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秋天，我在新泽西上班的那家做投资资讯的小公司要被 Morgan Stanley 收购，同事们借机搭顺风车全部跟了进去，当时辞职的只有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因为不喜欢我们的老板，跳槽去了另一家也不错的公司，每天享受新公司的免费午餐。而我，知道自己马上要搬到外州，两个孩子幼小，迟早也是要辞职另寻混饭吃的地方，就打定主意跟老板要高价，想给下份工作混个好起点。
人不在乎得失的时候气最壮，我没跟老板说我要搬家，我很诚恳地说，“在公司干了快两年了，虽然公司每年给我们加股票，可是那股票还不知道是废纸还是钱。我现在的工资扣了税和两个孩子的托儿费，跟没挣也差不多。现在公司调整，我希望能够调整一下我的工资，不然我就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老板是个韩国人，当年也是一点一滴苦干升到这个位置的。他听了我的话没说什么，过了两天发了封邮件给我，说我已经跟新公司的人事部门谈了我们公司人员的工资调整问题，全体新雇员的年薪调整范围在百分之五，一年以后再根据工作表现重新评估调整。那时公司里每天乱哄哄的，过去做的东西已经全部停下来了，人员编入新公司后，要临时到纽约市总部工作两三个月，然后再迁回新泽西新租的办公室。
我对于跟进新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兴趣，因为那种公司如果不是因为要全盘收购我们，并不容易在里面谋到一个位置，但是去纽约市总部干两三个月，也许更长时间，每天路上往返就要四个多小时，对我来说也不现实，想给自己的简历上镀点金看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于是回邮件给老板说，“百分之五我不能接受，我的简历就不要往新公司的人事部门送了，下周的集体见面会我也不去了。很高兴这两年能有机会跟你一起工作。”
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你还是再考虑一下。我给你涨百分之十，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我说，“我很感谢你为我所作的这些努力，但是这几个月要天天跑长途，我没办法安排我的孩子。”他听了以后很遗憾地说，“你自己做决定吧，不过，孩子长大以后，你自己不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个母亲之外的身份吗？”
我最终还是没有接受那份工作，但是他的话正刺中我心里的隐痛。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那种挣扎，试图在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工作之间找到平衡。那些所谓的“事业”，“自我实现”，“人生追求”之类的大字眼，折磨过我很多年。最后想明白，这个世界上除了牧师拯救人灵魂的工作可以称为事业，多数人所拥有的不过就是一份工作，何必老用事业来吓唬别人吓唬自己。工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吃饭能自己养活自己，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解放自己，解放不了全人类。看得淡，活得就轻松，人生的目的要看清楚，什么了不起的名利最后也不过归于尘土，重要的是能够活得尽量快乐一点。
我跟自己纠缠不过去的，倒是那个“身份”问题。我是谁？我有什么可以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支点？我将自己安置在现实和梦想的边缘，一边不想全心进去，一边没法全身投入。我还是要工作，我不能没有我自己的圈子，我没法像一棵树一只鸟一条鱼一样活得那么安然，我还很庸俗。
又是多少年过去，我的烦恼有了性质的改变，虽然我仍然在工作,并且觉得工作着是快乐的。但我终于破茧而出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工作的目的更加明了，它连我的母亲妻子之外的身份也都不能证明，我也无需一份工作和我职位的高低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它就是维持我生活的一个工具，同时我通过我的工作跟这个社会沟通，了解处于同一处境的人们的生存忧患。我是谁，我的身份不是靠外物能够证明的，我存在的意义与快乐与否也与他人眼里的定义无关。我就是我，我更愿意将有限的时间花在让我自己的心灵感到自由快乐的事情上面去，我自由地舞蹈，不在乎有没有观众，我在努力跳出小小的名利场。
几个月前，我给当年一起共事的好朋友打电话。她告诉我她偶然碰到以前的一个同事，八九年过去，当年那些被收编进那家大公司的同事们，现在也都已风流云散。我问她，“你现在的工作还好吗？”她嘻嘻哈哈地调侃着说，“这两年不像以前了，薪水也没太涨，公司免费午餐也停了。不过咖啡厅里的免费小点心还在继续供应。 同事们开玩笑说，公司不给涨工资，那就一天多去几次咖啡厅，多吃多得，也算我们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吧。”我听完，忍不住跟她一起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