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我1966年从西安市一所有逾百年历史的重点中学高中毕业，高中三年，我当了一学期的学习班委和后来两年半的班长，是个好学生。66年初夏，我们已经完成体检，在高考志愿表上我填了北大无线电系为第一志愿，正“磨刀霍霍”准备上“战场”一搏时，突然得到推迟高考的通知，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我刚满19岁。
接着是文革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我转眼间成了“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串联中乱跑了几个城市，“8.31”也混在天安门广场看见了城楼上不比蚂蚁更大的伟大领袖。步行大串联开始时，我们班5个同学4男1女，正好在贵州遵义，突然一个念头要从遵义重走长征路去陕北延安, 以表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在红卫兵接待站的帮助下，我们做了灰色红军八角帽，腿绑带，还有一面“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鬼使神差，真的就开始“万水千山只等闲”走起来了。按长征路线顺序一路经过：遵义、乌江、息烽、贵阳、安顺、兴仁、兴义、昆明、元谋、过金沙江、会理、德昌、凉山彝族区、西昌（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学工近一个月）、石棉、泸定、大渡河、天全、宝兴、新寨子、翻夹金山(雪山)、达维乡，到达小金县。这时中央通知停止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小金县成了我们全程步行的终点。小金位于夹金山北麓山脚，十分偏僻，要回成都只有先乘无蓬卡车一天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再换乘带蓬卡车经理县、汶川到成都，然后火车回西安。这不是本文重点，略述带过。
回到学校后，“复课闹革命”中的一件事情影响了我好几年的命运。一天，我跟朱X（其父后来是工程院院士）和张X（其爷爷是原西安市长）一起私下谈论从敌台听来的第一夫人江青的风流往事。不曾想，张X把此事告发给了驻校军代表。这可不得了，我和朱X一下子成了“反动学生”，所犯之事当时可是有杀头之罪的。军代表把我关在教师楼二楼一间屋子里，盘问了两天。大概是因为事关特别重大，后果不堪设想，或是因为我们只是私下议论而没有造成影响，也或是军代表起了某种恻隐之心，总之，军代表把此事压下来没有向上汇报。逃过了一劫，但是我后来时时能感觉到档案里一定记了我一笔。多年后同学们为我这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原班长搞聚会时见到了张X，我多次有意识地看着他，他却一直躲着我，不跟我打招呼不说，都不敢看我。其实我只要有他一句“对不起”也就“泯恩仇”了，那天我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1968年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上山下乡，我们同班4个男生和外班2个女生插在一个生产队，在陕南南郑县。汉中盆地，气候温和，出产大米。但人多地少，农民很穷，吃不饱肚子，我们队就有一个单身汉靠拆房梁换米吃的，农民不欢迎但无法违抗摊派的知青。我们住在一个干打垒筑成的土房里，两道土墙在室内隔成了3间小屋，男女生各一间，中间是厨房。房顶是瓦，没有顶棚，到处走风漏气，冬天屋子里刮小风，雪花顺着瓦缝间飘进来，睡觉时头得埋在被子里。水从井里打来存在缸里用，没有电，一间屋一盏煤油灯。厕所是一口缸埋在外面墙角，半人高的土墙围起来，男女共用。下雨天上厕所需要穿蓑衣戴斗篷。粮食是队里分的谷子，要去打成米，蔬菜靠自留地种，用自产的粪水施肥。燃料就只有稻草，不够用，得几十里路进山去打些细树枝来。没有肉吃，我们养了一头猪，过年前杀了，除了猛吃一顿外都腌成了腊肉，挂在屋梁上，细水长流慢慢吃。我们6人处得很好，不仅没有分灶，还互相帮助，争着干家务活。
本鸟1969年在插队时留影
我们跟农民一模一样出工挣工分，农活不难，一学就会，靠的是力气和耐力。插秧、割稻、打场、犁田、整地、除草，样样都没问题，也获得了村里农民的好感。年底分红，一天劳作挣的10个工分所得就是24分钱人民币，勉强够队里分粮、买盐，打酱油和点灯的煤油钱。女生更可怜，出一天工只挣7个工分。
为了能一天多挣点工分，我常常去干一些没人愿意干的活。比如，我和老唐拉架子车步行去60多里外的汉中拉卷心菜外面剥下来不能吃的绿叶子，回来给队里作猪食，第一天空车去，装好菜叶子，没有什么差旅费, 晚上就找一个路边的稻草窝露天睡觉，第二天拉回来，两天多挣了4个工分。再比如，一个冬天，我和老周、老唐加入民工队伍，扛着行李去勉县修筑阳（平关）安（康）铁路，干的活就是每天没完没了地往铁路路基上用推车堆土，睡在工棚里的一长溜通铺上，很快就染上了虱子，吃大锅饭，水煮菜叶子飘着几颗油花。这样干了3个月，每天挣12个工分，算是多挣了一些钱。
在农村插队的那几年，情绪极度低落，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也看不到任何前途。爸爸勤勤恳恳，是一个局级单位的总工程师，自然就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还被无端诬陷为一个全国反革命集团成员，被局里所属的技校学生打断3根肋骨，皮开肉绽，自杀未遂，一直被关在地下室里, 只发一点可怜的生活费。母亲只是一个本分的工程师，因为姓薄，籍贯与薄一波同村（山西定襄芳兰村），就成了薄一波的所谓”侄女”，加上外公曾是阎锡山部下的高阶军医，就被挂上“薄一波侄女”的牌子，在大院里打扫公共厕所，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农村插队，姐姐医学院毕业在乡下一个卫生院工作，全家6人分在6个地方，只剩一间房子堆放部分家具，一家人过年都没个地方团聚。
1971年，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南郑县修建合作社”招工，来招工的人忽悠我说当电工，对前途绝望的我报了名，心想只要能吃商品粮，发工资就行，不敢有别的奢望了。修建社从不同公社共招到4个知青，小王初中毕业，几乎就是个残疾聋子；老胡高三毕业，比同班同学要大近三岁，是知青中的高龄人；女生小霍初中毕业，地主家庭成分，父亲早逝，跟母亲寄居在姐姐家，我们4个都是极度自卑看不到前途的可怜虫，一般知青是看不上这种招工单位的。修建社一共大约150来个工人，全是当地农村出来，穿着工作服的农民，老婆孩子都在乡下，下了班就想回家FXXX老婆那种，不是我说脏话，他们在工地上都是以性话为主，难得有其他话题，有提振精神消除劳累的效果? 复员军人雷XX，说他一晚上8次，因而得名“雷八豁" (Huo，陕南方言，次数的意思）, 连女工都叫他的这个荤名，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的官名是什么了。
南郑县城周家坪就一条街，修建社社部就在那街头的一座二层小木屋里，头儿孙主任是兼管隔壁缝纫社的党支部书记，没正经事，就在缝纫社晃来晃去，跟那帮娘儿们讲荤段子。修建社上面属县轻工局管，“技术权威”是从咸阳建筑学校毕业了两年的一个中专生，老婆孩子还在关中老家乡下。我来到修建社报到，没想到孙主任要我在那座木楼里坐办公室当团总支书记，给他搞政工宣传，他缺的就是一个笔杆子给他吹牛和紧跟形势制造红色政治气氛。他没想到我不识好歹，毫不含糊干干脆脆地拒绝了他。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对全国上下那种假话、空话、大话，毫无底线的吹捧早已厌恶至极，搞政工宣传，抬轿子，昧着良心说假话绝不是我要干的。孙主任翻了脸，在全修建社大会上宣布我不准学技术，只准抬砖和泥。于是我下到队里，住工棚，干最粗的活，象个临时招来的小工。月薪29.5 元，有一次刚发了工资，全数被小偷偷去，整得我靠借钱买饭票。
修建社干的都不是什么大工程，比如给某个内迁三线工厂盖个三、四层宿舍楼，或给本县某个单位的房屋翻新，改建，加建，修修补补什么的，干完一个项目就要换个地方，流动性很大。南郑县周围山坳坳里内迁的三线厂不少。这些内迁厂的工人多是讲普通话从沿海大城市来的，在南郑当地人看来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看到外国人一样，是“上等人”。我戴着眼镜象是个文化人，混在这些当地乡下人里，干的是最粗的活，搬砖，筛沙子，拉车，运送混凝土，就像一个正接受劳动改造的 右派分子。那些上等人路过时瞟我一眼，也好像觉得什么不对劲。在农村时是跟几个同学在一起，好歹有伴，大家一样，互相般配，在这里却只有自己，跟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格格不入。特别是每到两个星期一次的周末，其他人都回家了，我没处去就一人留守工地，孤独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没脸见在县城里工作的同学。那是我这一生的谷底，最颓丧的一段时间。
在修建社的第二年春节我回西安过年晚回来了一天，孙主任罚我无薪停工，我心想已经到最底层了还能怎么样，不让上工就不上工，耗了两星期后，我去找轻工局局长要求把我退回农村去。魏局长去找了一趟孙主任，我又上工了。
1973年夏天，全国范围突然要举行考试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次是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县，南郑县分得全国各地大学46个名额，公布在周家坪中学的黑板上，其中不乏清华、北航等名校。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后来县知青办余主任告诉我，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二名，第一名是内迁工厂的一个北京人，内迁三线厂考生也都纳入所在县名额。最后录取没有我，我想那年固然有张铁生捣乱，但也不至于真的是“分数越高越反动”吧，肯定是我档案里的旧账在发酵。
自我复工以后，孙主任看我绝不屈服的样子，也放松了对我“只准抬砖和泥”的惩戒，我开始做泥瓦工学砌砖了，后来我已经可以干“把大角”了，把大角就是把住一个三、五层楼房的一个拐角，从一楼到顶，砌出笔直的一个垂直墙角来。倔脾气使然，见了孙主任我也还是不理不睬，本人现在是工人阶级一份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又过了一段时间，修建社改名为稍微好听一点的名字----南郑县修建队，新组建一个机修组，老郭大我两岁是组长，他跟孙主任关系不是一般的近，他把我要了去跟他一起搞机修。所谓的机修，主要就是修坏了的架子车，给什么单位焊个铁大门，配个螺丝等，简单的修修补补。机修组设在大河坎预制场里，不用随工地流动，固定下来了，这是我最满意的。大河坎预制场在汉江南岸的沙滩上，对岸就是汉中郊外的地盘，那时很是荒凉，是个风景不错，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女友有时周末来这里看我，坐在河堤上，面对东逝的汉江水，是心灵上一种莫大的安慰。
有了固定的地方，又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我就琢磨着干点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事情。修建队有几台在卷扬机和搅拌机上烧毁的电动机，我就自己琢磨着修复它们。从烧掉密封清漆，拆掉烧毁的漆包线，比着线圈的尺寸做绕线木模，买来同型号新漆包线，绕线包，再把线包嵌入磁铁槽，接好线，灌绝缘清漆，最后烘干，成功了！这下子孙主任高兴了，主动找我说话了，因为当时到汉中去修一台电动机要300元，还要等时间。
下班后闲来无事，我重拾儿时的爱好，但不再是半导体收音机了，而是用3吋示波管当显示屏组装简易电视机。回西安总要在那些二手货铺子里收罗需要的无线电零件。我组装出来的电视机只有我能操作看，因为有个感应线圈的屏蔽不良，时不时地要拉一拉或捏一捏图像才能稳定。图像小不说，还只是单一的绿色，看的也都是样板戏，但是预制厂的工友还是看得乐呵呵的，组装电视机打发了我空白的业余时间。在一个小县城里，别人看我既能修复电动机，还能自己装电视机，象是个“人才”。
1976年老毛去世，全县在职人员集中在县城那个平时是农贸交易市场的广场上开追悼大会，我在人群中也是默默低着头，没有装哭，只希望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对我来说，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南郑县地理位置靠近四川巴山，气候温和，出产一种指头粗细的甘蔗，1976年，南郑县轻工局在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的忽悠下，要发展甘蔗制糖工业。县里没有任何人懂得什么甘蔗制糖的ABC，局里派了一位老丁主管，把我当唯一的“技术员”从修建队调去“摸石头过河”发展制糖业。局长对我十分鼓励，首先就是放手让我一个人去南方几省调研，我自己决定去哪儿，看什么。我先后去了四川、湖南、广西的几个甘蔗产区和中小型糖厂。我越看越觉得南郑县搞甘蔗制糖是一种“大炼钢铁”式的胡闹，四川内江一带的甘蔗含糖量不够高，糖厂都是亏损着生产以提供紧缺的食糖，就那也把南郑甘蔗的含糖量甩了几条街，毕竟气候决定了南郑土甘蔗的先天不足。我如实汇报了调研结果，但无法改变县里的大政方针，局长不撞南墙不死心，决定先土法上马试试看。从农村招来几个有高中文凭的临时工，买来一台日榨4顿甘蔗的微型压榨机，支起几口大锅熬甘蔗汁，几口大缸装着浓缩的糖汁在一个保温房里恒温结晶。最后，产出了一千多斤红糖，给县上领导们一人一包报了喜献了礼。不用说，产糖率算出来让人大失所望。下来就是指望西北植物所改良南郑甘蔗品种了，不是我说，反正我是不报希望。汉中地区农耕历史几千年，怎么没把南方的甘蔗品种引进来呢？淮南为橘, 淮北为枳就是这个道理，生长期短，气候不同啊！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抓紧一个月时间复习功课，在周家坪中学考了两天。发榜前，大家都知道了自己的考分，录取发榜开始后，比我分数低的同学都陆续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可我一直等到别人都动身入学去了，我和妻子还是没有消息，我心想大概又是什么政审妖蛾子作怪，死心了。1978年3月份77级开学以后了，突然传来补招走读生的消息，据说是全国普遍情况，很多录取线以上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录取的人闹到了中央，于是搞了个所谓“走读生”的扩招补救办法。谢天谢地，我和妻子这次都给补上了。
招我的学校在西安，但是我对给我分配的专业毫无兴趣，我找到省招生办，提出换学校换专业，哪怕是比较差的学校也行，答复是，1. 你的分数属全国重点院校，不能去普通院校；2. 你可以放弃不上；3. 服从分配。对选项1，我就纳闷了，重点院校的分数怎么开始没录取啊？就低不就高也不行。对选项2，我妈给我讲了一个事情，我小舅文革前在太原考大学，录取到山西大学生物系。不想学，第二年重考，还是山西大学生物系，第三年再考，考分越来越高，仍然如此。只有认命学生物，毕业后去外县中学教书。这里只有一个原因，我外公是阎锡山的高阶军医，你不属我党要培育的对象。后来小姨考大学，也是录取山西大学生物系，没有再考，乖乖地认命了。我只剩下服从分配了，想想算了，这跟南郑县比已经是在天上了，再不喜欢的专业我也要庆幸啊！
哪里是什么走读生，报到当时就安排了宿舍和床铺，只是少上了一个月的课。那时我30岁。
再见了，南郑！再见了，充满苦涩的蹉跎11年，我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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