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林：八十年代的那一次远行

现在想起1986年岁末的那一次远行，已经恍若隔世。我们几个小城里的文学青年，趁春节假期，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去到千里之遥的云南玉溪，在一座陌生的山头过了一个除夕。这件事情在今天的驴行客们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是这对于当年的我们、以及我们身处的那个社会环境来说，已是十分地异乎寻常。促成这次远行的真正原因，也并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特立独行；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它和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国门初开、百禁始解的大背景，和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浮躁、凌空蹈虚的激情与理想，以及相伴而生的憧憬、迷茫和苦闷，都息息相关。

那是1986年11月的某个夜晚，我那个在县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的诗友崇新来到我家，一脸的抑郁。原来他在课堂上讲了一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被他所执教的行政干部班的学生汇报了上去，校长给了他很严厉的警告。我当时在县政府的文办工作，也和领导关系紧张，情绪低落。一阵长吁短叹之后，我别出心裁，提议年假的时候，去远方走一走，以排解郁闷。我们当时还没有出过远门，但是远方的风已经吹过来了，甚至欧风美雨都开始浸染我们的小城和我们的心灵。似乎小城已经无法承载我们的激情，所以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无限地渴慕。崇新立即响应，随后又有县文化馆写小说的刘继明、摄影的谢虹和麻纺厂保卫科的罗志祥参加了进来，筹划着远行。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远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精神的苦闷。不过那时候的苦恼，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现在看来，这些苦闷简直是自寻烦恼。那时候我们其实过得都挺顺的。刘继明虽然高考落榜，但因为写小说，从农村抽到县文化馆，崇新也从一个乡村中学很顺利调进县城。我1985年7月从公安县师范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县教育局，两个月后又调到县政府，3个月后就当了一个秘书科副科长。这种分配、调动和提拔，很让我的同学和朋友羡慕。而我，只是一个出生贫寒的农家子弟，事先对此一点都不知情。后来我听说我被分配到教育局，是人事科翻我档案的结果；调到市政府，是因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我奉命给市长起草了一个讲话稿；当副科长则是因为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对我给他拟写的一个述职报告很满意。这种事情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已经像天方夜谭。但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纯洁，干净，色彩鲜亮，充满希望。

可是，我在那么好的八十年代，且被命运如此地眷顾，却不但没有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反而还和领导闹起了矛盾。一个农村妇女的一只手因为赤脚医生的误诊致残，县卫生局判定由赤脚医生赔偿500元，可是那个医生很强势，不予理睬。女人和她丈夫找到县卫生局，问题没有解决，又找到卫生局的上级单位——也就是我所供职的文办，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却很轻易就把那对老实巴交的夫妻打发走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对此非常不满，觉得这是敷衍推诿，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直接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大吵一场。从此我们互相看不顺眼，他说我不成熟，我说他太圆滑；他说我写的那些朦胧诗连他这个有大专文凭的人都看不懂，是旁门左道，我指责他只配读“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样的诗。可怜那个领导，一心要培养我，哪里知道我是这么一个的愣头青，怎么都扶不上他为我设计的正路。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都和领导关系紧张，和环境格格不入。其实我们并不是天生的叛逆，我们从小就是一群乖孩子，是红小兵，是红卫兵，是共青团员。我们踩着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尾巴一路走来，走到八十年代，到了弱冠之年，当我们的人生和社会一起苏醒，突然发现自己过去其实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与荒昧，一无所长却又胸怀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一无所有却要有所作为，于是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成了一群文学爱好者。可是书本上的唯美和纯情与生活的反差是那么大，心中的愿景与现实的差距是那么明显，我们虽然激烈地否定着文革，但却用文革的习惯和方式激烈地否定着当下。

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么一群大逆不道的人。感谢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农村在搞联产承包，不仅仅是经济在复苏，文化也在再生，道德也在更新，信仰也在重建。那时候文学爱好者多如牛毛，几成时尚，我记得几乎所有的征婚启事都标明自己爱好文学。其实应该说，那时候我们热爱的所谓文学，离真正的文学有很远的距离，被无限追捧的《班主任》、《李顺大造屋》等，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篇篇新闻报道。而有些人就连这些作品都还没有看过，就开始创作了。那是一些怎样的夜晚啊，纸糊的窗口，一灯如豆，映照着多少青春的面影，无悔的求索。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北岛、顾城、舒婷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卢新华、徐星、刘索拉等，就因为一个小说的发表，马上就名满天下，比那些影星歌星或者高官大款都耀眼多了。

我们一行四人，从石首出发，意气风发向远方开拔。记得我们走向车站的时候，齐声朗诵着殷夫的诗句：“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长子，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我们习惯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有一种使命感，就像这次远行，也觉得像是奉命去执行一项重大的任务一般。时至岁末，蟋蟀在堂，按照我们传统的习俗，应该是“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的团圆时节，那些远方游子，这个时候都要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赶回家去，我们却激情洋溢，只想要到远方去，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向哪里。

那是一次用贫寒的青春追逐远大理想的旅行。临行前我们筹划，将众人的钱集中起来，交给罗志祥保管，也让他负责我们的食宿和交通。当时我们都很拮据，好不容易每人才凑了150元。也不知道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走多远，反正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记得我们第一站是到了岳阳。为什么选择去岳阳而不是去沙市，主要是因为岳阳有火车，而我们似乎都还没有坐过火车；还因为那里有岳阳楼，我们得去瞻仰一番。那时候的岳阳楼很旧，很寒碜，也不要门票，当时我们看了，有点失望。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岳阳楼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后来重修的那些，气派是气派，就觉得不是诗人们登临的清雅楼阁，而是是权贵豪绅的游乐场。而我们当时在那么破旧的岳阳楼上，就觉得那个著名的楼就像我们的出身和命运一样的破烂卑贱，而我们竟然还在那里先忧后乐，难以为怀。

在岳阳火车站，我们茫然地看着地图，不知道去哪里好。有人建议去广州，我担心广州消费贵，只怕是我们去了就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几经讨论，去了云南。那时候旅游热也还没有兴起，云南还不是所谓的旅游大省。我建议去那里，是因为知道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想去看看少数民族的人长什么样子，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生活习俗是怎样的。那时候我们也很少见到外国人，姑且就把少数民族当老外见识一把。我们不想一车就坐到云南，想多看几个地方，于是选择了先后在株洲和贵阳下车。我们知道《株洲日报》有个写诗的聂鑫森，就去拜访他。一路打听，竟然找到了他的家里，他不在，我们见到了他老婆，看上去有点年纪了，但是有些气质。回车站的时候，我说：“诗人的老婆就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是没有看出她和常人的区别，有点疑惑。刘继明取笑我，没有见到诗人，见到了诗人的老婆，都有几分激动。

其实那时候，我们对文学孜孜以求，和我们的价值观很有关系。那时候我的面前就有两种选择，一是文学，一是从政。但是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前者。那时候徐迟曾卓就住在武汉，在一次湖北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我还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是如此的崇拜，觉得湖北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根本就没法和他们等量齐观，简直就是高山和小石子的关系。我那时候的野心好像还没有那么大，感觉到自己肯定才力学力都不够达到徐迟曾卓那样的境界，但是做个聂鑫森那样的人还是可能的。于是我期盼着，诗人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不过我一下子看到自己的明天好像并不是那么诱人，有点失落而已。

在株洲住的那一夜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天的晚餐我们吃的是一种大馒头，在街上小贩那里买的，喝的是自来水。天黑了，得住宿，我们使劲打听哪里的旅店最便宜。那时候的旅店其实都便宜，也就三块五块的，但是罗志祥打听来的消息更激动人心——有个地方只要一块五一夜！不由分说，我们跟着他走。所谓的旅店原来只是个火车站的地下室，黑咕隆咚的，走进去气味也很难闻。摸到了床，不过就是些水泥台子，上面垫一块篾席。管它呢，咱和衣而卧得了。用自带的毛巾、牙膏牙刷在一自来水管前洗了口、脸、手脚，互相开了几句玩笑，就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却走不出去了，地上或蹲或卧着很多脏兮兮的叫花子，盘踞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我们睡在台子上，他们睡在台子下。我们突然觉得好恐怖，赶快蹑手蹑脚逃出来，生怕触碰到了他们。我们感觉那些叫花子肯定是没有出钱就进来了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个台子而已。其实当时我们自己也是如崔健唱的“一无所有”，但当我们面对那些最底层的人群，我们本能的反应却是逃离。

在从株洲到贵州的火车上，我们玩了一会儿扑克牌，我们下的赌注是劳动，谁输了谁负责去买饭。这种赌博当然只是一种单纯的游戏，甚至没有赌资，但是它却是后来整个社会大规模沉沦于嫖赌逍遥的滥觞。我们玩牌的时候，吸引了邻座一漂亮女孩，她也凑过来看，很自然就搭讪起来了，交谈中我们得知了她是中山大学学生，好像是叫杨青吧。其中一个还郑重其事地将她的姓名和通讯地址记下了，我回家后还在他的笔记本上见到过，一行字静静卧在那个质地很差的笔记本上，像一根萎了的豆角。我始终认为他没有和她通过信，在那个年头，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招惹一个名牌大学的漂亮女生。不过那是一些封闭的青春，一次列车上的偶遇，几句简单的交谈，抑或能让人记一辈子。爱情，对于那时候的我们，虽然无比的渴望，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很遥远的一件物事，仿佛应该是我们的事业成功之后的某种奖赏才对。

在那一节车厢里，我和继明还合谋作弄了情绪易激动的崇新。我们指着不远的座位上一个身着考究的中年男人说，那个人就是韩少功。崇新问：“真的？”我们同时点头：“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那时候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如日中天，曾经被我们反复谈论。“找聂鑫森没找到，现在居然逮着个韩少功？！”崇新忍不住了，屁颠颠跑了过去。我们端坐在座位上，看他毕恭毕敬给那人敬上香烟，犹犹疑疑和那人交谈起来。我们看见他的表情从恭敬到迷惑，再到失望，就忍不住笑了，笑到肚子疼。

在贵阳下车以后，我们分别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我买的有《第三次浪潮》、《拜伦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等。可笑的是我们在街头看到一个摆地摊的，在卖一种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女子，穿着三点式摆出的各种姿势。谢虹是搞摄影的，他大加推荐，我们也觉得大开眼界，当成稀奇宝贝，每人买了一盒。我的那盒一直就没有当明信片用过，放在家里好几年，清理书柜的时候还看过几眼，不过越看越乏味，到后来卖了废纸。我们是那么激烈地贬抑着《知音》、《家庭》那样的读物，那么激烈地贬抑着汪国真等人的诗作，但我们却在阮囊羞涩的时候掏摸出钱来买这样的垃圾，有点匪夷所思。这是不是和青春期的性苦闷性压抑有关呢？在贵阳街头，我们还看到一个妇人，挑了担子在卖一种现烤现卖的豆腐，类似于后来大行其道的烧烤，说这是情人豆腐。我们也因着这名字，买了来尝。我们还对街头售卖的槟榔很好奇，那时候我们对这东西还见所未见，只是听惯了“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就对这东西似乎早已有了感情。我们一人吃了一块，没有想到是那么一种怪味；我们还每人作了一首同题诗，互相评品。我的那首诗现在还记得一个大概，大意是把槟榔摹写一番后，接着说自己正被岁月风干成一颗皱巴巴的槟榔，待命运之手摘下，供谁人咀嚼云云。

到了昆明，我们首先去了大观园，想去感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上心头”的况味，但是我们其实是那样的浮躁、贫乏而浅薄，什么都感受不到。我们只是在大观楼那著名的长联下合影，凝望远方，满怀梦想，那神情，就像是二十年代湖畔诗社的那些人在聚会一般。我们是如此地憧憬未来，如此地充满希望，如此的野心勃勃。我们知道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我们自己的命运一定和这场变局密切关联着。我们不能被时代抛下，我们得追赶上时代的列车，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有所作为。晚餐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喝酒了，这是这次出门第一次正儿八经进餐馆，过去都是吃的馒头和面条。我们进了一家餐馆，小心谨慎地点了菜和酒。不知是谁还发现餐馆外的小卖铺里有大中华的香烟，我们都没有抽过，而且只要三、四块钱一包，几个人一直同意买一包过过瘾。

到处打听的结果，是说玉溪那里少数民族多，主要是黎族。对于黎族，我们异常的陌生，很多民族如蒙古、藏族、维吾尔族等都多多少少在电视、画报上见过，但是黎族没有，于是一车坐到玉溪。车到玉溪，正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商店关门，餐馆关门，旅店关门，街上也没有什么行人。我们感到了恐怖，没有吃的，没有住的，那怎么办？在这座空城里走了好久，我们才看到路边停了一辆破破烂烂的公汽。我们逃命似的上了那辆车。售票员问我们去哪里，我们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只好问：“你这车去哪里的？那里有没有山？有没有黎族人？”售票员没有理睬我们，大概把我们当成了一群疯子；好歹收了我们的车票钱，没有赶我们下去。几个小时以后，车停了，售票员这次要赶我们下车，说到终点站了。我们才发现车上只剩下了我们几个，一脸茫然下车去。问当地的人：这是哪里？说了半天也听不大清楚，掏出笔让他们写出来，是“研和”两个字。后来我在网上还查过这两个字，知道那是玉溪市红塔区的一个镇，现在还搞成了工业开发区。可当时在我们眼中，那简直就是一块不毛之地，不知道有多么偏僻。那哪里是什么城镇呢？分明是些穷山村啊，村子后面是茫茫大山，据说上面住着很多黎人。

我们吃了一顿不知是午餐还是晚餐的饭食，买了那个时候盛行的汽水、饼干和烧酒之类，开始穿过山村，去登山。我们经过村庄的时候，村民们把我们当成了很稀罕的风景，男女老幼都站在门口观望我们。我们穿过他们长久的注视，来到山脚下。那个当过兵的罗志祥一路领着我们，抓着草啊，藤啊，小树啊什么的，盲目而激情四射地向高处攀登。时至今日，我已经有了十多年的驴行登山经历，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完全是一次愚蠢的冒险，毫无理性可言。没有出事，只是我们的运气好。但是在当时，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天很快黑了，我们爬着爬着，突然发现脚下早就没有路了，也完全找不着北了。我们爬到了一个小山头上，停了下来。这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看看手表，已经十点多了。天地一下子静默下来，只有在另一座山头上，远远的有农家的灯火，有狗吠，还有鞭炮声，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山头，到处漆黑一片，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寒风猎猎，我们刚才汗湿了的衣衫紧贴在身上，很不舒服。更有甚者，不只是谁问了一句：这山上该没有老虎吧？是啊，在这千里之外的荒山野岭，谁知道有没有老虎狮子的？万一来了怎么办？于是我们想到了生火，因为这不但可以御寒，防止感冒，还可以防止老虎狮子来袭，据说它们是是怕火的。我们找来很多柴草，大火轰轰烈烈地烧将起来。我们的心里的恐惧和阴郁，身体的劳累和不适一扫而光。

我们围着篝火，喝着酒，吃着饼干，喝着汽水，起初是吟诗，后来又唱起歌来。那个时候我们唱的流行歌曲是《我的中国心》、《少林少林》、《酒干倘卖无》等。我们唱得声情并茂，到后来变成了一阵阵长啸。我们知道李白是啸傲江湖的，陶渊明是登东皋以舒啸的，于是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在这陌生的异乡山头，长啸不止。我们的歌啸得到的呼应是另一座山头上一声比一声更紧的犬吠。狗是很灵性的东西，它们一定听出了这些歌啸声里有某些异质性的东西。

直到长河渐落，东方既白，我们才感到了疲倦，终于意兴阑珊。凭借熹微的晨光，我们发现有一条山径，掩埋在蒿草从中。我们沿着这条路，走进了黎人的村庄。真是太累了，我们想找户人家去睡一会儿，但是家家户户都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决地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大失所望，以为少数民族都很仗义助人的，没成想竟是这样。后来一想也难怪，大年初一，从山上下来这么几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怪物，谁敢收留？最让我们扫兴的是，千里迢迢来看的黎族，也没有什么特色，和我们汉人差不到哪里去。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乡政府，看见两个小伙子在写奖状，那毛笔字很难看，我们那几人中任何一个都比他们写得好，就自告奋勇，帮他们写完了奖状。然后提出要睡觉的要求。两个小伙子到还热情，还给我们打了水，洗漱了一下，几个人就码在一张单人床上，终于如愿以偿，睡了一觉。

我们的旅程就这么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人生还没有结束。几年以后，社会急剧动荡，历史拐了一个大湾，我们几个人都有点猝不及防，迷惘徘徊很久以后，都各奔东西，投入了不同的人生风雨。刘继明去了新疆，后来又读了武大的插班生，现在成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谢虹早已下海，现在北京当了大款。王崇新去了海南，罗志祥去了广州。我是最本分的一个了，一直呆在那座小城，办报纸，办杂志，直到2007年忽发奇想，也来了深圳。我依稀觉得，我们走的那些路，仍然是那次云南之旅的延伸，虽然随着社会的剧烈演变，我们远行的这个团队，也分化得厉害，致使我们的足迹，变得有一点诡异。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回忆起八十年代，回忆起那次远行，一定是如数家珍的。一般说来，我们的青春安放在哪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最值得纪念的时代，何况是那个生机勃发如日出一般灿烂灼人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