长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1980年后，政府对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同时又将比较合理的“两胎化”计划生育大跃进为“一胎化”。毛泽东做错的，继续错，不思改正；毛泽东做对的，加以批判，搞“一胎化”人口政策大跃进邀功请赏。把1979年前的人口问题归因于没有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在1980年后强制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完全是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左腿有病右腿截肢。

1977－1979年期间，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趋紧，“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始试点，但是尚未全面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运动正式启动的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请注意，这一信件仅仅是“号召”，无法律效力。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仅仅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为了突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有关部门的宣传以1980年划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误”时期，之后是人口政策“拨乱反正”时期。
　　实际上1979年前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才是比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计划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跃进，迄今已危害中国二十多年。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多年的一胎化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改弦更张，2020年前后人口危机就会总爆发，4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4000多万找不到老婆的壮年光棍，不是社会毁灭他们，就是他们毁灭社会！
　　计生部门历来片面宣传“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却不提马老的基本理论以及温和的非强制两胎化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马老的主张。
　　有些保计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宣称1979年前中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一胎化”计划生育才算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