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我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去年当上了中国人民很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这时，我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
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
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
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一所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学校，在它的《北京杰出校友名录》上写着：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华夏银行副行长、成都农商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等。
只要能考上大学，上学不要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拿城镇户口。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1985年，国家推出了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琢磨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这时还没多少人愿意报自费生，因为尽管降低了分数线，但待遇差别相当大：不安排住宿，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假期火车票减价待遇，毕业不包分配。
一共四条，比吴老师的泡妞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还多一条。就毕业不包分配这一条，大学就没法安心谈恋爱。
1987年，公费生的分配也出现了寒潮，当年有5500多名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北大被退回的就有58人，人大50人，复旦62人。专业不对口，名校也不行。
武汉一名读师范的大学生，被退回的理由是：当教师外貌欠佳。
大家明白了，这个国家已经过了大面积缺人，是个大学生就要的时期，从包介绍对象的乙方升级成了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甲方爸爸。
高考能选个好志愿，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在鄙视链的哪一层。
跟“外”沾边的专业火到了后来的整个90年代初。因为入世谈判、外汇改革带来的新风口，这些专业的学生还能搭上分配的最后一班车，轻松进到正缺人的对外经贸系统。
有个西安男生，1987年考上的大学。他从小父亲去世，经常被哥哥打得满脸是血，想逃到南方去。为了读外贸专业，他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他们班是那一级里的最高分，全是重点分数线录取进去的学霸。进他们班还得要求颜值，形象都得是大城市去的。一个班就给他们配了7个班主任。
用他的话说：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毕业）绝对是派出，出国、电子工业部、大企业，全部是派出，当时牛逼的不行。
我们班女生特牛逼，脑袋往上看，别的男生看不上。上大学前他哥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上了大学，我不再打你了。但你要在大三之前搞对象，我打断你的腿。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没坚持住。大一就开始搞对象，跟隔壁班的一个女诗人。那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是他的第一次。
郑钧上大二那年，国家本来计划招收1.7万自费生，结果收了10万。其中80%读的都是财经、外贸、外语等热门专业。
1990年，北京一位考生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入学之前要先在北大读两年预科。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报到地点那一栏写着：信阳陆军学院。
这年，考进北大和复旦的学生有一项特殊优待，军训一年。
因为这场军训，这位考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身高180，体重108。一年后，身高没变，体重150斤。
基于这一年的经历，他后来写了本小说，叫《北京，北京》。小说又被拍成了电视剧，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字，《春风十里，不如你》。
特别是北大，在浙江、湖北等9个省足足少招了170个人，最后把分数线降得跟一本分数线都持平了，往年不高个三五十分门都没有。
北大和复旦立刻就坐不住了，一起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生军政训练的请示》。以后，军训就从一年改为了一个月。
郑钧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对自己将来去哪里、报什么专业都门儿清。那些农村小地方来的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就吃亏了。
也是这一年高考，一个江苏宿迁的农村考生考了个全市状元。他的成绩，清华北大随便报，但最后报了人大社会学系。
因为他想当官。以为社会学就是管理社会的，肯定能当官。
上了大学他才知道，社会学研究的是一个村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跟当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专业特别不好找工作。他本科毕业就开始创业，搞了个企业……
这位同学比他有韧性，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都是社会学专业。现在，这位同学在京东担任副总裁。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
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在学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课程的前提下，有侧重地为学生就业做好思想、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基础知识的劳动后备力量。
这一下，学校就有权力让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变相退学了。虽然强调了分流必须本着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但自愿的定义是什么就另说了。特别是一些本来就想方设法追求高考入学率的地方，这下算是拿到批示了。
一个县城里的高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非认为自己有可能超常发挥的学生分流出高考之列，直接让医院给他们开了一张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的诊断证明。
2000年，一个北京女孩直接把她的高中告到了法院，因为分流。
起诉书上写着：在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影响高考升学率，就故意出高难度试题，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无法升入高三……
这时候，其实她已经通过转到别的学校，考上了大学。就在这前一年，因为一封信，分流政策被取消了。
写信的人叫汤敏，他的title十分高大上，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这封信上，他列举了5个理由，句句戳到当时领导的痛点，什么工人下岗、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方向只有一个：让大学扩招。
高考扩招，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连带反应。1997年，北京颁布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今天看来，比西二环的房子4000一平米还要不可思议。然而它们都是真的。
外地人员在京郊指定的小城镇试点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便可获得北京市城镇户口。
这时的北京，还没有按五环划分鄙视链，因为四环还没修完。唱五环之歌的岳云鹏还要再过两年，才从我大河南来石景山当保安。
这一年，北京的高考也没有开始自主命题，用的还是全国卷，但录取分数早已不比当初。北大这年在北京的理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但在湖北是613分。
宋喆，也就是王宝强前妻的前情夫，是个北京人，毕业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多年之后，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依然昭示着什么叫生在哪里就是一个阶级。
不过，要是生在河北，估计他也当不上王宝强的经纪人，不用去牢里再复读6年了。
北京的这项政策很实在。所谓买房办户口其实办的是小城镇户口，要经过五年才能变成北京市正式居民，但在这五年里，不影响孩子以北京生源的身份报名高考。
这个办法，很快就流传到了天涯海角。1999年，海南正面对着房市崩盘带来的一地鸡毛，光满地的烂尾楼就有1000多万平方米。看到出了户口政策的北京，排队买楼的人都排到3年后了，海南想出了一个主意，出台了《海南省挤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凡购买25平米积压商品房的给予1人入户指标......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同等待遇。
虽然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法跟北京比，但跟河南山东比起来还是能差出个作文分的。果然，5年时间海南就处理了80%的积压商品房。
这个方式屡试不爽，天津后来也学会了，还直接把广告打到了北京，广告语赤裸裸的：北漂的孩子永远考不过北京的孩子？错！……
没有这么多血本的家长，盯上了另一个高考洼地：西部。2003年，教育部收到一个举报：山东东营某中学，一个班75名考生，有70名都转到了新疆和西藏，以当地生源的身份参加高考。
这些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比山东要低100到200分。就连山东隔壁的安徽，录取分数线也要低50-60分。当时从山东济南到西藏林芝，要先飞到重庆，再飞到拉萨，最后坐大巴再到林芝，整整耗时3天，到了还有高原反应。
前一段时间，武汉、西安等城市疯狂抢人，恨不得上街看到个大学生就拉去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济南、青岛却是一片沉默。很多山东人，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消息的时候会加一句评论：山东高考了解一下？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
这跟平时训练的套路完全不一样，光纠结是写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就够考生痛苦了。
但有一个山东考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因为，他经常看《科幻世界》，提笔就写了一个有反转的爱情故事，差2分满分。
一周前，《科幻世界》杂志上，卷首文章讲的就是通过记忆移植来实现人类长生不老。同时，在“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就这样号称押中了高考作文题，销量从不到10万册一下增加到36万册。
这位山东考生最后考进了海南大学读法律，他的理想是北京电影学院，但这年北电在山东干脆不招生。
至少在高考这个事上，山东人是没有资格鄙视我们河南人的。
20年后，他拍了部跟科幻有关的电影，票房逼近50亿。怪不得我的同事，学哲学出身的令孤老师经常说，人生就是一个8字。
这篇作文题在当年反响很大，被好多提高记忆力的保健品蹭热点打广告，救活了很多濒临倒闭的养殖场。《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命题之新奇，之“异类”，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是高考改革的必然突破，更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一次战略性突围。
但中青报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2000年，高考语文出了一道常识题：巴金原名叫什么？
这题就算让巴金来也做不对。最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得不公布：有两个正确答案。
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做高考语文试卷说：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做题后说：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
莫言指导他女儿写作文，结果被老师在评语里写：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后来莫言的女儿给老爹当了经纪人，估计改老爹作品里那些病句就够她忙活的。
更坑的是，有一年福建高考语文卷中一道阅读题用了老乡，前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文章。结果本尊亲自出面做了一遍，发现只拿了一半分。
比如：第15题：作者为什么两次提到6月13日那场大雨？请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是：开头用雨中正阳门的箭楼修缮，引出下面文中的话题；结尾雨引出朱启钤故居的杂乱；二者通过“雨”联系在一起，抚今追昔，深化了主题。
林天宏老师公布了官方答案：真正的原因是，我写稿时窗外正好在下雨。
要是今年参加高考，刘震云别说北大了，连河大都考不上。就凭他那两条腿上的小抄，监考摄像头一抓一个准。
如果时间统统错一年，只有一年，俞敏洪可能就真的上了常熟师专。或许，他后来能再抓一把时代的缰绳，去了“新北方”当英语老师，因为只会上课不会讲段子，一直默默无闻。
李同学很可能被安徽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后当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因为你就是牛顿转世，北大也不会招一个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肖同学真的读了第一志愿中文系，后来因为炒股赔了钱，整天骂证监会的领导，还把他们编进各种网络小说。
马同学第三次高考还是没考上，后来开了个杂货店，时不时跑义乌进进货，嘟囔着天下的生意怎么这么难做。
大强子没读社会学系，后来拿全额奖学金出国念书，期间参加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整天带女学妹陪商业大佬吃饭。
郭同学作文写跑题了，海南大学也没考上，一心放不下电影梦，后来在电影《流浪月球》里当了个群众演员。
那场考试，改变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时代这趟列车，当时没挤上去，车门一关就真的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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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喜欢读“短篇”，很多人还喜欢“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