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现在我们向我们的子孙讲我们在中国改革之前和在文革以及下乡的事，他们听起来觉得不可思意，那一切就象是很遥远的事，就象我的母亲给我讲他们的过去时一样，那时我也想父母的苦难绝不会再发生，我们这一代是多么幸福啊。现在才明白每一代都有苦难，只不过苦难的形式不同罢了。
父亲和母亲都是厦门岛上人。我的父母年青的时候，刚开始是很幸福的。父亲是独子，从父亲的口中知道因是独子，父亲受到父母宠爱，家中有几个姐姐也很关爱这位弟弟，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每一次我跟父亲去姑姑家，她总能变出什么好料给父亲吃，虽然那个时代物质都很贫乏。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听说很早去世。我 就记得外婆---阿嬷。 阿公阿嬷早年在南洋泰国经商。妈妈是他们的独女。正像所有的海外华侨，叶落归根是他们的愿望。当他们年老了，就带着妈妈回到家乡厦门禾山林后，把生意留给收养的在泰国的儿子经营。他们在家乡林后社建房买地。林后村就在彭湖村的对面。过了江头，走不远就是薛岭，朝着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后就在它后头。就象许多那时的厦门人一样，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梦想着生儿育女幸福的生活。
但他们那一辈可说是生不逢时吧，战争打破他们安居乐业的美梦。他们的第一次逃出家乡厦门是在1938年， 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狗强盗每到一地，就烧杀枪虐。爸爸妈妈锁上家门，加入向内地逃难的人群。妈妈经常向我们讲述这凄惨难忘的逃难。爸妈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着大哥，妈妈裹着还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内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连喝的水都难找着。只有走到了难民供饭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饭。难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轰乱炸的飞机。国民党军在公路上还挖了坑坑洼洼，据说是为了阻挡鬼子。实带给难民更大困难。时不时难民们掉入坑中。妈妈说她们走了多天才到达惠安。
大姐和外婆则直接从厦门郊区林后社出发。阿嬷动作捎慢，她们差点撞上日本鬼子。阿嬷说她们躲在田里，看到鬼子开枪射杀没逃出的农民，还看到澎湖村被鬼子点上火。她说鬼子在五通杀了我们许多同胞。听了亲人的讲诉，我对日本人只有恨，国耻血仇尚记忆尤新。
我的父母是基督教徒，但自从解放后，我的父母不敢谈信教的事。唯一珍藏的一本圣经在文革时偷偷烧了，因知道红卫兵会来抄家。因而我在中国对基督教是一无所知的。唯听母亲多次给我们讲他们接受基督教的经过。那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占领厦门时，他们逃难到惠安乡下。有一年鼠疫流行，母亲说天天见很多裹在草席的死尸运出埋掉，后来死的人更多了，连埋都来不及。那时我还没出世，但已有上面的大姐和三个哥哥。三哥上面还有个姐姐，一岁多死了。三哥其时也得了上吐下泄。也快不行了。妈妈说那死的老鼠到处可见，逃都没地方逃。但就有传教士不怕死，开了大门让他们进去住。一位传教士给了母亲一包黑得像木炭一样的粉，让它给三哥吃。但母亲迟迟没用，这包黑炭粉有用吗？后来，看到三哥快不行了，就死猪当活猪医吧！妈把那包黑粉分几次，加了水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灌进哥的嘴里。奇迹发生了，他竟然不再拉了。过了几天他竟然会叫“妈，饿。”。我们一直不清楚那包黑得像炭的粉末是什么东西，但这奇迹使父母接近了教会，后来都洗礼了。父母亲所属教会是安息日会，是在星期六聚会的，后来我才知道是Seventh-day Adventist.
父亲解放后的第一个工作的单位是在厦门一中当教师。父亲是教语文的，写了一手好书法，因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时能在鸡蛋壳上用毛笔工整地用蝇头小字，写下整首长诗。后来学校分校，父亲留在老校区，就是现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
旧五中是个美丽的校园，小巧灵陇， “美丽的海风徐徐吹来，美丽的校园里百花盛开，老榕树在风中宣浪，母校的生活丰富多彩，”我从小在那长大，托儿所在校边上，实验小学也在校边上。实验小学后门和五中后门紧相联，在实小上完了课，放学后在五中吃午饭。那靠着后门边上的黄色的办公楼下就是食堂。从大蒸笼里找到饭钵，买了五分钱的大锅菜，上了三楼的语文组，和爸爸分了吃，那时难得吃上几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个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实在太多了。母亲说刚解放时，也就是生下第七个孩子我妹妹时，她是全厦门市第一个自动上第一医院要求结扎的。还卖了最后的金戒指，才交上手术和住院费的。母亲被开腹后，那后来成为院长的医生，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输卵管。后来终于找着了，也给输卵管打了结了，再缝上了，母亲半条命也没了。由于流血过多，人就像死了一样，蜡黄蜡黄的。幸亏母亲在南洋出生长大，底子不错，所以挺过来了。不知是找错输卵管呢，还是没结扎好，反正母亲是第二年又怀孕了，接着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们要赶到这伟大的时代，谁也阻档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师中经济最困难的。妈妈说，他是跌下“儿女坑”了。他总是省吃俭用，经常穿着一套旧黑衣服，拖着布鞋， 不修边副，瘦瘦高高的，比妈妈高过一个头。他走起路来很快。上小学时，我打着赤脚，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
父母已去世。这次回国带来些旧照片，其中有一张较清楚的是他和他的学生在他们毕业是照的照片，父亲是左起第四个人，这是他最后一届带毕业的学生。另外一张是市政府发的教师证，(前和后)。和老校长再见面的照片。最后两张很旧了，但父亲班上的学生可能还可认出来。第九届的学生和我同年应该都是60多岁了。
66年文革时他是新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也就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因他们年纪较小吧，父亲在文革时受尽那最后一班学生的欺辱。文革后，他再也没上讲台。他后来一直在教育学院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的工作。父亲是个平凡的中国小知识分子。印象中他胆子小，对工作很兢业。解放后从一中开始，到一五中分校后，留在五中一直当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直到文革。他最大的享受是泡茶。先喝早茶再吃早饭。虽然他生活很苦，养育了十个孩子，五男五女，但他有好天性，很爱讲笑话，也许这就是他能在患难之中活下来的原故。
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霞溪路上的旧教堂上的福音堂三个大字，旧五中的校旗是他的手书。小时候还可听到他拉二胡，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没拉过二胡了。父亲喜爱字帖，他常从思明南路的古旧书店买来各种故旧字帖，可惜文革中都给毁了。文革后他又买来不少书，收集书是读书人的改不了的习惯。
1988年我出国留学，他十分高兴。他也和大家到汽车站送行。看到他行走已不如过去，知道这一去远离故乡，难以再和父亲话仙饮茶。果然是永别。
母亲前年去世，享年95。她和父亲白头到老，生了十多个儿女，有五男五女成人，现在我们也全都成了祖父母了。母亲不但照顾十个子女，而且照顾父亲。父亲非常幸福，因在父亲最艰辛时。母亲总在他身边照顾他。我们从小到离家，十个孩子的衣服全是她一双手缝纫成。她总没闲过，忙里忙外。母亲在缝纫厂工作，忙到大年除夕才能有空做自家的衣服。记得母亲在除夕之夜总要车衣到天明，为的是让我们大年初一能有新衣穿。
母亲和父亲一样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她经常替人代书，记得小时候，母亲有一位朋友，我就记得我们叫她雪花婶，她经常来家请母亲代写信给南洋的丈夫。有一阵子她没收到丈夫的来信，更没有收到寄来的钱。很久没了音信，又听说了不少道听途说的坏消息，好象他在南洋又娶媳妇了，雪花婶甚是伤心和愤怒，总叫母亲写信去骂那无情无义的变心郎，但母亲从没象她所交代的那样去写。母亲用一颗慈爱的心，在信中谈到能理解他在外的艰辛的话，同时也详细谈厦门的几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想念父亲的事，更多是夫妻清深，一封又一封，情义绵绵，终于打动了他，有一天他又回了信，寄了钱回来养活一家老小。后来把她们全接到他的身边去了。去到南洋后，雪花婶才知道是母亲替她写去的信拉回了她丈夫的心。这件事是雪花婶亲自告诉我的。母亲真是一位聪明又善良的人啊。
因父母在国共合作时在内地加入国民党，解放前他们全是中学的普通教员。父母因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在解放后受尽迫害，但为了十个孩子，他们任劳任怨把我们抚养成人。十个孩子中老大，老二，老三全上了山，老五，老六，老八全下了乡，贫穷加歧视，家中总是家徒四壁，父母需多大的爱和毅力来承受这一切苦难啊！但父母永远是我们在困难时候的依靠和后盾。
母亲在年纪很大了还得为老十，一个弱智的小女儿，操劳，到政府去请求和反映，直到她也有了工作，也成了家。母亲所做的一切，是常人难以做成的。在她的身上我可看到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老牛精神，她的一生吃的全是草，吐出来的全是奶啊。
一代总有一代的艰辛，但顽强的中国人世世代代在艰难困苦中永远象不老松，不屈不挠屹立在世界之林，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象我父母一样平凡大伟大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