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我的初暗恋情人”

《中学毕业日》

　　（写作、谈爱、提琴之多角恋 ）

　　谈起“多角恋”，在人们脑子里，一定会闪现出男男女女争风吃醋，哭哭滴滴爱恋生死的场面。但我所讲的“多角恋”，是九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同时迷恋上“写作”“谈爱”和“小提琴”。所以这里所说的事，不仅仅是讴歌少男少女之纯情。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戏，才四、五岁，就常常跟着邻居的哥哥们爬到围墙上看。我还善于把所看到听到的，一些本来毫不相干的屁事、胡搅在一起瞎编成故事。读小学的时候、一下课，经常会有一帮固定的“fan”把我挤在中间。故事编得好就有奖励，常常是一些从大家口里剩下的糖果饼干；编得不好也有奖励，那可以是帽子飞上天，或揉满一头带刺的小果粒。识字后我很快放弃了小人图书连环画。大约是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厚厚的《小布头奇遇记》。（那是父亲送给哥哥的礼物）

　　大约小学四年级，我开始学着写日记。这个臭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学快毕业。（是因为母亲经常抽查，泄露了九哥不少秘密，才决定把日记改写在心里）

　　读大人书，是在小学毕业后。（其实九哥小学没毕过业，因为1966年、才五年级就撞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胡乱混了一年，就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一切书籍几乎都被“禁”。不管局势有多么严峻，还是有许多“毒草”通过民间地下渠道传播泛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攀不上红卫兵的年龄，成天闲着没事，就一屁股坐在厨房里边做饭边看书。印象比较深的有迪根斯的《大卫、科博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对我人性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读着读着阴魂上身，正当我陶醉在“克里斯朵夫”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家里人在考虑要不要送我去神经病院。

　　到了中学，仍恶习不改，经常编出一些离奇却又让人不能不相信的故事。为此还以“挑拨同学关系”而受到批判，丢了“班干部”的官位。在家里，母亲则用活动皮肉的方法来触及我“撒谎”的灵魂。

　　即使如此，在学校、总还有那么些傻瓜宁愿接受挑拨，无论我怎么声明这一切都是编造，与事实无关，仍可以在同学们中间翻波起浪。

　　有一位叫陈安娜的同学，缺乏斗志竟在全班同学的批斗声中退学逃去乡下。一年后我和几个同学去她家里，竟见到了她、一个仅15岁的少女，被农民开花而结的果。那孩子标志着九哥瞎编故事的里程碑。

　　虽然当时的智慧还达不到如今愧悔的水平，但还是感到了有点不妙，便暂时关闭了“谣言制造厂”，把心思转向了小提琴。

　　本来以为专心练小提琴，除开吵吵邻居的耳朵，不会再伤人的心。不料、学校班上的同坐，一个叫小冰的姑娘，激起了我的创作激情。

　　小冰是个长着张瓜子脸蛋的漂亮girl，因为身材修长被安排坐在最后；而我是因为“好讲小话”，才被安排在“绝不跟男同学讲话”的余小冰隔壁。“这样安全，是最好的办法”班长说。

　　和小冰同了一年的桌子，没逮到过一次搭腔的机会，所以也谈不上“一帮一、一对红”。

　　“这人真是冷酷无情，好在叫‘小冰’，要是‘大冰’，坐在她旁边还不早被冻成冰棍。于是又考虑起是愿意被冻成”白糖冰棍“还是”绿豆冰棍“。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想也只好在还留有点面子之前收兵。不记得哪个小道情报，获知小冰有一表哥，并同表哥的一帮大朋友玩得火热。那又激起了我极大的征服心。通过许多渠道认识了她的表哥，还从她表哥那里偷到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从表哥那还打听到小冰喜欢看书。我忙乎了一阵，又发现我所有能找到的书，都派不上用。（她都看过）正处山穷水尽，又得机密：她想看新书。“嘿，那还不好办，为她写一本就是了。”

　　我起早贪黑熬了两个星期，终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梦》。

　　《梦》的目的除了向小冰献殷勤，其他的就记不清了，只残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当然，最先偷看这篇小说的是我的母亲，记得她把手稿还给我时说：“你把书里的母亲描写的那样仁爱慈心，那叫我以后怎么办？”

　　离毕业只有一个星期了。在一天中午休息时，我打开小冰那人人都会开的秘密暗锁，把手稿放进她的抽屉，手像偷人心的惯贼、颤抖得十分熟练。

　　我胡乱地祷告了不知是上帝、菩萨，还是别的什么神灵，像个等待判决的囚犯，一天一天、一上午一下午、一小时一分一秒地窥视着小冰表情的丝毫变化。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真行，孙子装得比电影明星还、、、”

　　中学的最后一天，别的班上都把教室打扮一新，凑钱买了些糖果饼干。那气氛、像过节一样。说来也是，同窗了两年，720个日日夜夜，一起读书、游戏、劳动、还学农学军，从陌生人变成心心相照的朋友。就在这一天，最后的一瞬间，大家就分手，各奔前程。天涯海角、东南西北，也许再没机会相逢。两年间残存的口角误会就在此化为乌有；两年间积累的情谊友爱就在此升华结晶。

　　而我们班、周南中学五连三排，气氛格外异常。大家坐下，全班同学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笑。这时班长走上讲台，十分庄严地：“同学们，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们要不要继续革命？”

　　全班同学，当然我也跟着“要”。

　　于是，班长从讲台的抽屉里拿出本手搞来。Oh my God，那就是我的《梦》。我立即写了张纸条塞给小冰：“叛徒、卑鄙无耻、黑良心

　　收到的回条是：“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

　　去条：“装得真像，美人蛇。”

　　回条：“没空跟你罗嗦，到底怎么回事？”

　　去条：“就是《梦》。”

　　回条：“大白天，你做什么《梦》？”

　　去条：“《梦》就是书，就是我为你写的书。”

　　回条：“为我还出书？你、、我、、真有那么伟大？”

　　班长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只听到全班同学大喊一声：“要”。

　　班长叫到：“成钢九，你自已说要不要？”

　　“我要我要、、对了，什么要不要？”

　　“严肃点，当着全班革命师生的面，你表个态，要不要把你的毒草《梦》烧掉。”

　　我一惊，又迅速反应过来。“慢点，在决定烧不烧之前，班长能不能告诉大家，我的书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

　　“那是班长从余小冰的抽屉里查毒草查出来的。”另一位班干部抢着说。

　　“啊，明白了。”我转向小冰，给了她一个“误会了”的眼神。“不过、班长，如果查到的不是毒草，那算不算作贼。”

　　又是一片混乱。

　　终于，大家都同意作不作贼不重要，重要的是毒草要不要烧掉。

　　“应该烧掉。不过，可不可以读给大家听了以后再烧掉？还没读，怎么知道是毒草，烧掉了证据，又怎么批判？”

　　小冰出身不太好，在教室里站起来说话，这两年来还是第一次。看来小冰对《梦》还有点兴趣。说也是，要没兴趣，我那两个星期的苦心、不就成了无效劳动。于是，我装出很害羞，极不情愿的样子，“硬要读给大家听，我有什么办法。能做做反面教材，也算是我的贡献。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初次表白两年来对一位少女的爱慕，那是只有在西方、或电影小说里才有的罗曼蒂克；那也是以我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组织的场面，更况乎是在那种年代！

　　“不准放毒！”，

　　“读！！”

　　“不准放毒！！！”

　　“就是要读！！！！”

　　“不准谈爱！！！！！”

　　、、、、、、

　　这时隔壁的老师过来，说：就是高兴庆贺，也不要影响其它的班。

　　我趁机又站起来补充：“其实，那本书是我写给小冰一个人的，不关大家什么事。关于‘不准谈爱’，大家有自由不跟我谈爱；至于‘不准放毒’，那‘毒’不是我老九放的，而是班长偷的。其实班长完全有权选择不管人家的闲事。”

　　“不要鼻子、、、无耻、、、羞羞羞、、、不识好歹、、、”

　　混乱中班长也拿不定主意，把眼光转向柳老师求救。

　　我的柳老师，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讲民主的老师。她一直没动声色，都到了这般光景，只好叫大家治病救人，也要我理解接受大家的善意，至于“读”还是“放毒”，柳老师同意以投票的方式。

　　投票的结果是“读”。

　　班长打开我的手稿。像个初登舞台的演员，脸上涨出一片红晕。

　　“《梦》作者成钢九、1970年”

　　他清了一下嗓子：

　　“那是一个毛毛雨的黄昏，我提着忐忑的心，腾云驾雾向梦中的人—小冰的宫殿飞去、、、、、、”

　　这时、我觉得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再加上音乐，配点毛毛雨声。像个初做父亲的人，我觉得椅子上都是刺，急切而紧张地盼望自己丑婴的出生。

　　“我找了块打不坏玻璃的小石子，”班长继续念着：

　　“‘谁？’窗子打开，伸出个天使来。

　　‘是我，成钢九、’

　　‘什么事？’

　　‘想找你帮我保管副老花眼镜。’

　　‘你什么意思？’

　　‘等我老了，怕找不到眼镜，你就好拿给我用。’

　　‘坏蛋，姨妈已经睡了，就从窗子里爬上来吧。’

　　我顿时觉得比罗密欧还幸运。在爬到窗台时，虽然我的‘孩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

　　、、、、、、

　　小冰来条：“什么‘孩子掉了’，你就养崽了？”

　　我的回条：“不是‘孩子掉了’是‘鞋子掉了’，瞧他塑料普通话，真伤心。”

　　如此蹂躏我的“处女”，岂能容忍。九哥“滕”地跳上了讲台。从班长手里夺过手稿。

　　又是一片骚乱，接着又是隔壁老师敲门。

　　“别吵了，只要有故事听，谁念还不一样。”不知哪位同学的高见，平息了这阵乱哄哄。

　　我把那两个星期的心血、每一个细胞的情感、全身的激情和对小冰所有的殷勤都凝聚在我的声道上：

　　“从窗子爬进小冰的闺房，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到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从《罗密欧与朱利叶》的花园到《巴黎圣母院》教堂的钟声、、、、、、几句话的工夫，已入夜深。

　　‘能否在你温馨的小屋里呆到天明？要能那样，我宁可永远是夜深。’

　　‘不行不行，姨妈半夜总来给我盖被子或催我小便。’

　　临走，她给了我一个苹果。那是个嫩嫩的、还待成熟的苹果，咬在嘴里，觉得有些酸涩，但一咽到心里，就变得无比的甜蜜。“

　　、、、、、、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传来隔壁的阵阵欢笑。这回轮到柳老师起身出去敲隔壁的门。那神情，仿佛这两年来没有任何一堂课有如此的严肃认真。我的故事继续进行：

　　“小冰啊小冰，不管你冷酷的心被歪曲成何样之奇冰，只要肯紧贴我温暖的痴情，就一定会溶化成爱的缤纷。”

　　只听见女同学做了几个深呼吸。这时我想，小冰的心一定正在溶化，要不也不会从眼睛里冒出些水气来。乘着那诗情画意的翅膀，全班同学也进入了黄昏、月亮、花园草地，还有那少男少女的纯情中。

　　“太阳就要出来了，‘黎明’本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件事情，但在今天，却是那样的讨厌。我迟迟不舍得从《梦》中觉醒。那是个15岁少年诚挚而罗曼蒂克的《梦》。我对着世界上所有的神灵祈祷，但愿将来的日子，也永远美好得像这个《梦》。

　　剧终“

　　读完了，先是静静的几秒钟，接着稀稀拉拉有几片掌声。班长站起来，“打倒毒草。”

　　毕业批判会的下一个议程是大家发言。你看我来我看你，迟迟没有人上台。为了不冷场，班长又求救于柳老师。

　　柳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平时都由她改作文。

　　“学着写小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又为啥不可。但既然要写，平时就要注意基本功。比如、造句措辞的恰当、段落的安排、都属于基本功。成钢九同学平时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写起文章来就出问题。比如那句话‘虽然我的鞋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大家来分析分析：首先、这个句子缺主语；还有：”虽然‘和’但是‘用在一起就重复；此外这个句子还缺乏逻辑性，鞋子’与‘意外’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同学们，希望大家吸收成钢九同学的教训，就是毕业后，也还是要继续努力学习语文。“

　　班长越听越不对劲，本来是请老师批判，怎么上起语文课来了。“谈爱的问题柳老师怎么看？”班长把柳老师顶在墙上。

　　“谈爱的问题嘛，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谈恋爱影响学习，当然不合适，应该批判。要谈恋爱，到了社会上，有的是时间，没必要这么性急。再说，才15、6岁，就‘老花眼镜’、扯什么白头到老的事情、、、”

　　“柳老师，我没说是‘白头到老’。”我忍不住插了句嘴。

　　“不是‘白头到老’是什么，难道还黄头到老、红头到老不成？”

　　“‘光头到老’、老师，我想我应该会是‘光头到老’。我爷爷老了就是一光头、、、”

　　（哄堂大笑）

　　“打倒毒草。”又是班长带头叫。

　　本来，我的处女《梦》是仅仅为小冰的，而万万想不到那天的场面却能如此壮观：不但公开向小冰表白了我的feeling，而且让全班同学共享了九哥的大作。那种满足感真是找不到词汇，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我的班长。

　　这场喜剧进行到此，一切正常，就缺点火花。于是利用了讲台上早准备好了的火柴、、、、、、

　　教室里又重现出一片混乱，但那一切都不再与我相干。一把火，把15岁少年的《梦》化为抽象。我冲出了教室，随着我的“梦”飘翔至无限广阔、超越时空的境界。

　　那便是我的中学毕业日，没有欢呼、没有歌唱、甚至没照集体相。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是个遗憾。毕业典礼，本来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同学的欢乐，那天、却成了表达个人情感、显示九哥能耐的独角戏。这种自私，连我自己也永远不会饶恕。

　　不过真的，那决非我的本意。给一个人写的情书到底关全班同学什么事，三十年来成了西方朋友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的故事。我唯一能想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口太稠密，没有隐私的余地。”

　　那、也该算是我初恋中的一次，尽管从未在一起讲过一次话、当然不存在约会吃饭、跳舞旅游，更不敢去想什么握手亲嘴做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单纯、更愚蠢的恋爱吗？

　　也就是那天，我与写作绝了缘，开始了我小提琴的苦行僧。

　　小提琴的世界像座山，越往上爬圈子越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千辛万苦，飘洋过海披荆斩棘，我终于爬到了只剩有稀稀拉拉的境地，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深山怪类，存在于极度的孤独之中。

　　除了艺术的世界，生活在西方、那个讲究个性、绝对自由的社会，开始还如鱼得水。时间长了，才逐步感到自己是置身于感情的沙漠、、、那是些连当人面被抢劫或刺杀都无人问津的社会、、、在那些靠录象带里的陌生人伴随入睡的岁月，中学同学们那种家庭式的友爱、把他人的闲事当私事的责任感，还有那场甜蜜的批判会，会经常再现在我的美“梦”里。时常，一些早已忘了的琐事，会不讲道理地重现在脑海里，比如班上有个女同学、毕业后要嫁个比自己大20岁、离过婚的男人，我还准备纠集几个同学，用“抢亲”的办法去把她营救出来、、、、、、这一切，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有韵味。

　　难道这种家庭般的人际关系，仅仅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

　　兴许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十几年来我不断搬家，不断上学。最后发现，我已经逛荡了三十多个国家，游历了十八所大学。除了再找不到什么地方好去，我也到了不好意思再坐在教室里的年龄。于是又想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终于、还在呼吸的我，感觉到了窒息。为了存在，1999年，不惑之年的九哥再度留学上海，厚着脸皮当了戏文系的旁听。从头越、我捡起丢了十几年的中文，翻出一个世纪未见阳光的中文书籍字典、交起以前“我中文不好”而敬而远之的中国朋友、当起中文作家来。

　　谢谢写作，让我回到凡间。我又重新欣赏大海、享受太阳，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品尝着人的韵味。

　　九哥

　　于日本

　　后记：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把中学同学们统统忘掉。也为此，我逛荡了众多的国家和大学，有过来自全世界的好多同窗。直到今天，我才找回勇气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同学可以取代周南五连三排，就像世界上没有恋人可以取代小冰一样。

　　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不想咒骂那个只准“恨”，不准“爱”的时代；更不是埋怨我们这代被时代歪曲了的人；而仅仅出于一个极为质朴的心愿：愿这篇文章能到同学们的手里，读了能勾起大家相互的一点回忆、一丝怀念、能表达我对大家的一滴温馨。但愿大家都生活的健康安逸、和睦幸福。

　　关于小冰，据说本来是可以上高中的，因为我的《梦》，她中学一毕业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她回到湖南，75年又巧遇在我们京剧团门口的公共汽车站。那时她已是一家糖厂的女工。我心疼过她比以前黑瘦了许多。最后见到她，是1988年。我从澳大利亚回国，柳老师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参加了我极为简陋的小聚会。（动员那么些同学来，柳老师一定费了番苦心）

　　当柳老师把小冰交到我手里时，我极不悟事地说了句调皮话“不准谈爱”。柳老师还是那上语文课的腔调：“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后来领悟到，比起语文来，那句话简直是真理。因为与“彼一时”不同，“此一时”的九哥，已经把小冰的事，作为一个极为美好的篇章存进了历史的挡案。

　　可惜那个聚会，也因九哥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禀性，和难以与人相处的恶性弄得不欢而散。

　　如果万一什么时候，能像电影里一样，接到班长的通知：“周南五连三排同学再聚会”而能作为同学的一员去参加；再为了我三十年前的过失，罚我承担所有的费用，那就是圆了九哥的夙“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