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少功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一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 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 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 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二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番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飚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 ——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三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 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不需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赢来讥嘲和自秀高明的资格，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47％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 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32％， 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一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 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 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 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二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番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飚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 ——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三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 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不需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赢来讥嘲和自秀高明的资格，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47％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 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32％， 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
“艺术迟早会成为大众最后的精神皈依”，我同意你这句话。人在精神上感觉到的幸福安稳才是真正的幸福安稳，科学发展进步只带给人物质上的便利，不能带给人幸福的感觉。
艺术迟早会成为大众最后的精神皈依，但是将来艺术的概念绝不是今天那么狭隘的文学音乐以及绘画。人类精神最高阶段就是创造力的发挥和自我在其创造力中的实现。科学发展，文学不过是最早收到冲击的领域而已，大的变革即将来到，但是是潜移默化的变革。旧的体系已经面临瓦解，只不过新的体系尚未成型，从人类历史上的自我调节能力来看，我看好未来的艺术体系将是更人性化的体系，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何去何从，但是希望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天
这篇文章是我偶然"遇到"的. 韩少功的东西大学时期读过一些,但是后来也没什么印象了,倒是他与别人合译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留给我很好的印象.
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其实由一部分人掌握文学话语权的时代已经随着网络的到来成为过去,这个真得没什么不好. 不过, 因为人人都有话语权,出现目前的这种茫然混乱也是必然的. 精神偶像的时代过去了, 但是我们也失去了某种坐标. 不过, 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真正好的东西一定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