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父亲的回忆录（四）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我离开我成长的故乡。祖母陪送我到乘车的地方，她叮嘱我路上小心，祝福平安后，她就回家了。我乘一辆破旧的烧木炭的汽车到了三埠，然后转乘开往广州的当时特有的花尾渡（由一艘小火轮拖着走的有两层船舱的渡船，可容二至三百人）。同船一起往广州的有同学司徒旋和司徒尧，他们是到广州探亲的。我到广州的头一天晚上， 是住在他们的亲戚家里。第二天，我才到报社报到。从此，开始了我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广州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

广州新商晚报是一份民办报纸，创刊于一九五O年六月（日期不确），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倡办的 。社长是司徒炳鹤先生，副社长是司徒权先生。炳鹤先生当时是美堂先生的秘书，长期跟随美堂先生在北京工作。报社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司徒权先生主持。
新商晚报是一份对开四大版的大报。版面活泼，内容丰富。除了刊登国内外和本地重要的新闻外，还有刊登杂文小说、社会軼闻的副刊，专门介绍粤剧和电影的娱乐版，有刊登当日粮油糖布等多种日用品的市场价格的经济版 ，解答读者疑难问题的社会服务版，等等。后来出版的羊城晚报的版面，早期与其十分相似。例如羊城晚报的<五层楼下>，与原新商晚报的<街头巷尾>，<广州风景线>是一个模式。
我初出校门，司徒权先生根据我的情况，安排我到校对组当校对员。我在学校的时候，语文成绩尚好，学习做校对工作也就比较容易。一个月的见习期满，我当上了正式的校对员，月薪从一百二十斤大米升到一百八十斤大米。不久，又提升到二百八十斤大米。刚解放的广州，物价很不稳定，员工的薪水，是按大米的价格结算的。后来，政府决定实行按工薪分值计算的薪酬制度。工薪分值由政府物价部门根据物价指数计算定期公布。我的薪水是一百四十五分，折算为当时的货币将近五十万元（等于现在的五十元）。这个收入，以一个人的生活开支来说，当时是算不错的。在抗美援朝捐款时，报社发动员工捐献，我捐了一百万元(分几个月从工资中扣缴)；祖父病逝，我给家里寄了几十万元。这样一来，我在报社工作了一年，也没有多余的钱存下来。报社结束时，我的退职金只有能维持三个月的吃饭钱。
报纸出版一周年，发行量从初期不到一千份增加到二千多份。为此，出版了纪念专刊。在北京的不少著名民主人士给报纸题了辞，记得有郭沫若先生，黄炎培先生，马叙伦先生，胡愈之先生等等。新商晚报的报头，创刊时就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这时候，美堂先生视察粤中地区（现为江门市管辖区）土地改革回到广州。在这之前，报纸已发表过关于美堂先生视察粤中土改的长篇通讯报导。为此，报社特别安排在广州一德路的陆羽居茶楼宴请美堂先生。我是编辑部最年轻的员工，又是美堂先生的同宗晚辈，司徒权社长特别领我到美堂先生跟前和他见面，他很高兴，并详细询问我的家庭状况。不久，我又和报社的同事一起参加了在省政府交际处为美堂先生举行的宴会。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见到 这位一生爱国，德高望重的宗长。美堂先生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报社是民办企业，那时还没有建立党和团的组织，我的团组织关系在永汉区印刷工人支部，人数不多，分散在几个工厂，活动较少。报社也没有工会。晚报的工作时间，按工作分工，负责编辑校对的部门要在中午前把版面编校完毕，经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审核签字交印刷部门印刷，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下午一般不按排工作，但星期日也不休息，照常出报。在这种情况下，报社要求员工自行组织政治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由于组织松散，没有计划，又比较自由，收效甚微。我在工作之余，较多的时间是看报社订购的各地报纸，或者到附近小学球场打篮球，偶尔也看电影；副刊、服务版的编辑看我年纪小，不时邀约我上茶楼聊天；校对组的几位同事，还会凑写些如 <街头巷尾> 这类短小稿件赚点稿费，一起到酒楼聚餐联络感情。这样的生活过了将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