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父亲的回忆录（六）

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了机关内部肃反运动，华建公司自然不例外。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自各方面，除了投资的华侨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起义的国民党军人，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归国华侨和难侨。而难侨当中有的参加过所在国的共产党活动，情况比较复杂。公司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政治气氛已经变得有些紧张，一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低级职务的职工跳楼自杀死了。这位职工不是运动的审查对像，看来他是承受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政策宣传不到位造成的死人事件。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见到的因为政治运动而死人的事件。运动开始后，公司对审查对像进行了隔离看管，防止再发生意外。这在当时来说，各个单位都是这么做的，但对被审查的对象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待遇和伤害。
我当时参加了一个被定为甲级的专案组工作，配合省公安厅派驻的人员进行内查，寻找一位突然失踪的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连的指导员的员工。与此同时，在公安部门掌握的一份特务名单中有一个名字与公司的一位职员名字相同，并在这位员工的住房发现一种可以用作秘密通信的药物。再有，归国的难侨当中，有的因参加过马来西亚共产党被捕，与当时马共被破坏是否有关系，情况不明。一时之间，一团迷雾。工业厅厅长、公安厅派来处长都特别过问这个案件 。我因此而了解了一些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了寻找失踪的员工，因为没有准确的线索，在广州市区没有找到，就地附近的市、县找，都没有他的下落，浪费了不少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位老职工闲话中得知，他有小老婆住在西关一带（现在的荔湾区），但不知地址，也没有见过面。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一个派出所翻查户口登记部发现，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但没有登记父亲的名字，引起了怀疑。经过周密的调查、侦察，确定了目标，终于把失踪的员工找到了。他只是因为贪污了少量的公款畏罪潜逃，并犯有重婚罪，但他在国民党军队时参加了起义，属于起义人员。经公安部门审查后，从宽处理，劳动教育后释放。有特嫌的职工经多方面的调查，证据不足，撤销了怀疑，恢复工作。对回国难侨在国外的问题，由于环境特殊、复杂，调查的难度很高，不是公司力所能及，停止了调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华人参加马共活动的问题，曾影响了中马建交的时间。马来西亚于一九七四年才与中国建交，是东南亚国家中较迟的一个国家。在把上面提到的问题妥善处理后，华建公司的肃反工作就算完成了。
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一九五六年五月，省政府对工业部门的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省工业厅把华建公司改为厅属的轻工业管理局，公司在广州的房地产由工业厅接管，华建公司的华侨资本部分并入省财政厅管理的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属工厂改为地方国营工厂交由所在地有关部门管理，公司的人事进行了大调整：原董事长黄洁被任命为副省长，总经理杜伦调任工业厅副厅长，人事科长秦德夫调任工业厅人事处处长，施子卿调任工业厅财务处长，工业部经理调任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所有员工的工作都有新的安排，我调到省工业厅人事处工作。至此，华建公司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