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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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萍是著名的艺术家，眼镜蛇画派创始人。
她深信自己是“上海孤儿”，却找不到证据。当年所有的孤儿都只有编号，没有名字，没有信息。苦心寻找后，她找到了“上海爸爸”。接下来，又得了一种疑似中毒的怪病。
基因检测后，她深信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开始了漫漫寻母路……
讲述 / 张润萍 撰稿 / 然然 编辑 / 丑丑
2003年对中国人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于我也一样。2003年春节前夕，我接到了“上海高爸爸”的电话，我们通了信，交换了照片。
他说，我的照片很像年轻时候的高妈妈。那，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呢？我无比期望去上海同他见面，解开困扰我多年的身世之谜。
大年初四的夜晚，我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我梦到我内蒙的老婶。老婶手上捧着很多馒头，很大，有白面的，也有白面和玉米面两掺的。语气森森地说：“你去给你爷爷上坟，上完之后，还要再去给一个人烧纸。”随后她指着我身边一个高出我半头，又高又白又胖的小伙子，说：“这是你侄子。”
我从梦里猛地惊醒，一身的冷汗，一看时间，半夜十二点多。我把庞老师叫醒，给他讲了我的梦。
庞老师听完宽慰我：“说出来就好了。没事的。”
第二天中午午休，我躺在床上刚闭上眼睛，出现了一群女人，她们从街上跑过来，一边说：“不好了，出祸事了！”我努力想睁开眼睛，睁不开，昨晚的梦又出现了，也是相同的画面。
下午，我翻出先前存储的“上海爸爸”打来的座机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两声，很快被接起来，接电话的是“上海高爸爸”的堂弟。
他问清我是谁后，十分着急地说：“我哥哥昨天心脏不舒服，送宝钢医院抢救，没有抢救过来，昨天半夜十二点去世了。”
我听明白了他的话，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泪如泉涌。
高爸爸如果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他还没有认真看过离别四十多年的女儿的模样，甚至没有亲手抚摸一下女儿就撒手西去。
而我，盼了那么久，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机会叫一声“爸爸”，还没有机会尽孝，他就走了。
命运，真的是太残酷了。我感觉自己的肝肠，痛得快要断掉了。
还没来得及见一面，就错过了
高爸爸去世了，其他的亲人还在，我不能再错过了。我向他们提出做一次亲子鉴定。我将自己的血样寄到上海，上海高妈妈提供了她的血样。上海大哥把两份血样送到上海公安系统的司法鉴定中心。
半个月后，我拿到了亲子鉴定的结果，没有比对成功，非血缘关系。
我很失望。高妈妈写信过来，她不认这个结果，要我无论如何要去一趟上海，大家见个面。
2003年春节期间高爸爸逝世，这一年非典扩散。我计划五一前往上海寻亲，因疫情爆发没有顺利出行。
每次我心平气和地去问母亲，她都没好气地数落我，而我只能伤心流泪。原本说好陪我去的庞老师，也突然变卦，不肯陪我去了。
我和朋友小娟在一个清晨，搭乘火车去了上海。我们乘坐的是绿皮快车，从秦皇岛到上海，需要30多个小时。非典时期火车上没什么人。进出火车站时，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手持体温测量仪对我们扫描测量。出站的乘客戴着口罩，安静地排队通过。出了火车站，天空下着牛毛细雨，我和小娟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上海爸爸”家。
出租车载着我们，从沪太路驶向罗泾镇，经过南京路步行街，只见街上空荡荡的，满目萧条。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低落，非典肆虐，“上海爸爸”未曾逢面就逝世，让我深深体会到人世的无常。
我非常渴望这次的会面，但又担忧，见面后发现又是一场空。心里很忐忑。
早上6点多，出租车在罗泾镇停下，婶婶在路边接我。婶婶非常热情，70多岁，身材比较胖，穿着普通，为了让我听懂，她努力地讲上海普通话。听着她急促的语气，我一下子就把电话里的她和现实中的她联系了起来。
婶婶见到我后，一直拉着我，非常亲热。我们下车走了5、6分钟，到了上海爸爸的家，一栋三层的小楼。高妈妈正站在门前等我们。
我定定地看了她一眼，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
我和“上海妈妈”
我是一个比较相信直觉的人，见到她，我并没有亲人的感觉。那种感觉很微妙，没办法用理性来解释，但只那一眼，我就不大想往前走了，感觉不对。
我拉着随身的行李箱想返回，老太太很激动地过来了。她脚步轻捷地冲到我面前，伸手就按我的鼻头，我的鼻头塌下去。
老太太点着头说：“对了，对了，老高家人的鼻子都没有鼻骨！”按完鼻头，她又俯下身，去捏我的小腿。捏了好几下后，点头说：“又鼓又粗，是一样的！”
最后老太太又翻看我耳朵后面，看完后她就哭了。她抓着我，哽咽地说：“侬就是高家的女儿！”
她拉住我的行李箱，死活不准我走。我们拉拉扯扯地走近了那栋三层小楼，进到院子后，老太太大哭起来：“女子离得太远了、太远了。”
我扶着她进到厅堂，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亲戚。老太太介绍着：“这是你大哥、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嫂子，这是你侄子……”
我们互相打量，不断寒暄。
介绍到侄子时，我觉得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上海妈妈说，上海爸爸在读报纸时，看到了我刊登的寻亲启事，还有我的照片。
他把报纸拿回家，给她看，问她：“侬看看像谁啊？”
“像谁啊？”老太太困惑地问。
“跟侬年轻时一模一样咧。”高爸爸指着照片。
那之后，才有了他们在婶婶家给我打电话的事情。
他们让我在家里住一晚，我比较犹豫。我见到高妈妈的感觉并不亲，觉得不像是我真正的亲人。我想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我的右边腰上有一块色素胎记，你们送走的女儿有没有胎记？”
我这块胎记会遗传，我儿子后腰相同的位置也有块胎记。我琢磨，如果这块胎记会遗传，那我其他的亲人应该也会有人有这块胎记。
我话音一落，大哥、二哥都撩起衣服，露出腰。右腰相同的位置，他们也各有一块胎记。
我当场惊住了。
侄子和侄女也撩起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右腰上也有相同的胎记。他们说，高爸爸也有这样一块胎记。他们让我脱了鞋子看，我和他们一样，随了高爸爸，大脚趾外翻。
我看着又高又白又胖的侄子，越看越觉得眼熟，是在哪里见过呢？我绞尽脑汁地想，猛然间想起上海爸爸去世那晚，我做的那个诡异的梦。
梦里老婶指着我身边一个高出我半头，又高又白又胖的小伙子，说：“这是你侄子。”
我悄悄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了，我梦里见到的小伙子，就是他。
那个晚上，我和高家人比对了身体上的一些细小特征，几乎都对应上了。
我内心异常震动，从遗传上来看，我应该就是高家人，老太太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了！可是，为什么基因检测出来，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呢？
我认下了这个妈妈，两个哥哥，当晚留宿在了高家。
第二天，高家人拿出高爸爸的照片和工作证给我看，告诉我高爸爸的故事。
高爸爸名叫高福山，他性格温软，脾气也好，喜欢看报纸，还会拉二胡。1958年之前他任职上海市南京西路派出所所长，因为拿了150块和人集资办了一个鞋厂，在整党整风中入狱8年，文革后平反。
上海爸爸和上海妈妈
他们说，我是1958年2月22日半夜出生的，高妈妈说她生我时正年轻身体好，因此我身体底子也好。我出生不久，高爸爸被关进监狱，高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儿子回到宝山乡下。因为无力抚养，在我50多天大时，高妈妈把我送到北站派出所。
而我内蒙的父母给我登记的出生日期，是1960年10月18日，和大姐同一天生日。
我想起2002年10月18日，我带母亲去东陵玩。二姨正好来电话，我说：“二姨，我正带我妈在慈禧的寝陵玩呢，今天是我生日。”
二姨说：“是啊，你是财神爷的生日。”
我当时还挺纳闷，我的生日怎么会是财神爷的生日。直到我找到高家，他们给我的生日，那天的阴历确实就是财神爷的生日。
后来，庞老师开着车和我到上海看高妈妈。庞老师特意带了摄像机，拍了很多我和高家人在一起的视频。回到秦皇岛后，我们反复看视频。视频中，我和两个哥哥的又宽又厚的后背，走路姿态，摆臂角度，迈腿频率都很接近。
我把高妈妈接到秦皇岛住了一星期，又带她到北京去旅游了一圈。恰好母亲回内蒙去了。二姐要守超市，二姐夫每天开车带了我和高妈妈到处去玩。
带“上海妈妈”去北京旅游
虽然始终找不到和上海妈妈之间的亲密感觉，但我沉浸在认亲成功的快乐中，我的事业也有了大扩展。
创办的华夏美术高中发展蒸蒸日上，为了扩大规模，我贷款买了1200平米教学楼，占地两亩。
2017年，我在北京参加展览，华夏美术高中毕业的学生专程来看望我
我把海拉尔的大哥大嫂、侄子、二姐也都接到秦皇岛，前前后后帮哥哥和二姐买了六套房。我参与投资7万，张罗着盘下了一个300平米左右的超市，交给二姐打理，大嫂、弟妹都在这个超市工作。超市雇了专门的厨师做饭，超市赚的钱我一分不要，全归他们。
对于我寻亲这件事，母亲一直是反对的，其他兄弟姐妹不置可否。
2002年，大姐生病，我安排她在哈医大二院做完癌症手术后，把她接到秦皇岛调养身体。又让外甥来秦皇岛上学，尽心照顾她娘俩。
我很重视张家子辈的教育。张家三个孩子都在我的学校上学，上初中的侄子被我安排到合作办学的中学最好的班级。外甥女考上了中央美院。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生活好了，也要让海拉尔的家人们都能过上好生活。
母亲口腔长期溃疡，我平日里给她买的药都不管用。2002年暑假，母亲让大姐陪她去内蒙古嫩江找二姨给她看看。二姨是中医院的主任，二姨夫是院长。他们去了一周。回来大姐跟我说：“二姨说咱妈的病是口腔癌，治也没用了。二姨给了一包砒霜，让每次往嘴里用一点点，说死马当活马医吧。”
2003年五一时，我计划去上海寻亲。已经商量好了，我、小娟、庞老师、二姐夫四个人开一辆车去上海。庞老师和二姐夫，一个白天开车，一个晚上开车。
我给大家每个人都买了衣服，筹备了吃喝用度，一切都准备好了。当天下午，原计划是开车去我投资的超市取一些东西放车上，第二天一早出发。
我们到了超市，母亲和两个姐姐探头从超市的窗户往外看，庞老师和二姐夫突然摔了车门，说：“上海我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我和小娟坐在车里，不一会儿二姐夫出来，打开车门就骂小娟：“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敢陪她去上海，我把你的腿打折了！”
我是不喝酒的人，回到家我连喝了两瓶红酒，难过得不行。
一天早晨，我问母亲：“妈，你看我都这个年龄了，我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世，对我儿子也有个交待。可不可以请您和我去做个亲子鉴定？您放心，您养育的恩大于生育的恩，我一定会继续好好孝顺您的。”
母亲大怒：“你就是我生的！你敢翻脸不认人！”
庞老师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不让我说话。
我没有吵，第二天默默出去买了两张火车票，打电话给小娟，约了她一起去了上海寻亲。
从上海寻亲回来，全家人都对小娟很有敌意，一见面就骂她，骂得很难听。
在这之后，我们家的小狗贝贝出事儿了。我发现我儿子养的小狗贝贝，身上长了囊肿，仔细一看居然是紫色的大血包。贝贝舔了几天大血包，血包好了，我也没再注意。
2003年6月底，我打电话到超市，问润唇膏货到了没。二姐夫接的电话，说到了，他刚从四季青进货回来，让我们开车去拿。润唇膏涂了几次，我的嘴唇就开始瘙痒，起泡，溃破。
我想，我每天生活都很规律，没有接触过任何过敏源。但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是润唇膏有问题。
7月的一天，我赶去学校上班，走在半路上，突然泪流不止，头晕目眩，我几乎是摸索着走到学校。这次异常状况出现后没两天，我脸上开始起水泡，紫色的大水泡，一下子长了满脸，流出黑色的水，很吓人。头发也开始脱落，牙龈出血，牙齿松动。
我去医院看病，医生也找不到原因，只好判断是一般性过敏，开了药水硼酸，用来洗脸。我用硼酸清洗脸上的黑色大水泡，痛得透骨，我强忍着洗，洗过后，水泡消下去了些。
我以为自己好转了，正想松一口气，没过几天，又开始剧烈咳嗽，白天咳晚上咳，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夜夜睡不好。我再去医院看病，医生开出单子让我做检查，肺和气管都没炎症，依旧查不出所以然。
这段时间，我家里莫名其妙地爆发了“狗瘟”，收养的狗都病了。去宠物医院看病，发现体内都在出血，躯体表现有毛细血管扩张的症状。经过努力救治，总算治好了几只，有五只毛孩子都前后死去。
家里的狗全部得了怪病
又过了段时间，我的腿瘸了。我天天一瘸一拐地走路，咳嗽不止，牙疼，头发一直掉。腿上出现一个又一个的紫红色圆点，圆点里面有液体，外面是薄薄的一层皮。
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发烧，高烧39度，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艰难地挨到秋天，我的腿越来越严重，双下肢又痛又麻让人发疯。去了医院说疑似湿疹，用了药也不见效。腿上的紫红色圆点破了，开始溃破流脓。
学校的厨师看我这么痛苦，怕我咳坏了肺，每天煮冰糖雪梨给我吃。没有什么效果，她又换成绿豆汤煮给我喝，每天煮一大锅，给我猛灌。一到晚上我就疼得撕心裂肺，成宿睡不着，吃两片止疼药也不顶事。
脚面毛细血管破裂，炸开一个个小血点，两腿结痂的地方，半年不掉，抠掉一小块，里面流出黑色的血。我每隔两天去输液，都没什么作用，疼得牙都要咬碎了。
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要画画、上课，经营华夏美术高中，我觉得自己像个军人，靠着坚强的意志支撑着。
我就这样忍受着，煎熬了三年。
我的儿子兴兴在清华大学上学，学的是工业设计，一天我跟他打电话，说起我的病情。兴兴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中毒了？”
“中毒？”
“嗯，光绪皇帝是砒霜中毒身亡。我看你的症状很像。”
“砒霜？”
挂断电话，我独自坐了半天，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
我开始查询砒霜的资料，中毒的症状一点点对应上，越看越惊心。
17年过去，这双腿依然伤痕累累
我想起一些曾经发生的事。
我安排大哥在学校里上班，但他经常酗酒，不好好干活，还拿链锁砸坏新教学楼的走廊墙。弟弟跟我说：“你已经仁至义尽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2002年底，我贷款买教学楼的申请，历时半年，银行审批终于批下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在超市里吃饭庆祝，吃完饭后，我独自坐在货架的阴影里，母亲甩着手臂过来了，显得非常高兴。
她一脸兴奋地说：“这回张博行了！”张博是我大哥的儿子，当年20多岁。
我不解地问：“张博怎么行了？”
母亲说：“你们这个楼弄下来了啊。”
我说：“妈，你还当过会计，不知道这个事情压力最大的是我吗？万一还不上款，这就是一场空，打水漂了。还上款，它也是我辛苦挣的资产，和张博有什么关系呢？”
她脸上闪过不悦，没有再说话。
有段时间，我大嫂话里话外提醒我要当心：“你妈去律师事务所找了好几次律师了。”
我奇怪地问：“她找律师干什么呀？”
嫂子说：“反正你小心点儿就是了，肯定和你有关系。”
回忆起的这些过往细节，再参照眼下我的身体状况，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去找了一位做律师的朋友，问他：“夫妻双方如果有一人死亡，财产怎么分？”
律师朋友告诉我：“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是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分配？”
我又问：“哪些人有法定继承权？”
他说：“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我倒吸一口冷气。
2004年，我带母亲去北戴河游玩
母亲在秦皇岛跟我住了七八年，偶尔去二姐的超市住住，帮她管管帐。后来超市面临拆迁，生活不便，加上母亲和哥哥姐姐都有了嫌隙，她打电话给二姨和二舅诉苦。他们赶到秦皇岛，把我叫到宾馆，让母亲亲口说，想跟哪个孩子养老。
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跟四胖啊。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寻亲。
到了2007年，我得了怪病后，二姐突然说要送母亲回海拉尔，跟弟弟住。并且，急急地就走了。
母亲走后，我收拾她的床铺，在床垫下发现一个外面裹着小塑料袋的纸袋子。纸袋子是粉色的，画着美人图，小小扁扁的一个，上面写着“法国面膜”。
我拿给庞老师看：“你看老太太怎么还邮购这个？”
我打开纸袋子看了看，是一袋有点粗糙的白色粉末，有一股六六粉的味道。
我跟庞老师说：“把这个扔了吧。”
他说：“你扔吧。”
我把那袋有股苦味的粉末扔到卫生间的纸篓里。
此刻，我想到那袋粉末，有些难以置信。我决定先治病，一切等身体好些了再说。
朋友介绍了北大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涂平教授，庞老师也陪我一起去看病。医生看完我的腿，说：“这是青癍性血管炎。”
我问这种病多见吗？医生说，很少见！看了一眼带我去的朋友，跟我说：“你已经很严重了，你的血液里有毒，免疫系统被破坏了。再这样下去，你的生命就危险了！”
中间两次大出血，喝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
2010年，我去北京朝阳医院。医生说，砒霜中毒有角质层，我的手没有。我说，砒霜中毒的很多症状我都有。医生让我做腿部切片，我觉得太痛苦了，要求做一个砒霜中毒检测。抽完血，医生说，让我先回秦皇岛，检测结果会寄过来的。
办手续的时候，有两个外地人一直趴在窗口问：“为什么你们说把结果寄给我们，可是我们等了那么久，一直没有收到？”窗口的医生说，回去继续等吧。
我在秦皇岛，一直没有等到医院寄来的检测结果。打电话过去，也问不到。后来，我打听到一个偏方，用52度的白酒温一下，泡二十分钟腿和脚。
我用这个方法，居然让我的腿不再溃破流脓。接着，撕了很多薄皮下来。我才明白，医生说的角质层，应该就是这个。
一年后，我给内蒙的大姐打电话。我在电话里直接问她：“大姐，你知道我的腿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给我下砒霜了。”
大姐一点不吃惊，也不接茬，对着房间里的外甥喊：“孩儿，来给你老姨说话。”
她打马虎眼的态度，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第二天，大姐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四胖，别的啥也别说了，你抓紧治吧，中西医结合治疗。查查心肝肾啥的，看看有没有损伤。”
我给二姨的大儿子打电话，说：“你妈妈拿给我妈治疗口腔癌的砒霜，她用来给我下毒了。”
表弟在那边，一声不吭听我说，也不辩解。
我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所长看着我的腿，说：“太严重了。但是，你要有证据啊，你把那包粉末丢了，证据没了，没法立案。”
打那以后，我和张家人不再联系。
儿子兴兴从清华大学毕业，去了米兰留学，留学归来在中央美院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应聘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儿子兴兴
2012年，我和庞老师把学校关闭，房子租出去。
4月5日是一个晴天，晚上8点，我们启程离开秦皇岛，悄悄离开这个生活了18年，曾带给我希望，又带给我伤痛的地方。朋友和庞老师开了一辆车，另外雇了一辆考斯特，车上载着我们养的猫猫狗狗，另外雇了一辆17米的货车拉东西。
第二天，风清月明的夜晚，我们抵达上海，从此正式搬到上海定居。
儿子兴兴2013年结婚，高家人作为我的娘家人出席了兴兴的婚礼。
儿子的婚礼，高家人都出席了。左一是我侄子，都说和兴兴长得像
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家里进行美术创作，后来加入了一个艺术平台，慢慢认识了上海的艺术家。我们在上海举办了四次个展，在北京798举办了三次个展，还有一些其它展览。我主持过三次中外当代艺术展，也主持过外滩中心中外艺术交流活动。
《欲望都市》油画获第134届巴黎大皇宫沙龙国际当代艺术大展一等奖
2019年，我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沙龙当代艺术大展，获得金奖、一等奖。
2019年，获798感叹号艺术空间推荐荣登纽约纳斯达克大屏幕。
我的几百幅作品获中外收藏家收藏，作品以其鲜明的风格获得著名评论家评论。无论寒暑，我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创作，一般一个月创作油画、水墨作品一百多幅。
上海，成了我新生命开始的地方，我摆脱掉过去的阴霾，努力工作，认真生活。
全心投入艺术创作
从小到大，常常被人说我长得像日本人，我去国外时总被西方人当成日本人。
我的作品在国外展览，常有观众跟我交流，表示作品风格不像是中国人画的，更偏东瀛风格，但实际上我从未去过日本。
二十多岁我画国画就这样画了。后来，觉得国画的材料和表现能力太弱，2016年开始画油画。
我完全自创的，我的想象力无穷无尽，能把人物的内心，痛苦都画出来。这是当代的艺术创作，从未模仿任何人。在画中可以获得真正的心灵疗愈。
《灿烂故事》油画获第134届巴黎大皇宫沙龙国际当代艺术大展金奖
性格方面，我自律、坚强、非常有韧性，只要制定的计划，就会坚持做下去。人生态度上，我一直追求上进，觉得生活与家庭、事业都要有进步才对。对孩子热爱又不打扰，总是心平气和地跟孩子沟通。所以，我和儿子的关系就像好朋友一样。
2019年，在札幌
2019年1月，我跟儿子一家去北海道度假，我们去了札幌。到了住的酒店，我一走进酒店，看到大堂里的画，当场就吓呆了。全世界很少有人的画风格像我。虽然有人说我的画像日本人，但是我从未见过类似的画。眼前这幅画，长着好几个鼻子耳朵，和我的画真的太像了。
画的作者叫绢谷幸二，是一位日本国宝级艺术家，他的创作思想是一种普世精神，启发人类去掉贪腐。我感受到了血液深处的呼应，我觉得我和日本一定有某种神秘的缘分。我因此又专门去了美术馆看绢谷幸二的个展，精神受到极大的震撼。
日本艺术家绢谷幸二作品
这次之后，我频繁前往日本。2019年3月，我带着一位日语翻译朋友，赴日考察，想看下日本方面的艺术活动。我们去了札幌大神宫，我的朋友用日语祈祷，要求我跟她一起念日语。我跟着她念诵完毕，朋友很惊讶说：“你说的日语字正腔圆。”
日本的直观感受，让我有了基因检测的想法。儿子儿媳也支持我做基因检测。4月，我找了一家基因检测领域的权威机构，寄去了我的样本。5月，我请一位日语好的朋友陪我再去日本。我们先去了北海道。有一天出去，朋友给了我一张浮世绘的画，画的都是人体，和我风格很像。她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觉得她可能会以为我抄袭了浮世绘理念。但我根本没有渠道得到这些信息，全部是我骨子里天生的呼唤。
我在札幌天神山政府驻留中心，驻留创作和展览。我发现我的绘画思路和日本画家的很一致，他们也喜欢拓展多肢体。我年轻时没有网络，绘画风格更多来源骨血里的本能。
札幌驻留与展览
驻留结束，准备回国，在日本机场候机时，我的手机收到了基因检测的报告。我打开报告，上面清晰显示着我有12.96%的日本人祖源，来自于母亲。儿子之前也做了基因检测，他来自母亲的基因是9%。
看来，我体内，我母亲的基因很强大。很多的疑惑，似乎都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上海妈妈跟我的亲子鉴定不成功？为什么亲子鉴定不成功，我却跟高家哥哥们有惊人的相似遗传？为什么上海妈妈会舍得把只有50天的我抛弃在北站派出所？
根据基因报告的数据，我进行了大致分析和推测：
我的外公外婆应该是在1945年战死、被俘，或者与他们的女儿失散，遗留女儿在中国（基因显示她当时10岁左右）。
如果我的生日是1958年，妈妈就是1933年左右出生（基因显示），她不知道怎样一个人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
她应该说是个很能干又肯吃苦的人，也极需要感情安慰与帮助。她是如何与身为派出所管理户籍的高爸爸认识，并生下我的？
妈妈可能很快就被遣返回日本了，也可能继续留在上海。
我自己推测，上海爸爸确实是我的亲生父亲，但上海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根据基因鉴定的显示，我的亲生母亲应该是一位日本人。
上海高爸爸，和我的母亲之间，又有什么故事？高爸爸已经不在人世，再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往事和秘密。
我去民政局、公安局，都查不到任何信息。上海孤儿都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关于上海孤儿的档案，也都销毁了。
我的寻亲，仿佛陷入绝境。我多想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啊，是否还活着。我想要她的拥抱，我也多想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我去日本小樽时，在一家古董店认识了一位老板，他是中日友好人士，经常来上海。他告诉我：“当年日本长野去了3万多人到中国东北，长野或许能为寻母提供线索。”
2019年6月，我第四次前往日本，到长野寻找线索，那里有一座“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纪念馆是民间资助建成的，馆长寺沢秀文的哥哥被遗留在中国，在难民营死去了，馆长作为反战人士，希望纪念馆的存在给世人以警醒。我看着纪念馆里的一张张照片，想着这里面会不会有我的母亲？
2019年 长野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 与馆长寺沢秀文先生合影
馆长向我讲述了那段沉痛的历史。当年，为欺骗日本各地农民响应移民号召，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发动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攻势。在日本军国主义制作的海报、杂志、明信片中，先行的日本移民似乎在中国东北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新生活。
这些虚假画面对于当时贫困交加的日本农民来说，颇具诱惑。据该馆统计数据，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总数约27万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拓团”的幻想泡沫破灭了。由于战事趋紧，“开拓团”中的青壮男性不断被抽调参军。
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眼见败局已定，更是选择隐瞒消息秘密撤退，将“开拓团”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抛弃在战争前线。“开拓团”成员在惊慌失措中四处逃窜，一些人选择了自杀，剩下的则成了在华遗孤。
长野当年去到中国东北的农民近3.3万人，最终回到日本的不到1.7万人。
馆长寺沢秀文对前来寻亲的遗孤都会尽力帮助，他帮忙联系了《信浓每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日本人看到我寻找母亲的事情，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
2019年，与日本《信浓每日新闻》的记者合影
我想把自己的作品《蘑菇云》捐赠给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但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此事不得不暂停。
我的作品《蘑菇云》
很多个深夜，我就像一头走丢的困兽，夜不成寐。我已经人生过了大半，我想知道我的身世，明明白白地活着，有一天也能明明白白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把我所有的情感和落寞，都付诸绘画。只有创作，只有绘画能让我的心灵暂时疗愈。
剩余的时间，我领养流浪猫，流浪狗，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一生很努力，努力地去爱人，爱自己，最渴望的是得到妈妈的爱。却一路遍体鳞伤。
我喜欢小动物
我已到这个年龄了，经历过生死，经历过浮沉，命运的翻云覆雨手对我残忍蹂躏，我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我的母亲，她会在哪里呢？她这一生，过得肯定不容易，她又经历了些什么？
她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她又有怎样的一生？
我想找到我的母亲，哪怕是大海捞针，哪怕是希望渺茫。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一直找下去。
如果有幸有读者知道线索，请通过丑故事联系我，感激不尽。
我是谁
2020年1月13日。一位叫张润萍的读者在丑故事“父母临终之前，留给我隐藏半个世纪的身世之谜”后面留言，说自己是上海孤儿，在寻找自己的生身母亲。
15日日凌晨2:06，张润萍老师加了我的微信好友。凌晨4:51，她发来很多语音，简单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的声音温柔饱满，轻声慢语，就像春日午后温润的日光。
我很惊奇，她的睡眠时间，不足三个小时。她说她长年早起，坚持绘画创作。
随后，又给我发来了很多关于她的报道，包括凤凰新闻对她作品和艺术成就的报道。
我百度了一下。关于她的身世和寻亲，早有新闻报道。她是很有名的艺术家，眼镜蛇画派创始人，获得过很多大奖。她的画派除了两位中国人，还有一位美国人，两位罗马尼亚人，一位法国人。
她的画，都是关于肢体的，多头多手多眼睛的。我不太懂得欣赏，只从画面里感受到恐惧、压抑和痛苦。
她希望丑故事能帮她寻亲。
1月19日一大早，她先生庞老师开车载着她，从上海赶到杭州。我们从上午九点半，一直聊到下午五点半。
她说，她的经历，不温馨，只有心酸，还有狗血。但这些都是她真实的人生。她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真实不虚。
庞老师坐在旁边，不时为她提到的细节佐证，补充。
张润萍老师捞起裤腿，给我们看如今依然触目惊心的疤痕。
整整八个小时。她的语调一直不急不缓，轻声慢语。我却听得恐惧、压抑、窒息，就像第一眼看到她的画一样。
除了基因检测结果，还有父亲临终的话，张润萍老师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身世。这更加让寻亲这件事，变得异常艰难。
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
张润萍老师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她有超于常人的直觉和敏感。
人生的经历没有是非对错，只有经历过的那些真实的喜怒哀乐，会成为刻骨回忆伴你一生。
张润萍老师一生坎坷，绘画成了她最大的寄托，她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希望她最终能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也祝福她，无论是否找到妈妈，余生都能和自己和解，接纳自己，爱自己，真正幸福。
众里寻他千百度，也许这一切是虚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