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短暂的读史生涯当中，至少有三本书的作用有如棒喝，用梁启超称道康有为的话讲，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民国初年的历史和袁项城的肖像竟是这样动人，同时，原来苦大仇深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写得这样迷人。恕我孤陋，此前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才识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有时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搁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鸡蛋吃多了，不由好奇，去打量下蛋的母鸡。其实，唐德刚回忆胡适之时，便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他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也是校友。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其转益多师，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则在史学，尤其口述史一域，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令我惊异的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同代人，前者长后者二岁。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以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惜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发霉的怨气如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唐德刚虽属淮军名将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家世渐趋没落，他到美国闯荡，所吃的苦头未必少于黄仁宇：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乃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这些艰难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然而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而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
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依然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洪秀全）的性变态”。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二十年前，余先生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右：张学良 左：唐德刚
欲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唐德刚的作品是绕不开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如见其人。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如此，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
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 
但是把那时代去美国读博士说得“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似乎言过其实，即使今天出国读博也没有人会说”寄人篱下”，而说“出国深造”。
不知搏主是随口而出，还是故意为之，是啊，似乎说外国不好是“爱国”，更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