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涂鸦 2010

过年
        时间年轮刚碾过圣诞，一下就冲进元月。一进元月，觉得离春节就没几天了。又该回国了。于是申请签证，订机票，购物。储藏室里的行李箱又被拉出来。这样的海外旅行每年得发生几次。

        每年回来前，都听父母说“没时间或工作走不开，就不要回国了”。这是口是心非的话。到了年节，哪有父母不盼子女归？

        今年又回来过年。过年是借口，实际是陪父母。回国过年是我每年给父母的无声礼物。过年时，大多数父母会收到儿女的钞票、年货和拜年电话。其实，他们要的最大礼物莫过于儿孙在眼前转悠。每个不能回来看父母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理由，如学习、工作、家庭等。哪一条理由都比看父母重要。对于极少数人，除了没钱或生病，所有理由不成立。认识个打工仔。每年，无论多忙他都回国同家人兄弟姐妹过年。有一年，刚换工作，不能请长假。春节快到了，老兄买了机票，请两天假，加上周末，飞回北京与家人吃了团聚年饭，然后再飞回来上班。老兄与家人相处时间也就一天半，还包括睡觉时间。

        今年又回来过年。过年是借口，实际是听父母唠叨。每年回来，其中一理由是听父母唠叨。去年的唠叨，今年又重复。昨天的话，今天又重复。我不打断他们，而是附和着，有时还插上几句，好让他们的唠叨顺利地进行。倒是父母俩总嫌对方唠叨。从他们的唠叨中，我读出了他们的落伍、闭塞、孤独、烦恼、恐惧和无奈。我有时对他们的唠叨失去耐性。他们这边唠叨，我那边用翻墙软件看“出口转内销”新闻。父母注意到我心不在焉时，便不再言语。我忏悔，有时也补救，带他们去网上漫游，用卫星地图把他们带回到他们曾去过的海外，去看他们曾走访的地方，去看我存在网络里有关他们在海外时的影像。他们兴奋，努力回忆当时拍影像的地方。

        今年又回来过年。过年是借口，实际是和父母争吵。暮年的父母早年养成的节俭习惯一直保持至今。他们节俭到令我无法忍受的程度，为此争论不断。比如，早应淘汰的铝锅、破了边的碗、掉了磁搪瓷盘、锈渍斑斑的菜刀、长短不齐的筷子、变了形的饭桌、坏了腿的椅子都舍不得丢掉。我们姐弟多次买来新的替代品,把淘汰的东西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筒。父母会偷偷地捡回来藏起来，然后在我们不在家时继续使用。原本很小的家变成了废品存放处。为防止父母拾垃圾行为再次发生，我们再扔垃圾时还得多跑些路。类似扔垃圾和拾垃圾的争夺战在我回国过年期间时有发生。听朋友说,有人还曾开车或打车扔家里老人多年累积的破烂。扔时，还得跟老人说是送给保姆的。说实在的，这年头连保姆都看不上这些东西。

煎饼油条
        从温哥华飞到北京时是下午四点多。同家人吃完饭，已晚八点多。困劲儿来了，便跑到借宿的地方睡了。醒来时，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多。肚子饿了，借宿的地方没吃的，只好饿着肚子用电脑看电影光盘。快六点时，便去外面寻吃的。

        走出居民小区，看到马路边有两个卖早点的摊子，间隔几十来米。第一个是煎饼摊。卖煎饼的是个介于35到50岁之间的爷们儿。“大哥，买煎饼吧。三块一张，加俩鸡蛋。”我看到卖煎饼爷们儿用手背抹了抹流着清鼻涕的鼻子，然后摆弄着他的煎饼材料。这让我想到煎饼和鼻涕的混合物。于是往前走到第二个摊子。也是个煎饼摊。卖煎饼的是个娘们儿，年龄也猜不准，没见她流清鼻涕。煎饼也是三块一张。想买。抬头看到娘们儿背后是家肯德基，于是往肯德基走。

        进了肯德基，没闻到肯德基炸鸡的味道，却闻到中餐的味道。抬头看墙上的早餐食品牌子，赫然出现油条、香菇鸡肉粥、皮蛋瘦肉粥、牛肉粥的字样。再看，没见到豆浆、烧饼、包子的字样。肯德基买油条、卖粥？觉得不伦不类。其实，在国外早就看到中国肯德基卖油条的新闻。

        从肯德基走了出来，回到娘们儿的煎饼摊，买了四张煎饼，带回父母家作为早餐。到了家，跟父母聊起肯德基卖油条和粥。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时，时差的原因又把我给弄醒了。于是又起来看电影光盘。熬到六点，出门又去了肯德基。点了两根油条，一碗皮蛋瘦肉粥，一杯茶。端出的油条一根不到十五厘米长，盛在纸碗里的粥也就一两多点。肯德基的油条、粥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已记不得在肯德基吃早餐总共花了多少钱，但那三元一根油条的价格还记得。回到家，跟父母说我在肯德基吃了油条和皮蛋瘦肉粥。之后我便遭到他们好一顿数落。见人就提他们的傻儿子，说那油条也不是金条。

        肯德基原本是卖炸鸡的地方，却卖起油条和粥这些传统的汉食。看来，以炸鸡、薯条、可乐当早餐的国人人数不是很多。肯爷爷无法征服国人的胃，只好入乡随俗，卖些让他老家人皱眉头的吃食了。

        我明年回来时，说不准肯德基早餐内容里添了天津的煎饼果子和上海的糍饭团咸豆浆了。

发票
        在大型百货商城中药柜台替人选购中药。选好货后，售货员开发票时问：“开什么？”我一愣，说：“什么？”之后马上意识到里面的道道，于是开玩笑：“能开文具吗？” 答：“行”。在中国这环境里，中国话说得再利索的老外，不一定能搞懂中药与文具的关系。

        去家电商店买冰箱。收款时，售货员问：“开什么？” 我想了想，说：“办公用品”。 在手机专卖店，花了三千多元买了部手机，付账时售货员问“开什么？”我说：“随便，开什么都得我自己掏腰包。”售货员在发票上便如实写下手机及品牌。看来，售货员可胡开发票，至少老板是认可的。听说，许多官员找小姐按摸，和小姐干那事，也可报销。当然发票上不会有小姐的影子。

        蹭亲友车，在加油站加油。一加油站工人手里捏着一沓发票，寻找发票买主。据说，这是加油站促销方法之一。发票买主都是开公家车或雇主的车。用一二十元买张一百元面值的加油发票，然后拿回去报销。这比玩股票赚头大，风险低。另一种赚钱法是少加油，发票上多开。无论哪种方法，这样交易看来挺合算。

好律师
        跟友人聊天时，聊到国内的律师。说找律师打官司时，要找“里面”有人的律师。“里面”是指公检法等衙门，就是说得认识“里面”能帮的上忙的人。“里面”没人的律师不是好律师。“里面”有人，官司胜算好把握。“里面”没人，官司胜算靠运气了。外交部发言人常说，中国是法制国家，一切都按法律行事。据说中国法律条款已“西化”了，非常完善了，可案件受理还在具有中国特色下运作，除了官服、道具和法庭操作语言不一样，实际内涵和被推翻的前朝没多大差别。

        法律为权贵服务，多数律师是权贵的二奶。多年前权贵们只是暗地里强奸法律，而现在是公然地强奸法律，而且是自己制定的法律。记得在二十多年前穿官服时，曾与几个“单干”刑事律师聊过，说吃刑事饭风险大，得罪官府时得不到本应保护律师的律师协会的协助。二十多年过去了，律师协会的作用未变，还是党的“外室”。律师因刑事辩护得罪官府而坐牢者很多，因说真话而被吊销执业证书、过不了年检的更多。

两会
        回国过年赶上两会。聚会的人里面还有我以前的同学和同事。

        两会期间，北京街头巷尾小区商场都是胳膊上戴红箍的人，其作用如过去的小脚侦缉队，不过现在的侦缉队员都是大脚丫子。看看红箍上印的字：首都治安志愿者。真是与时俱进了。红箍看着扎眼，让我想到文革的遗风，想起红卫兵。 

        要不是中国长大，还真不明白是两会怎么回事。两会，一会是政协，一会是人大。一个像皮图章，一个桌上花瓶。据说，两会是人民代表为人民办事的会。更为妥当的说法应是权贵的聚会，是贪官的聚会，是既得利益群体的聚会。不然的话，为何不允许人民代表跟人民接触？不许人民集会游行发言？为何人民代表车子一过，私家车就得让路？

        听人说，有的小区人手不够。有些带红箍的是雇来的民工。看看戴红箍的人，很少有认真干活的，不是聊天，就是发呆。据说，戴红箍的志愿者不是志愿，也是有点钱可领的。贪官污吏聚会，志愿者领赏钱也是应该的，况且那赏钱本身就是从他们自己身上搜刮的。

        中国的老总老是扯着嗓子喊政务公开透明。两会开了六十年了，可会议的开支从未贴在人民的眼前。收集这数据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电脑都用不上。拨几下算盘珠子，就能拔出来。听说这数字是国家机密，人民不可以知道的。谁透露出去，谁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叹人生
        回国探亲的四个礼拜里，走亲访友是少不了的。亲友相聚，除了喜庆，就是感叹，叹人生苦短，叹岁月无情，叹人流聚散。每人在这世上就存在几十个春秋，岁月转瞬即过。在无边际时光里，人不过是匆匆过客。每次归来，都会看不到去年见到的一些亲友、同学或相识。每次相聚，近距离体会生活的沧桑，感受四季轮回的苍凉。现在不知怎么了，总听到他人英年早逝的消息。九十多岁走了，算瓜熟蒂落。四五十岁人就匆忙走了，不得不令人叹息。

        岁月无情，不怜惜任何人，一秒一秒地往前走，把小孩儿催成老人催成病人催成死人。人的寿命长短变化无常。今天活着，并不保证明天还活着，意外时有发生。对于许多人，命运早已被安排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自出生，所有人都被安排在通往天国的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有退出的权利。天国那里被人们描述的那么美好，可没人会像阳世间那样争前恐后往前赶，争夺各自利益位置。在去天国的路上，多数人惶恐地被时间推着往前走，少数人勇敢地往前走，坦然面对，快乐地生活每一天。我是那多数人的一员，很不情愿地排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