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父亲的回忆录（三）

刚解放时，我是开平县私立南楼初级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同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以很高的热忱参加各种庆祝、宣传活动，欢庆新中国的成立和新生活的开始。当年的南楼中学，是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和司徒友白、司徒程南先生等司徒氏族爱国人士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南楼七烈士而兴办的纪念中学。一九四八年春季开学，首届有一百多人，分甲、乙两个班，办了三年，三个年级共有三百多人。受到当时社会变化的影响，学生流动性较大，有的转学，有的退学，能够在校完成三年学业的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十多人。学校师资水平比较高，并入公立开平中学后，大多数教师执教高中课程。学校校风好，学生学习都比较努力，毕业后，都能在不同的环境为社会做出贡献。如温燮琛，现在美国行医，曾任美国加州中医师联合总会理事长；司徒彦铿是美国波士顿市华人社团的著名人士之一；司徒万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曾从事桥梁建筑，现居加拿大。童子军课程由李彦老师执教，操练十分严格。初解放，凡有集会庆祝游行的活动，南楼的学生队伍，很有特色，队列整齐有序，旗帜鲜明，用苏格兰式的鼓音乐队为引导，在最前面的是著名岭南派画家、美术老师司徒奇先生绘画的一米多高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特别引人注目，很受欢迎。一九五0年六月，县团工委派出工作组到学校开展建团工作，吸收我和两位同学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一九五七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工作组的组员。然后由第一批入团的团员去发展新的团员。不久，学校就成立了有七位团员的团支部，我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被推上了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舞台。这学年的暑假，我到江门市参加了由当时粤中地区青年团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学生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老师给我们上了社会发展史和革命人生观的课程。训练班结束，回到学校，新的学期开始了。开学不久，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温燮琛，第三名是校长的女儿邵宝珊。学校为我们三人照了相，我两手拿著冠军的奖旗站在中间，这个情景，我早已忘记，直到一九九九年，我从波士顿去三藩市见到温燮琛，在他保存的旧相片中看到这张照片，才引起我的回忆。学校给我的奖品是一部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小说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曾经是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崇拜学习的偶像，向往革命，追求进步。许多人都会记得书中写到他为革命理想奋斗多年，因 病 致 残 而不得不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写的一段话：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
新学期开始后，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免不了要参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县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我参加。回到学校后，发动同学报名参军；组织同学下乡宣传征收爱国粮；在有些群众集会上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言，等等。哪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革命是当时的时尚，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为当时许多年青人所向往，愿意为它献身。学校有好几位同学先后参军，奔赴朝鲜战场。我的同学、同乡司徒稳在军队十多年，从一个士兵到炮兵连的连长，转业后在开平的磷肥厂工作至退休，现居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年前，我在多伦多见到这位同乡同学时，他不无感慨地说起自己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走过来是多么的幸运。
一九五一年一月，我初中毕业。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从旧社会向 新社会急剧转变的年代。像我这样的一群青年学生，都不知道怎样把握自己的未来。有的留在开平读高中；有的同学早就安排了出国，如周明伟、司徒彦铿、张惠莲；准备到外地读书的有司徒万、温燮琛、司徒顺燮、邓添柱等。当时，学校校长邵耀庸和老师对我毕业后的去向很关心，他们都说我的学业成绩好，应该报考高中，继续读书。我把当时家里人口多，经济来源困乏的情况对老师和校长说了，表达了要工作的愿望。校长和老师对我不能继续上学感到惋惜。校长特别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愿意不愿意去广州一家报社工作。我点头表示愿意。校长对我说：过了春节，你回学校见我。我回到家里，把校长的意思告诉了父母亲，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春节过后，我回学校见到了校长，他给我一封信，告诉我工作已经有了着落，你到广州西湖路新商晚报社见社长司徒权先生，他会安排你的工作，并勉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学习。邵耀庸先生是我人生转折中的引路人，我一直感念于心。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曾任开平中学校长多年、后来负责筹办南楼中学并任校长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在他的家乡南海县土改时不幸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