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作者:
茨冈女神
普通人胡适之在美国的这段教书生活不仅普通，而且清苦。
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下的美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供应：首先是糖，1942年4月全美曾经停止销售糖，一个月后每人每周可以购买半磅糖，是平常消费的一半。本来咖啡不限量，但是德国开始攻击从巴西来的货船，没多久，咖啡也限量了。
到了1943年，限量供应的商品名单越来越长，汽油、打字机、鞋、奶酪、丝绸、黄油、人造奶油、猪油、牛奶、牛肉、干果、煤、木材、果酱、果冻……
你如果要买一支牙膏，好，先把旧的牙膏皮交上来。
民用的收音机、电冰箱、吸尘器、缝纫机、洗衣机全部停止生产，节余材料生产军用品。
各项汽车赛事全部停办。
政府宣布禁止公民自驾游。
迄今为止，没有搞过“特供”的证据出现。
州长级没有特供，国会议员级也没有特供，副国级杜鲁门没有特供，正国级罗斯福仍然没有特供。
肖华上将在长征组歌里写道：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办法，胡适之的办法是“打秋风”。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经回忆这段日子：1944年胡适之在纽约讲学，离赵元任家不远，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到他家至少吃一餐饭。胡适之跟普通人一样爱大块吃肉，可是计划供应的牛肉根本不够他吃，杨步伟就只好去买马肉，每天做红烧马肉给胡适之吃，还把多买的马肉做成肉松，让他带回去吃。
但是没有告诉胡适之这是马肉。
胡适之大喊好吃。
直到有一次，赵元任夫妇请胡适之去哈佛大学俱乐部餐厅去吃“马排”——标明是马肉做的。胡适之吃过后评论说：还不错，就是马肉有点酸。于是杨步伟告诉他，这几个星期吃的都是马肉。
胡适之大赞：中国的烹饪好，杨步伟的烹饪更好！
有人指责胡适之，说从他的日记里来看，自1942年卸任驻美大使后，再没有任何一天的记录与祖国的政治形势、军事状况、人民生活相关。全部都是记录自己的学术感想、饭局饮宴，甚至就是看戏看电影。
怪谁呢？
我说他是个普通人，你非要拿他比英雄汉。
他还有一则被后人诟病的1943年的日记——
“到元任家小坐，同去与两个中国学生会的职员吃饭。饭后，两会的会员到了一百多人，我对他们说了一点钟的话：1，我自己的象牙塔；2，向塔外偷看来的感想；3，盼你们大家都有一个或多个象牙塔。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建国等等，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骂他的人认为你胡适之不是不知道1943年的祖国是什么样子了，你居然……
但是，你要把他当一个普通人看，这话也无可挑剔。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首先是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背景下，于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组建联合国。
基督徒蒋先生听到消息非常兴奋，当天的日记上，他这样写道：“晨起默祷读经后，即得外交部电话，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关于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已有定议，一如我所期待者。此为新年第一胜利之捷音，感谢上帝。
被列强欺负怂了的基督徒蒋先生最盼望有一个公平讲理的国际组织来时时听他哭诉，时时安抚他那脆弱的小心脏。
毛泽东也听到消息了，那时正在开六届七中全会，去美国露脸儿！去组建联合国！必须要去！一定要去！
2月18日，周恩来先生奉命向负责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在旧金山召开的国际组织会议是为了成立联合国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都不能缺席。
蒋介石坚决反对，他说旧金山会议是“各国政府会议”，而不是“各国之党派会议”，你起什么哄？
赫尔利没办法，只好矛盾上交到罗斯福那里。
罗斯福倒简单，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在内，余预料不至有任何不利情形。若能容纳，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
看似婉转，实则厉害——你要是不让中共代表参加，我就不给你实际援助。
彼时的罗斯福，就是基督徒蒋先生的上帝。
上帝发话，只有服从。
董必武于是成了代表团成员。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在美国的胡适之为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没有忘记统战，他嘱咐董必武代表和胡适之代表好好谈谈，看他能不能把立场转过来。
4月25日，董必武代表与胡适之代表开始促膝长谈。然而，董必武说东，胡适之说西，他不但听不进董必武的话，反而建议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斗争”，作为中国第二大政党参加选举。
鸡同鸭讲，不欢而散。
但胡适之是一个执着的人，于是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年的7月1日，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在会见后，托傅斯年代他向胡适之问好。傅斯年回到重庆把延安观感发表在报纸上，胡适之看到了。
8月24日，胡适之在纽约给毛泽东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还有见过比胡适之更迂腐的吗？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9日，毛泽东莅临重庆，国共正式开始和平谈判。
9月10日，在和平谈判进行中，国共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正式开打，史称“上党战役”。
一边谈一边打，谈的这边觥筹交错，打的那边炮火连天。
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谈判成功，双方签字，史称“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2日，上党战役结束，歼灭国军三万五千人。
1946年6月26日，自信满满的蒋介石彻底撕毁双十协定，集结20多个师企图围歼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
总忘不了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跟大嘴假媳妇收听延安广播时播音员说的那句话：中原突围成就皮旅美名。
内战序幕在这一天拉开。
胡适之在内战的炮声中回到祖国，就任北大校长。
他在忧心忡忡中度过了两年，现在，抉择的时刻到了。
蒋介石派来了飞机，而中共的说客也屡屡登门，甚至新华社的广播专门为他来了一段，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
他选择了离开。
既不留下，也不去台湾，而是乘桴浮于海——1949年4月6日，他在上海搭乘克里夫总统号邮轮前往美国。
1949年4月21日，胡适之抵达旧金山。这一天，也正好是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日子。邮轮抵岸，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他匆匆看一眼报纸，对记者们说：“我愿用我道义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很快，胡适之从旧金山迁往纽约。长安居，大不易。纽约居，亦大不易。
1950年6月，江冬秀也来了。胡适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租了一套简陋的小公寓。有一天，胡适之外出，江冬秀正在厨房做饭，忽然发现一个彪形黑大汉从防火通道破窗而入。也亏是遇到了咱中国来的江冬秀，啥世面没见过？她一不凄厉尖叫，二不抓挠撕打，而是从容不迫的打开公寓大门，对那黑汉喊一声：“Go！”
这大概是她第一次成功的使用英语单词。
黑汉居然乖乖“Go”了！
漂泊了一年后，胡适之终于有了一份看似长久，也算体面的固定工作——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聘期两年。
不知道胡适之在领表填表的时候，在接受考核的时候，在等待评审结果的时候，后悔不后悔没留在北京做国家图书馆馆长。肯定用不着领表填表，肯定用不着接受考核，肯定用不着等待评审，也肯定不会是只有区区两年聘期。
当然，他要是成了右派另当别论。
他大概会想：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到我也不容易吧？
于是，他较为宽心的过了两年日子，虽不富裕，但绝不窘迫。
可惜普林斯顿大学跟他想的不一样：1951年12月12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开会讨论葛斯德图书馆的馆长人选问题，做了两项决定：1，胡适之馆长聘期结束后不再续约；2，聘请胡适之前馆长的助理童世刚为馆长。
原因很简单：胡适之馆长的年薪是5200美元，而童世刚的年薪是3480美元。
节省1720美元。
可恶的美国葛朗台！
校方对如何通知胡适之还是费了一番考虑的，毕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学者，而且是前驻美大使。要让他感到有尊严，而不是灰溜溜的下岗。
虚伪的美国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免去胡适之馆长职务的同时，送给他一顶“终身荣誉馆长”的高帽子戴。
但是，有一位聪明的美国教授提出了疑问：胡适之会不会以为“终身荣誉馆长”是有工资的呢？那可就麻烦了。
于是，又有一位聪明的美国教授出了一个主意：在“终身荣誉馆长”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不支薪”。
还有一位聪明的美国教授立即说不行不行，这样做会让胡适之先生感觉很没有面子的，你们不懂，中国人认为面子比生命都要紧。
魂淡美国人真小看人了，胡适之什么不明白？
他扬长而去。
我经常在文字里对胡适之不恭，但这并不能掩盖我对他的尊崇。这种尊崇不是因为学问，不是因为见解，不是因为言论，例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对他的尊崇来自于他的一件个人小事，几乎没有人提起。他本来可以在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可以享受富裕美国的种种福利——
只要他入籍，或者申请绿卡。
但他不。
他亲美，他从不反美，但他绝不入籍，也不要美国绿卡。
他始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想，仅此一点，就可以让那些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伪君子汗颜。
有人说，胡适之是因为穷的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到台湾。这绝非实事求是的话。其实，胡适之在1950年的生日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为他祝寿并请他回台湾。
胡适之拒绝了。
要说穷，胡适之的日子确实穷。江冬秀来到美国，任何忙都帮不上，买菜都得胡适之亲自去。有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饭，便煮茶叶蛋招待。
窘迫如此，他收到台湾汇来的六万美元“宣传费”后，立即全数退回。
1952年11月19日，胡适之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他爹前往机场迎接。
回来没几天，胡适之就做了一场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说：“我们中国的国家前途，当然是连系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整个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有前途；整个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有力量。”
国民党军队总政战部主办的《青年战士报》却对胡适之的这段话展开了批判：“胡适的话完全说错了，应该颠倒过来说，中国有前途，世界才有前途。现在蒋总统复职了，那就表明中国已有了前途，那么，世界就会有前途的。”
《青年战士报》是蒋经国办的，他还把这张报纸寄给胡适之。
胡适之看后对雷震说：“自夸自大，不知世界大势。让这班人搞下去，前途不堪设想。”
回美国之前，蒋介石设宴为他饯行。中国老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胡适之这个人是吃人家的嘴也不短。
那时蒋介石经常调阅所谓匪谍案，有许多原判很轻的案子被他加刑乃至处决。据说他勾掉人命的那支笔，就是他每天圈点圣经的那支笔。胡适之尖锐地对蒋介石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他还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呵呵，以道抗势，此之谓也。
紧接着台湾发生了雷震案。
雷震按说也是国民党的老人了，1917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便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1937年他与胡适之结识，但并不相投。原因是雷震主战，胡适之主和。
1949年3月，雷震和胡适之、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一份杂志，用自由民主来挽救人心。名字是胡适之取的，《自由中国》。
那时蒋介石已经名义上下野，但他们都知道老大是谁。一行人赶到溪口向老蒋汇报，老蒋表示赞同。
只是国军兵败如山倒，一行人也各自作鸟兽散了。
但这个雷震不死心。他从大陆逃到台湾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2日，便开始投入杂志创刊。他再次找到教育部长杭立武，取得了支持。
一个月后，创刊号在台北出版。
胡适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讨论民主生活的文章，他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班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而极权则是“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话，老蒋是真心不喜欢的。
不仅如此，他还接连给蒋介石写信，劝老蒋辞去国民党总裁，拿西方那一套蛊惑老蒋，还特别向老蒋推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老蒋还能听他的？他给胡适之面子，不反驳他，但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笔又一笔账。他在日记里写道：“胡适让我做的事是数典忘祖，要我做亡国奴，胡适丧心病狂。”
此时，大陆正在举国批判胡适之，一口咬定他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1956年10月21日，蒋介石70岁了，要祝寿。胡适之、雷震这帮人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便打着祝寿的旗号，大做起文章来。
《自由中国》杂志专门整了一个“祝寿专号”，胡适之，徐复观、雷震等一干人纷纷发表文章，畅谈国事。这些人的文章里，以胡适之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最为轰动。
第一个故事是讲二战结束后，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取各学院院长和相关学科主任的工作汇报。每天见三位，每位汇报半个钟头。听了十几位先生的工作汇报后，他有些不耐烦了，问副校长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副校长说一共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大惊失色，说：“欧卖糕的！太多了！知道我做过盟军统帅吗？那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那是在战争期间，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不用我亲自接见。想不到做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看那张汇报日程，是不是可以免了呢？
第二个故事是讲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一天，他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白宫寄来一个急件要艾森豪威尔批示。总统助理知道艾森豪威尔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和“否定”两种批示，只待他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道艾森豪威尔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助理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选一个吧。”然后，又打球去了。
谁都明白胡适之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想劝蒋介石不要揽权，要分权，要无为而治。
当然，蒋家父子也看得清楚：胡适之是打着青天白日旗反青天白日旗！
分权？分权就是要我们父子的命！
很快，蒋经国就在他爹的授意下开始对胡适之进行大批判。由蒋经国担任主任的总政战部印发了一本题名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下发全军。小册子说：此书批判的是“一位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名为自由主义，实际上却是中共的帮凶。他说这些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的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
胡适之看到了这个小册子，于是那一年犯了许多次心脏病。
1958年，胡适之全票当选中研院院长，正式回到台湾。
1960年7月，胡适之赴美参加学术合作会议，10月中旬才回到台湾。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不在的两三个月里，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好朋友雷震因“涉嫌叛乱”被捕，判处十年徒刑。
回到台湾后，胡适之立即要求见蒋介石。11月15日，蒋介石在官邸会见胡适之。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事前希望胡适之不要谈雷震的事，但没想到蒋介石自己抢先说出来了，他对胡适之沉着脸说：“我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谍，所以政府不能不办他。这一两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胡适说：“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对美国记者说，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你们不会知道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不欢而散。
两年后，胡适之因心脏病去世。
蒋介石在胡适之去世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然而，他在前往吊唁时的挽联却是这样写的——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蒋介石这个人其实是受了胡适之一辈子气，他说不过胡适之，辩不过胡适之，只能在日记里照死了骂来解恨，类似于弄个玩偶用针扎。
有一次他俩聊天，那会儿全世界都知道胡适之的儿子在大陆写文章骂他爸呢，蒋介石关切的问一句你儿子怎么样了？胡适之小心眼儿，觉得蒋介石在刻薄他，那嘴，立刻就来了：“我儿子生性愚钝，不像令郎懂得迷途知返。”
这家伙把蒋介石怼的，你儿子也不咋的，咱谁也别说谁，谁不知道蒋经国在苏联痛骂你的事儿啊？
所以，蒋介石的这副挽联是报仇来了——反正你还不了嘴了！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你胡适之先生很新，家里有老婆又出去勾搭人家曹诚英。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你再新不是也始乱终弃吗？不还是守着你的旧道德吗？
其实，胡适之一生的情人何止一个曹诚英？读读他做驻美大使时写给美国情人韦莲司的这首临江仙吧——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
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同遮。
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等我闲了，把胡适之的女人八卦从头再说一回。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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