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叶：豆蔻年华

作者学生时代饰演刘胡兰的造型

　　我已经不太能知道现今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在黄昏来临，或者新月初升，或是在晨露悄悄地打湿了草叶的时候，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离那个年代似乎已经有些遥远了。那正是文革烽烟初起的灾年。那些白天和夜晚，没有讲坛和课桌，没有什么“青春联谊会”，当然也没有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和叫人紧张的高考复习题目……一眼望去，尽是红色的语录和白色的大字报……不过，十六岁毕竟是豆蔻芳菲的时节，只不过我们那诗一样的年华，镶嵌在无止境的离奇八怪的事情里罢了——

　　那天傍晚，我从黄瓜园回到家中。
　　妈妈说：“你终于回来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好费事，我说找苏必显，电话那边直喊‘毛主席万岁！’我说：‘是万岁。请找苏必显。’那边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喊得我莫名其妙，我就说：‘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人才把你喊来听电话。”
　　我笑起来，忽然来的柔情，很想上去用两只手臂圈住许久不见的妈妈。我告诉她，现在外面流行对答语录。那天我去买饼干，店里的人找钱给我的时候突然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吓了我一跳，慌里慌张地回了一句“万物生长靠太阳”，拔腿就逃。出了门才想起答错了，应该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才对，虽然这是副统帅的话。
　　妈妈笑了。一直躺在睡椅上合目静听的父亲也笑了。我走拢去，靠近他，问：“爹爹，今晚上想喝点酒吧？要什么菜？”
　　他竖起两根葱一样细长的手指：“二两兰花干足矣。”
　　我说：“没有兰花干了，破四旧破掉了，叫金猴奋起千钧棒豆腐干。”
　　“真的？”他吃惊地睁大近视得几将失明的眼睛，头上的白发都飘了起来。母亲立刻说哪有这样的事，又说我是鬼妹子，便进了厨房。
　　我觉得家中好久没有这样和谐宁静了，心上像有音乐轻轻地奏起。满天的夕阳，映照在对面楼的红墙绿窗上，高大的橡子树摇晃着浓密的树叶，时时闪露出对面墙上的领袖画像，掉了许多颜色。蝉声稀落，屋中老旧座钟嘀嗒悠扬。姐姐一家三口躲武斗去了上海；弟弟步行串联，“长征队”此刻行进在井冈山；哥哥在大江对岸忙着钢铁和革命；我住在黄瓜园南京艺术学院，排演着当年与义和团并肩作战的《红灯照》的故事……要不是屋角里有一堆堆贴了封条的书籍报纸，相依为伴的父母亲，在孤寂中倒也过得很安静。
　　我这么想着，脱了裙子和外衣，赤了脚，把几间屋子的红漆地板拖得纤尘不染。把竹帘子卷起来，在阳台上洒了水，擦过了席子，然后在爹爹膝前摆了张小桌，吃饭。
　　母亲刚开口说，要我回来一趟，是提醒我注意，外面“五湖四海”闹得很可怕。正说着，南京师范学院那边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念了通语录，声音吵得我们不能说话。只有父亲，安然地抿着他的白酒。母亲示意我多多地吃肉丝炒毛豆，又点点藤椅，那上面有她给我新缝的一件圆领衫，泡泡纱的。我难为情地看看身上，旧的已嫌小了。
　　忽然门“咚咚”地拍响，妈妈到走廊上去，说了几句话，关上门回来神色紧张地说：“张先生才来讲，今天晚上可能有情况，要我们做点准备。昨晚上‘五湖四海’到了华东水利学院，今晚上说不定就到这里。他们专门搞大专院校！”
　　窗外的红霞早已消失了，淡青的夜幕正在起篷。心上最后那一点音乐的尾声也复归寂静。“五湖四海”？那强盗样的“五湖四海”今晚要洗劫这个宿舍城？
　　后来才明白，“五湖四海”根本是没有的。可当时，在武斗阴影笼罩下的南京，人人不知从哪里杀来了这支“奇兵”。据说这支“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又抢又杀，昼伏夜出，似乎属于草寇之流。这帮人行动迅疾而诡秘，常常在洗劫了一个地方之后就不见了踪影。于是，居民们自动组织了联防，一方有难，便敲锣击鼓，一巷传一巷，和我们古代的祖先设烽火台通报敌情一样……
　　我像听故事一样听着这些，心里不相信。手持团扇坐在阳台上。
　　月亮早已升了起来，好看的一弯新月，挂在高高的树梢。院落里静静的，似乎没有住人。灯不亮，几家厨房里闪着昏昏的烛光。月色极好，紫荆和阔叶冬青的影子清秀而活泼，铺满了楼前楼后。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院里没有动静，四方也没有动静。楼上楼下的咳嗽声渐渐多了起来。五个巡逻的“武士”卸了钢盔，放了长矛，推了眼镜，抱了手臂在空地上吸烟，看来今夜是平安无事了。我走进屋，席地躺在一方月色里。
　　也许是月色太秀，花影树荫太柔，一向警醒的我睡得好死，竟不知鸣金报警之声是何时骤然响起来的。直到妈妈来推我，失了音地说：“快，快，快扶你爹爹上三楼！”我才从天堂之梦里回到尘世中来。只听得满耳朵的锅声、铲子声、脸盆声……哐哐哐哐地响得人心惊肉跳。我跳起来，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两只膝盖不听话地直抖。糊里糊涂奔到后阳台，黑暗中脚趾撞了凳腿，痛得要死。母亲正拿着一把剪鱼的剪刀，向着院外，拼命地敲钢精锅的底，胸膛里发出粗粗的喘息声。见了我，她把这两样家伙往我怀里一丢，跑到屋里去搀爹爹上楼。我紧张地拿剪敲着锅子，那刺耳的空洞的噪音使我想笑又想哭，忽然觉得自己是个抽掉了神经的呆子！便把东西一扔，也往外跑。
　　楼梯上已乱成一片。老的、小的，颤巍巍、喘吁吁都往三楼上送。仿佛三楼是铜墙铁壁的唯一避难之处。慌张的手电光照见了一张又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那么文弱，那么惊恐，那么苍白，有教养……我抓住爹爹冰凉的手，自已也像掉进了一个冰窟里。
　　化学系那个矮胖子讲师威严地命令起来：“快！各家各户！把炉子搬出来！搬到楼梯口来！”他拎着炉子和水壶威严地说：“等他们往上冲的时候，我们就用开水浇！”
　　“不行呀！不能抵抗呀！惹恼了他们，引火自焚呀！引火自焚呀！”历史系的方老先生扯长了尖锐的声音大声抗议，被他的儿子拉住了胳臂。他绝望地挥着干瘦的手，尖锐的叫声回荡在惊恐黑暗的楼道里。
　　“谁吵？谁再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张先生大约也糊涂了，念出这么句文不对题的语录。他带着新添补的几个小伙子，扣了钢盔，穿过闪开的人群，跑到院子外面去了。
　　三楼上两个单元房里已挤满了人，唐先生还保持着绅士风度，请大家一一入座：床上、椅子上、地上。又有人把几个箱子搬了上来。我挤到他们家的阳台上站着。院里的敲锅打铲之声微弱了许多，但东边那片地方却响得很紧。接着东边弱下去了，西边又骤地惊响起来，越响越远了。
　　月儿升得很高，很高，可是仍然很亮，像个小姑娘一样娟娇可爱。我背后站着个男孩，装着没有看见我，口里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些什么。
　　大家都在等着解除“警报”。
　　如今想起来，这一切就和童话故事一样。

　　和别人一样，在童年的时候，我也有许多向往。这向往也许没有今天的孩子那么实际。可是非常浪漫。而这其中，向往着北京，向往见到领袖的奔放热情，今天的孩子就更不大能体会了。记得小时候，在某个同学的家里晚自习结束后，我们便在灯下，抱着各自的书包，幻想着哪天能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每每兴奋不已，手心冒汗。
　　文化大革命，把千千万万个青年在童年时代的梦变成了现实。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称他们为“小将”！每当广播里传来那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之声，那火一样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每当报纸上登出了天安门城楼或敞篷汽车上毛主席伟岸的身影，烈火便在千千万万青年的胸膛里跳荡。“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祖国四面八方的铁路线，夜以继日地满载着戴红袖章，持语录本的少男少女、青年男女，奔向首都，奔向北京。一切都为毛主席的客人，为这批天之骄子让路……运输中断，粮煤短缺，工厂停产，加上各地造反、武斗、辩论、闹派性、揪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万业萧条，唯独祖国大地纵横交错的铁道线上，挤满了这些洪水一样，吃饭不要钱，乘车不要钱，全国大串联，不知天高地厚，被红色风暴捧得昏了头的无知单纯的年轻人！
　　我和班上其他几个同学虽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属于“狗崽子”之列，但也远远不是红五类的龙肝凤蛋。我们不曾低头走路，可也不能趾髙气扬。我们没有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资格。每当特大喜讯传来，北京一次又一次被红太阳烧成了白热化，那欢腾，那幸福，通过电波总是使得我悄悄流泪。同样的梦，对于别人是一份可以兑现的殊荣，为什么对我只是折磨？为什么那一个畏首畏尾，平时总像个小老鼠一样的女同学，过去再鼓励她也坦然不起来，而到了这个时候，又尖刻又娇媚又骄横地挑剔我？她是工人出身，现在一身的革命公主派头，她已经三次见到毛主席了，走起路来，神气得脚后跟都要碰到后脑勺上！
　　8月过去了，树叶转黄了；9月又来了，蝉不叫了。也许，是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红尖兵”，表现得比较恭顺吧，校红卫兵最高权力机构终于批准我们去北京了！
　　心都要从喉咙里笑出来，身上的关节像装了弹簧，什么叫“手舞足蹈”？我这个作文得过105分的人今天才懂得了它的含意。已经记不得是从哪里弄来了一件军装，男式的，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口袋盖像腌菜叶子一样软软的；领口松垮垮地套着我细细的脖子。洗得发了白的衣襟，经纬已很脆了，在我身上如同裙片一样飘舞。但是我管它呢，我好歹也有了一件靠近“时装”的衣裳，腰里束上根宽皮带，把短发往后撸撸，也多少有了点小将风采。
　　火车之挤是无法想象的，好在它没有什么检票、排队、准点、安全的“清规”，我们从车窗钻了进去，但是无立足之地：三个人的座位挤着七八个人；茶几上坐着人；椅背上骑着人；椅子下面躺着人；走道上沙丁鱼一样排列着人；车厢交接处更是人挤人；连厕所里也堆着十来个人。人和人，就像桌椅上的榫套榫，插不进针，动不得身。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大小便只能等车沿途停靠时从车窗里跳下，鸭子一样奔到田野里去，在秋风浩荡、秋阳明媚中，完成大大小小的“伟业”，再“身轻如燕”地钻到又臭又挤的车厢中来排列好。可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全都没有倦意。语录歌此起彼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向北京！向北京！列车忠诚地蠕动着向北京！
　　我因为身材小，张大个子一举手，将我托到行李架上。我像一个大元宝一样，在天棚下躺在一堆旅行包中间，用手死死抓住身下的栏杆，在热情的歌声中，时时担心地倾听着车厢艰难地嘎嘎作响。车过德州，我的红尖兵战友探出身去买了好几包山东大红枣，他们递了一包给我说：“吃吧。吃饱了睡一觉。明天，就到北京了！”
　　当年，北京有多少个红卫兵接待站？当年的事情，何日有个真正的清账了结？这些都是我们那时想也没有想过的。
　　我们住在西单一个小胡同里。是中国戏剧学校一个分部。当然全都“今非昔比”了。旧式的院落，大大小小的房间全开了地铺，席子下面一床草垫，席子上面一条被子和一个枕头，比比挨肩，一屋子能睡十几二十个人。院子里白天比较清静。到了晚上，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便在廊柱间穿进穿出。有时大清早忽忽隆隆，山西的某某战斗队喳喳呼呼地走了；到了半夜，又来了一批惊惊诧诧，说话声高声低的四川娃子。广东来的最刁，他们吵着要加被子。他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呀，我们连雪都没见过呀，照顾照顾吧，什么叫西北风呀？请解释一下……”他们做出一副远疆异民的天真样子，结果便是如愿以偿。
　　其实北京离下雪还早，晴空万里，秋风带着使人惬意的沁凉。我们夜夜把被子半垫半盖，听着电报大楼悠扬的“东方红……”报时乐曲，估摸着被接见的日子。当是时，北京每一个角落里住宿在接待站的千千万万个青年，大约都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不见到毛主席，我们是不会走的。而各地来“朝毛”的小将，还在源源不断策马前来。
　　白天，我们去各大专院校和文化团体串联、取经、听辩论、抄大字报、捡传单。我们去电影制片厂，想看电影明星。他们沦为了“牛鬼”，对常人仍有特别的魅力。在北影一行一行大字报长廊的尽头，在贴满大字报的芦席缝缝后面，我们看见那些使我们激动的人物：林道静、李双双、“钢铁战士”……他们多是蓬头垢面，粗衣旧衫，挥着一把大竹帚扫地，唰、唰、唰，似乎在地上写着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愁”字。还有就是耷拉着脑袋，或是被剃了阴阳头——一半光头一半头发，挂着黑牌子，呆站着。
　　每天三顿饭，我们按指定，在西单十字路口一家饭店里吃。川流不息的红卫兵，排着队，到前头每人领一大碗白米饭和一碗白菜煮肉丝。吃一批，走一批，走一批，来一批，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
　　偷空儿，北海也去了，颐和园也逛了，天坛、故宫也走了几遍。每天从西单吃了晚饭出来，我们便照例往那去不厌的天安门走去。长安街那么长，长安街上的灯那么美，一直伸向远方。我想起郭小川《望星空》那首诗，又想起古人关于灯节的一些词，觉得很迷醉。然而我不敢跟同伴们说，郭小川已经被打倒了，古人则更是休想翻身。何况现在，打倒封资修，或又打倒什么什么的高音喇叭车在长安街上不时驰过，大旗上“造反”二字迎风猎猎。有一支宣传队在那边鼓噪着，跳起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舞，我们知趣地避开了，我们的袖章上是“红尖兵”啊。
　　吴聪聪说：“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冷了。”
　　是的。天冷起来了。落在地上的树叶很黄很枯，摆在小摊子上的大柿子却很鲜亮。
　　大张病了。发烧、拉肚子、说胡话。送医院，这又开了眼界。原来不服水土，或不知照料自己的，远非大张一个人。各医院都住满了哼哼唧唧的红卫兵。大张因为病情危险，不能不住院，却只有儿童医院还有一两张空床位。我们去看大张的时候，发现病倒的小将们一个个的腿都在那小床外伸出一大截，忍不住地想笑。大张更是如此，两条腿有半截儿直愣愣地伸在床栏杆外，小被子也盖不周全身体。秦燕一进去就哭了，拉着他的手，我们把脸别过去尽她哭，知道他俩有要好的意思。接着吴聪聪也病了。这个娇小姐，平时离不了零嘴，这回病了，虽不用住院，也该安分些吧？不，她拽着我要上街，说天天吃煮白菜，胃都疼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于是我陪她上街，在一家饭店的柜台上，放着一碗一碗金黄色的、不稀不干的东西，上面还盖着一小块咖啡色的玩意儿，一看就馋人，吴聪聪更是不走了。于是我们买了两碗，用勺子兴致勃勃地送到嘴里，这才明白这“黄金加玛瑙”原来是玉米糊糊加花生酱，糙糙的，很不好咽。
　　吴聪聪苦着脸望着我，她那张小脸瘦得尖尖的了，但是在满店堂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气氛中，怎可以浪费粮食，和地主资本家一样呢？我们大眼瞪小眼地吃完了它。
　　就在这天夜里，两点，大家被叫起来，每人发了两个大馒头，一截粉肠，这便是今夜到明天的干粮。同志们，战友们，明天毛主席接见！呜啦！
　　我后来很惋惜，我怎么把那本毛主席语录弄丢了？我在那上面用激动得变了形的字体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在北京呼家楼，我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深夜两点，我们从懵懂中被叫醒起来，揣着语录，佩着像章带着配给的馒头和粉肠，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那天夜里，北京城像军队大调防一样，到处是绵延不绝的红卫兵队伍，有的由西向东，有的由北向南，一支又一支队伍都在急行军。当一支队伍迎面而来的时候，夜间不太明亮的灯光，照见了彼此热切而又年轻的脸。我们常常需要跑步，“快！跟上！”——穿棉大衣的领队人在耳边低喝着。我的鞋常常被后面的人踩掉，可又常常撞着前面人的后背。我们常常停下，让另一支队伍跑步通过。我看见马路两侧搭起了许多芦席棚，左边写一个“男”，右边写一个“女”，以充临时厕所。茶水供应站的人，顶着深夜的寒气在张罗着。救护站的白旗红十字，也在氤氲中隐约飘动。阴影中，偶尔见到士兵刺刀上的闪光。这是一个怎样的夜呀？脚步嚓嚓，千军万马，骚动，沸腾，狂热，紧张。黑夜里的北京，大街小巷，你跳跃着多少万颗鲜活、亢奋、愚昧、冒着火苗的心！
　　从西单到呼家楼有多远，我至今不清楚。反正那天，我们从深夜一直走到黎明。
　　我们按命令，在呼家楼停下，嵌进左邻右舍中。马路两侧黑压压、红彤彤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第一排，是军人；第二排，是民兵；第三排之后才是我们。当毛主席的车队过来的时候，前面两排的人都要下死劲手挽手拦住后面山呼万岁的小将，免得他们激动得发了狂，冲到大路上去。我们得遵守纪律，只许坐着，不许站起。
　　等吧，等吧。黎明的红晕涌到了头顶，又被渐渐蓝起来的天空代替了。偶尔有麻雀在树冠上啾鸣。玉带一样空寂的马路上，不时驰过一两辆摩托，上面的人手持报话机，全副武装。
　　等啊，等啊。早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年轻而又美丽。它透过稀疏的枝叶，斑斑驳驳，耀人眼目地洒在千千万万个疲惫而又痴情的额头上，头发上，肩膀上。
　　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不怎么作声，而接受检阅者的歌声却你方唱罢我登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大海航行靠舵手……”
　　许多人累了，倦了，伏在膝头上睡着了。纵队的尾巴有些散了……
　　我听到高音喇叭里报出了九点，接着又响起辉煌的《东方红》乐曲，接着，摩托车频繁地开了过去。我想，在天安门，检阅一定开始了！毛主席一定出来了！他的车队不久将要过来！于是，我悄悄地挪起我的双脚，蹲了起来，为的是当他到来之时，我可以麻利地一下蹦起，将他老人家看个清楚！——我才不傻，我要是坐着，还看个什么呢？
　　不必说那海涛的欢呼声了；也不必说那人们虔诚和激动得忘乎所以的狂态了；不必说那热泪奔涌、喉头哽咽，那万岁万岁万岁之声替代了艰难急促的呼吸；我只觉得，他老人家乘着敞篷汽车，疾疾而来的时候，我真的感到见到了一轮巨大无比的、刚出海波的红太阳！他是那么魁梧，红润光泽的脸膛在绿军装的映衬下非比寻常，那缓缓摆动的大手，力量不可想象，他主宰着一个世界！
　　他的车驶来又开过去了，我的喉咙哑了，心也随他前往。多少年，多少日子盼来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一下子觉得心中怅怅。
　　人行道上，那些因为上厕所、打盹，或手脚不灵活，错过了见到毛主席的大孩子们，在捶胸顿足、哭、抓头或者发呆。我在我的语录本上记下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回去的时候，队伍不再那么严整和昂扬，只见满地的纸屑，四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路过天安门的时候，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对着那空了的城楼苦苦地叫唤：“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都是些未能如愿的人吧？
　　而各邮电局则挤着无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在给家里发电报，要家人分享自己被检阅的幸福、欢乐！
　　往事已逝近三十年了，可我依旧不能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一场长达十年的疯狂是因为什么。
　　那是十几亿人，乃至我们世世代代都将诅咒的闹剧。

　　本文选自《星空不灭》，苏叶／著，花城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