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末届工农兵。1979年考入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2003年夏天，我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组织的访问团，应俄国国家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邀请，赴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交流。年过半百，终于踏上这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国度，感慨万千。
俄罗斯，或者更严格地说，苏联，那是贯穿着我们从童年开始几乎每一段人生经历的一个国度。最早邂逅“苏联“，尚是幼童，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落成。这一建筑离我外公家不远。每当父母带我们兄弟姐妹去外公家，下了电车首先仰头寻找的就是那巍巍高耸的金色的尖塔和塔顶闪耀着光芒的红星。于是金塔和红星，或者说“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就成了苏联的象征，光耀万丈。及至稍长开始阅读，苏联就成了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成了古丽雅的道路，成了保尔柯察金无畏无悔的一生，成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以生命保卫祖国的青年近卫军，和在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建设新城的共青团员们。如克林姆林宫的红星般璀璨的浪漫的英雄主义，在我们童稚的心里打下了最早的红色印记。
某天，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信。这封用我看不懂的俄语写的信，已经由我们学校教俄语的老师翻译成了中文。信是直接寄到我们学校的，写信的是一位苏联小朋友，叫安娜，她提出要和我通信成为笔友。我不是学俄语的学生，家里和亲朋中也没有和苏联有关的人，安娜怎么会知道我，要和我通信呢？
这事说来也挺有趣。我所在的中学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学校里有一个金工车间，是供学生“学工”劳动的。金工车间主要生产地质探矿所用的重锤，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和不同的材质。“学工”学生的工作，是把铁质或铜质的长棍状原材料按所需尺寸锯成段，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抛光，钻螺丝孔，再装配成成品。
进初中时我个子非常瘦小，只有132公分高，28公斤重，完全是个小学生的身量。这么矮小的我，无法像高大的同学一样在台虎钳上锯铁元，所以就被分配去开车床。于是，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孩”，站在庞大的车床前聚精会神(或者说一本正经)地劳动的景象，就成了金工车间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于我们学校地处市中心，学校附近就是接待外宾的锦江饭店，所以经常有外宾来我们学校参观，而金工车间又是主要的外宾参观点。如果正好碰到我们班在金工车间劳动，那么我的车床前就经常会站着好几个外宾，照相机闪光不断。据说，我的这样一张照片出现在某本苏联的画报上，于是安娜就“知道”了我，找到了我的学校地址，写信来要和我成为笔友。
大队辅导员说，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增加两国少年之间的友谊，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是一件光荣的任务，要我认真对待。我也不知道全校有几位同学有此殊荣，反正激动得不得了。回家就认认真真写了回信，告诉安娜我的名字，年龄，哪一年加入的少先队，现在读几年级，在学校最喜欢什么科目，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当然都是用中文写的，再由教俄语的老师翻译成俄文寄了出去。记得当时寄国际邮件不便宜，所以是学校给寄的，没有要我自己出钱。
寄出信后，我一直急切地等待着安娜的回信。好像是过了三四个月，我终于等来了回信。我拿到信马上交给了大队辅导员，因为要请俄语老师翻译。只是，那封信交上去后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而在那前后已经传来了对“苏修”批判的声音，说苏修怎么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逼债，是凶恶的敌人。我不是个愚钝的孩子，想到安娜现在是我们敌对阵营的人，我没有敢去找大队辅导员询问安娜来信的下落，也就永远不会再知道安娜给我的回信里写了些什么。我和安娜互相只通过一封信，我们的笔友关系就寿终正寝了。
再接下去， “九评”批判铺天盖地，苏联成了我们主要的敌人。
好在和安娜通那封信时，我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而且距文革开始还有几年，所以此事并未成为我或我父母“里通外国”的罪证。到了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时，我选择去黑龙江。主要原因就是，那里与苏联一江之隔，是反修第一线。骑马扛枪守卫边疆是我们的热切向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给我们打下的红色印记，竟然成了与“红星”为敌的动因，可笑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这里的矛盾。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还在，红场上的“三巨头”换成了与游客拍照为生的“演员”
再次遇到安娜，已是二十一世纪，时间过去了三十余年，苏联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当然这个安娜不是我少年时的笔友安娜，因为她要比我小二十来岁。她是我的同事，我们学校的数学教授。听人说她是十四岁时和弟弟一起跟随当访问学者的父亲从苏联来到美国，再未回归。在美国完成教育后，成了大学教授。还听说她的弟弟是个数学天才，也在美国大学教数学。
某年我给学生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课，请了来自苏联，波兰，匈牙利，古巴，越南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座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安娜也在我邀请之列。于是，知道了她的故事。
安娜说，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因为她的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所以她出生和成长在莫斯科。本来一家四口相亲相爱温暖和睦，但她的母亲是苏联时代的“异议分子”，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结果也是大学教授的外婆举报了安娜的母亲，于是母亲被流放去了劳改营。也许是为了两个尚年幼的儿女，安娜的父母离了婚。再后来，安娜和弟弟随父亲来到美国，很多年未再见到母亲。
在安排安娜和学生座谈前几天，安娜曾和我说，苏联解体后，她母亲从劳改营回到了莫斯科，但那里已经没有了她的家，所以安娜把她的母亲接到了美国。她可以问问她母亲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来参加学生的座谈。但后来她很抱歉地告诉我，她母亲患有严重的刺激反应后遗症。当安娜和她说起我们的邀请时，她母亲表现出极度的抵触情绪，几乎发作了歇斯底里症，坚决拒绝谈论她的那段经历。
真的无法想象当年在流放劳改营，这位前大学教授受到过怎样残酷的折磨。安娜还说，当举报她母亲的外婆过世，虽然她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子女，却不肯回去料理后事，安娜家的其他成员也都拒绝回去作最后的告别，是安娜勉为其难地回去参加了葬礼。一次举报，彻底毁灭了家人之间所有的亲情。被举报者妻离子散，举报者孓然终老。不知安娜的外婆在她的风烛残年会有怎样的心境？
当学生们问安娜：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在苏联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饥饿！（有意思的是，学生问了每个被邀请的学者同样的问题，而他们的回答竟然都是这两个字！）安娜说，她的记忆中，在苏联时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当她和弟弟来到美国，看到接待他们的家庭的炉子上炖着汤，而汤里竟然有肉，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等到走进超级市场，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商品，她说她和弟弟简直惊讶得要昏过去。我第一次来美国时有完全相同的反应！再后来，看到住处街道边种着很多的樱桃树，樱桃熟了也没人採，她和弟弟成天爬在树上吃樱桃。吃呀吃呀，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樱桃，一直吃到她爸爸回来才肯从树上下来……
就这样，和小安娜做笔友时克里姆林宫那颗红星的万丈光芒，不是被宣传中 “苏修” 的概念，而是被大安娜故事里无辜者悲惨的血泪，告密者邪恶或愚蠢的行为，以及少年脑中抹不去的饥饿和匮乏的记忆所覆盖，显露出它黑暗的本质。
访问团八个成员来自全美各地的不同大学，在纽约聚齐后一起飞往莫斯科。
每个报名参加访问团的人都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课题的说明。我提交的是俄国和中国农村改革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一是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和研究重点就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二是源自我还在伯克利上学时和一位俄国来的访问学者的交流。那是苏联解体后不久的1995年，那位来访经济学家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俄国当时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和困难。
他说，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政府按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休克疗法”，冀望在短暂的激进改制的痛苦之后，市场经济会得到快速和长足的发展，替代僵化的计划而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新生的活力和快速的发展。但三，四年下来，经济倒是严重“休克”，产出下降，物资如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极其匮乏，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最严重时竟然一个月涨幅达270%， 而市场经济应该带来的好处却渺无踪影。
他说，俄罗斯经济基本已经崩溃，民不聊生。在九十年代初上街抗议那些企图通过政变阻止改革的保守派，誓死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广大民众，此时有很多转而抱怨戈尔巴乔夫毁了强大的祖国，要求恢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
讲座结束后我和这位学者进行个别交流。我告诉他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或称包产到户），这一改革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农产品产出迅速增加，在改善了城市居民食品供应的同时也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我问他俄罗斯联邦为什么没有采用相同的政策。他苦笑着说，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后原本想采用类似的方法，而且比中国更激进，就是解散苏联的国营和集体农庄，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都可以从本地政府免费取得土地耕种。原本苏联就幅员辽阔人稀地多，每个人按规定可以取得的土地面积很大。然而出乎戈尔巴乔夫政府意料的是，这一政策公布后，除了少数要盖房子的人领取了小面积的土地外，几乎没有人领取更多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结果，原先的国营和集体农庄解散了，私人农场又没有办起来，农产品产出当然严重下降，价格飞升了。我问他为什么前苏联的农民不去领取土地？他说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一搁八年，成了我参加访问团的动机。
到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某一地铁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据说此旅馆是前些年莫斯科举办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为接待参赛运动员而兴建的三星级宾馆，旅馆对街有个很大的公园。旅馆大楼约有二十层，底层沿街有个不小的酒吧。因为是夏天，酒吧外面撑着很多遮阳大伞，伞下是酒客的天地。住进旅馆第一晚，因长途飞行劳顿，我们都睡得很熟，一夜无话。
第二天恰逢那年第一个高温热潮席卷莫斯科，气温升到摄氏三十几度，旅馆房间里热得蒸笼一般。在墙上四下搜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空调的控制板装在哪里。打了电话到前台，回说旅馆里根本没有安装空调，让我们开窗降温。可是那两扇窗，不管怎么推也只能推开半尺左右（设计如此）。没有办法，将就吧。可是我们房间下面就是酒吧的地盘，虽然房间是在十二楼，楼下酒吧的音乐声和吵闹声还是直达耳际。关窗吧，没了声浪有热浪；开着那半尺的窗缝吧，高分贝的声浪夹在热风中随意进入房间。反正怎么都不行。
那一夜，辗转反侧，几乎未眠。一会儿起来用冷水擦脸，一会儿去窗口往下看看。希望酒吧夜深停业，断不了热浪至少可以断了声浪吧。可是不管怎么看，酒吧外总还是坐满喝酒的人。实在是熬了一夜，累极了，天快亮时迷糊了个把小时。醒来下楼到餐厅吃早饭，却见酒吧里依然人头济济。不少人坐在那里，一面瞪着迷茫失神的眼睛不知看着哪里，一面还在下意识地从杯子里喝着什么。后来又多次看到类似的情景，还听说，这就是俄国人的习惯，喝上一整夜，喝醉了，早上得继续喝，说是醒酒。
我在美国时养成了每天早上慢跑的习惯。看到旅馆对街有那么大一个公园，就每天早上提早起床去公园跑步。出发前就被告知，不管何时外出，一定要把护照带在身边，因为警察可能随时叫住貌似外国人的行人检查身份证件，如不满意就会被找麻烦；二是要随身带些零钱，以应付可能的抢劫。可是一个慢跑的人，不可能随身背个包（那无疑是“欢迎来抢”的信号），我只好把护照和钱分别放在短裤两边的兜里，怕掉出来就用别针别上。公园里有很多很多高大的白桦树，道路蜿蜒，从林中穿过。看到白桦林，心里好生喜欢，好像回到了当年黑龙江畔的小兴安岭，忘了警察，也忘了窃贼。
可是很快，不安的情绪漫了上来，先是看到公园里游荡着很多流浪狗，品种不同，大小不一，但都脏兮兮的，毛发斑驳，瘦骨嶙峋，一看就知道饿了不少日子了。要是它们跟着我要吃的怎么办？会不会要不到吃的咬我呀？接着，又发现路旁，树下，草地上，有不少流浪者。看着也都落魄，穿得破烂肮脏。有的呆呆地坐着或者躺着，也有的蹒跚走着，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多数都是比较年长的男性。狗倒是没来打扰我，可是这些流浪者着实让我胆怯。
不知怎么一来，我吹起了口哨。《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反正就那几首会唱的苏联歌曲轮着来。心里下意识打的算盘大概是：看，我会你们的歌，别害我！就这么一面跑一面吹，眼里瞄到好几个流浪者也在瞄我。后来想想，如果他们神经正常，大概会把我看成神经不正常的：一个外国人，还是个女的，到我们的公园里来，连跑带喘，还吹口哨，吹的又是多少年前的老歌，不是疯子还能是什么？也想过，莫斯科的冬天那么长，那么冷，这些夏天还能在公园驻留的流浪汉，到了冰封雪飘的冬天该怎么办呢？很可惜，我不会俄语，错过了和他们直接交流的机会。
在国家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学术交流进行顺利。那里的专家学者肯定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俄国经济开始回暖，虽然还面临很多问题。此时距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苏维埃联邦解体已经十年有余，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然寿终正寝，市场经济开始起步。1990年代初失控的通货膨胀在强制以1000旧卢布兑换1新卢布的货币改革后得到平抑，国民生产有所恢复。但是前十年的“休克”带来的伤痛依然处处可以感受。那十年的通货膨胀使人们拥有的储蓄迅速蒸发，尤其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很多老人熬不下去，沦落为酗酒的酒鬼，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者早早逝去；年轻人则因前途不明收入不定而不敢成家，成家的也不敢要孩子；俄国出现人口负增长。
“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公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俄国采用的方法，是将每个国有企业折算成一定的价值，将所有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加总就是全国公有资产的总值，然后将此总值除以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在内的人口数，就是每个公民应该持有的公有资产份额。每个公民都收到了自己相应的产权证。从理论上讲，这样的私有化还是比较公平的。每个握有产权证的人，不管居住何处，过去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成为自己希望拥有的企业的所有者。然而，问题到了现实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产权证很可能不够赎买一家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即使集中产权证买下了一家企业，习惯计划经济的人也很可能不知如何经营。所以绝大部分分到产权证的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产权证，将其视为无用的“废纸”。
后来，就有脑子灵活，敢于冒险的年轻人开始收购这些“废纸”。他们以远低于产权证纸面价值的现金向居民买下产权证。既然被视为“废纸”的产权证可以变为现金，不管现金数额怎么低于产权证面值，总比”废纸“的一文不值要好，于是出售产权证的居民很是不少。而那些收购产权证的人则将收集到的足够的产权证“买”下有利可图的企业。其中最受青睐的是石油天然气企业。据说，叶利钦时代的政府竟然愚蠢到只把这类企业的厂房设备计算了价值，而未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价值计入。这些年轻人很快借助几乎免费的资源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再也不用自己走门串户去收购产权证，而是雇佣了更多希望发财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一个新出现的暴富阶层和大量失去产权证从而失去一切变为赤贫的劳动者的对立出现了。（曾有朋友问，那些最早收购产权证的年轻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可惜当时没有问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回答不上来。有人说那是在苏联时期最早从事黑市生意从而掘到了第一桶金的投机倒把者。）
办公室里的交流只是此行目的的一个部分，走访与参观是更加有意义的学习和调研过程。去克里姆林宫参观当然是此行的一个重要项目。去克里姆林宫就要经过红场。我们一进入红场，就有不少小贩举着手里的货品拥了上来，口中喊着有点奇怪的话。走近了，才听明白他们喊的是“人民币！人民币！”小贩手里的货品五花八门，有工艺品如套娃、水晶摆件、彩画盘；有日用品如围巾、台布、皮帽；也有各种纪念品。如果询价，开出的是卢布价格，大概看我们是中国人，马上又会问“人民币？”如果你点头，价钱会比卢布价便宜不少。再等到看我们掏出的是美元，价钱立马又下去一截，大概只有卢布价的一半。在红场上的感觉，手里拿着美元几乎等同于富翁，看什么东西都便宜。我买了一条全毛精织印花的大披巾，十美元；两大本精美的纪念邮票集，共十美元。我最喜欢的，是利用桦树皮的原始木质花纹画的俄罗斯风景配上原木画框，大约20X14公分一幅，三幅总共五美元。
虽然经过卢布改革，币值稳定了下来，2003年的官方汇率大约是一美元兑换30卢布，但俄国的外汇储备非常紧缺，黑市上卢布兑美元的价格远超这个水平，所以在市场上美元大受欢迎，连人民币也比卢布更受青睐。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看了两场高质量的芭蕾演出（莫斯科的是国立芭蕾舞团的《唐·吉柯德》，圣彼得堡的是马林斯基的《天鹅湖》），因为是美元购票，第三四排正中间的位置，票价才二十美元！
我们住的旅馆附近有一个莫斯科著名的小商品市场，进去逛逛，发现很多摊铺的主人都是中国人。他们从中国批发大量日用品如衣服鞋帽，塑料制品，厨房用具等到这里销售。由于苏联时代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政策导致畸形的工业结构，俄国直到此时仍然面临日用品短缺的情形。因此这些中国“倒爷”出售的质次但价低的商品很受普通消费者的欢迎，利润丰厚，引起了俄国人的嫉妒。政府已经几次出台各类政策限制他们的生意，还有俄国黑帮时时寻衅滋事。据说这个小商品市场即将关闭。我2015年再次去俄国旅游，找到那里，发现这个小商品市场依然存在，只是已经看不到几个中国的生意人了。
那些中国倒爷对我们这些说中文的游客显然毫无兴趣，倒是几位出售皮货的俄国商人对着我们使劲推销。狐皮的、水獭皮的、貂皮的；大衣、帽子、夹克，看着华贵漂亮，价格低得惊人。可是一想到这是真的动物毛皮，我们还是买不下手。而且即使买了，也要担心是不是能通过信奉动物保护的美国海关。我在国内的一位朋友被派往俄国做交换学者，他就用带的几条牛仔裤和一件滑雪衫给他老婆换了一件貂皮长大衣！
科学院给我们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尤莉亚做翻译兼导游。尤莉亚21岁，浅黄色头发，清秀活泼，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好可爱。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是在中国的辽宁大学留学两年学的。我们以为她是毕业做了专职导游和翻译，却不是。她说现在科学院也市场化了，不再有从属于自己的接待机构，而是将此类工作承包给专职的旅游接待企业，她是与企业签约的雇员，按接到的工作量获取收入。我们所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新的奔驰中型面包车，开车的司机安德烈很年轻很帅，但不会说中文和英文。据尤莉亚说，车是安德烈个人拥有的，连车带人被这家公司雇佣，同样按工作量取酬。
我们问尤莉亚，她接不到工作时何以为生。尤莉亚说她是来莫斯科准备报考莫斯科大学的，借住在姨妈家里，有活就干，没活就复习功课。已经考过一次没考上，打算接着再考。问她为什么一定要上莫斯科大学。她说她父母本是莫斯科人，年轻时作为共青团员被分配去了远东一个小城市建设边疆。边疆没有建设好苏联解体，他们却无法再回到故乡。因为定居的地方距中国很近，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很快，就特意让女儿学了中文，想以此寻求希望。发现此路不通后，觉得还是要回到莫斯科才能安度晚年，于是转而督促女儿报考莫斯科大学，希望这可以成为他们回归莫斯科的跳板。
尤莉亚说，莫斯科大学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有很多和她父母同时代的人，被计划经济送往远方安家，那些地方有的经济落后，有的现在成了外国。为了回到俄罗斯，回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很多人将希望寄予下一代身上。让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倍感压力。我曾私下悄悄问她，是否想过到美国上学。一抹希冀的亮色闪过她的脸，又很快消失。她说她没钱去美国上学，她的英语也不好。更主要的是，如果她去了美国，她的父母怎么办呢？不就永远没了回到莫斯科的希望吗？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以后却从来没有再联系过。
2007年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回黑龙江曾经插队的乡村，从黑河（爱珲）过江去俄国的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简称”布市“，中文名称”海兰泡“）游览。我们住的是“布市”中心据说是星级的酒店，走进我们的“标房”，屋里是两张不到三尺宽的简易钢丝床，床上配置的铺盖虽说还算干净，但一看就知已使用多年。
最好玩的是卫生间，夜里打算洗澡，却见浴缸里没有淋浴喷头，而且连水龙头也没有。没有水怎么洗澡？请来前台服务员，他像变戏法一样，把浴缸旁边洗脸池的水龙头往旁边转了九十度，那个比正常尺寸要长一些的龙头正好可以够到浴缸一角。原来，旅馆的设计就是洗脸池和浴缸“共享”一个水龙头！走过世界不少国家的很多旅馆，如此脑洞大开的设计还真的是独此一份！再看毛巾架，没有大浴巾，也没有一般概念的毛巾，架子上挂着两条棕黄色的麻布，一尺来宽两尺多长。看来我们洗脸洗澡都只能用这两条麻布了，当年在黑龙江插队也没狼狈到如此程度呀！这个身为州府的中等城市的不发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理解了尤莉亚的父母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回到故乡莫斯科去。
“布市”的居民住宅，看着还不如我们原先插队村里农民的房子好
虽然访谈进行顺利，双方聊得很开放很坦率，我却没能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倒不是没机会问这个问题，而是问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和我们交谈的学者只是笼统地说，苏联在农村实行了近七十年集体或国营农庄制度，早就没有会种地的农民了。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俄国农民不会种地也并非全是集体农庄的错。不象中国，从封建时代开始，数千年来农村的农业生产始终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进行的。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取消了农奴制，农民成了自耕农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又成了集体农庄庄员，让他们从哪儿学习从事个体农业去？
我们在莫斯科没有观察到为买面包等基本食品而排的长队，但商店里供应的蔬菜水果鸡蛋肉类等还是匮乏。货架上商品寥寥无几，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询问之下，了解到俄国的农业生产依然没有恢复。（实际是俄国的农业生产在改革之后严重下降，十年后只达到改革前水平的约三分之二）虽然粮食产出可以满足国内需要，但蔬菜水果奶制品却都极其紧缺。莫斯科等靠近欧洲发达国家的地区，可以从国外进口以弥补短缺；稍微往东的地方，短缺还是非常明显，这和市场化的进展缓慢有很大关系。
所谓市场化，不是计划一取消市场就等在那里取代它了。市场的建立和发育需要时间也有一定条件。中国人口密集程度大大超过俄国，村与村，乡村与城镇之间，所距不远。一地生产的农产品要到达需求这一产品的另一地，手提肩挑，骑个自行车，或者搭个农用拖拉机也就到了。当供给方和需求方搭上关系，市场就出现了；当地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其他的地方市场连接起来，市场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可是，俄国国土太过辽阔，人口密度太低，一地生产的农产品如无完善的流通渠道是到不了消费者手中的。而且从农产品生产地到消费者集中的城市路途遥远，要建立流通渠道，交通的便利又是不可或缺的。俄国的交通体系，尤其是连接其东欧部分和远东部分的交通体系，年久失修，据说到1990年代末，铁路运速每小时还不到二三十公里，运量受到极大限制。如果农民生产了农产品，没有有效的流通渠道和交通体系将产品卖给消费者，他们又怎么会有动力去领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呢？
科学院我们交谈的学者还告诉我们，说俄罗斯的农民不像中国农民，勤劳细心，有耐心从事需大量劳动投入的蔬菜水果种植。说俄罗斯农民习惯于集体农庄的机械化生产，你让他种植蔬菜水果，他干不一会儿，一准跑到树林里喝酒采蘑菇，累了就躺下睡一大觉，就别指望他会一整天留在地里侍弄菜苗幼树。据说在远东的有些地方，当年分派去的农庄工人都跑光了，只好偷偷雇佣越境的中国农民种地。
记得2007年我们在黑河乘船过黑龙江去俄国，上船时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农民模样的大汉抬着一个大麻袋，卡在阶梯上上不去了。我们同行的男同胞伸手帮了一把，死沉。问他们装的是啥，回答说去俄国种菜，带的种菜用的各种农具和菜籽。据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借“旅游”之名（过江时落地签证）去俄国种菜的不少，虽说苦一点，但比在国内务农收入多。说签证的其实都知道他们过去干啥，就是睁一眼闭一眼，不较真。就像中国这边签证的同样知道每天早上乘船从俄国来黑河，傍晚回去的俄罗斯妇女并非旅游而是“倒妈”一样。市场的萌芽就是这样生长起来的。
黑河和“布市”之间的渡轮上，“游客”们所带的“行李”
结束在莫斯科的学术交流后，我们到圣彼得堡游览了三天。因为不再是“公事”，科学院的接待不再继续，尤莉亚也不再做我们的翻译兼导游了。我们团长双林找了他在俄国的北大经济系同学小贺接待我们。同样的年龄，相似的背景，加上团长时时夸耀：我们关系铁不铁？我们和小贺一见如故。她陪着我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圣彼得堡，负责我们在圣彼得堡吃住参观的一众安排，尽心尽职。
圣彼得堡是个可以呆很多天都不会厌的地方。正好赶上庆祝她建城三百年，沿街的主要建筑门面修饰一新，明媚鲜亮，依然破旧的地方则用大幅的简易广告作了遮拦。于是老城就用装饰而成的新貌迎接着为数依然不多的游客。（2015年再去，涅瓦河沿岸和圣彼得堡市中心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芭蕾演出票价涨到八十美元，还不是马林斯基的，还是楼上的位置！）
我们白天进宫殿和博物馆，走公园坐游船，夜里去看涅瓦河上的桥打开让轮船通过。走不动了，站在街旁比个手势，自有小轿车驶到身边停下，用写着地址的纸条告诉司机你要去哪，很快就到目的地。车里挤进三四个人，通常每人只摊到一美元的车费。后来我们意识到那些都不是正常营业的出租车，而是司机开私家车运营的“黑车”，心里就不由嘀咕：我们既不认路，又不会说俄语，如果知道我们有美元的司机起了坏心，把我们拉到什么荒凉的地方宰了，劫钱加劫色，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问了小贺，她说我们多虑了。私家开的“黑出租”归黑手党管，管得十分严格，绝对不会出这种事。因为经济不好，很多人家需要这样的额外收入来贴补家用。如果出了劫财劫色之事，外地客就不敢再乘“黑出租”，也就断了很多人的财路。所以谁要敢干这样的事，黑手党自会找他算账。残酷的黑手党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某些人的贪念，保证了黑车市场的有序运营。
因为有个团员要提前一天离开俄国赶回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小贺只能把全团分为两拨。她不放心那位团员一个人乘火车回莫斯科，就决定自己陪他回去。剩下的六人她托了朋友送我们上车。我们是夜里从圣彼得堡发车，早上到莫斯科后当天就要搭机飞回美国。所以小贺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分散，随身携带好护照，不要和人争论，尤其是不要和警察争论。她说俄国的警察很会无事找事，对你一不顺眼就把你铐起来关上几天，敲你一笔钱再放你走。这样一来就会误了回程飞机。怕说多了我们过于害怕，她又安慰我们说，你们六个人，不是一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也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我们大件行李都寄存在莫斯科小贺家了，所以随身没有多少东西，上车很顺利。只是上了车才发现，我们六个不在同一个卧铺隔间，双林等四个在一个隔间，我和另外一人在另一个隔间。车开不久，一个胖乎乎的女列车员来收车票，说是以车票换毯子和枕头。这个和过去国内的卧铺列车类似，我们也不疑有他。就把车票交给了列车员，还看着她把车票插入相应的车厢和床位格里。过了好一会儿，正等着列车员送毛毯和枕头来我们好睡觉呢，那个女列车员急匆匆来到我们车厢，指着我一通哇哩哇啦，我半句也没听懂，只是疑惑地看着她。
同车厢的一对年轻俄国人用英文告诉我说，列车员说没有我的票，要我把票给她！我说我刚才把票给她了。她连连摇手说“捏，捏”（不，不），还指着她手里那本放车票的本子，示意那上面我的铺位处没有车票。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明明把票给了她，为什么转眼就没有了？何况她收票当时为什么不问我，离开以后又回来倒算帐？！太可疑了！我示意她把那个本子拿近点，我要细看。其实车票上全是俄文，要看也看不懂。但我发现票上我们的姓名是按汉语拼音标示的，我查看了我们隔间的又看另一个隔间的，突然发现有我姓名的车票插在那个隔间的票格里。我拿出那张车票，指着我的姓名，再指着我自己“告诉”那个列车员，“这张就是我的车票！“ 可是那个列车员还是一个劲”捏，捏”地摇头。我火了，拿出我的护照，要她看我护照上的姓名，和车票上的姓名。那两位挺热心的俄国年轻人也走过来看，然后点着头说“yes, yes”。这下那个列车员没辙了，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又过了一阵，列车员又回来了，示意我叫另外几个团员都到我们隔间，然后拿着五张车票捻成一个扇形，数了一遍，意思是只有五张票，然后又一一指着我们点了一遍，意思是我们有六个人，缺一张票。因为我已经证明我的票在她的票夹里，她把我扒拉到一旁，然后叫他们几个认领自己的票。一阵忙乱，各人找到了自己的票，独独缺了团长双林的票。这下列车员来劲了，盯着双林叫他拿票出来。双林和我一样目瞪口呆，觉得受到天大的冤枉：刚才明明把票交给她了，她打了两个转回来，票就不翼而飞了？可是语言不通，无法分辩，和我们同车厢的那两位俄国青年英文也不是那么流利，无法帮我们多少忙。那个列车员来劲了，凶巴巴地告诉我们，让我们下一站下车，让警察来处理。
听说要赶我们下车，我们慌了。不会说俄语，也不会打电话，半夜三更的把我们撂在半路小站，让小贺上哪里找我们去？又说要找警察处理，那更可怕了。听说俄国的警察比黑手党更可恶，不知会怎么折磨我们呢。六个人匆匆合计一下，觉得在这种时候，好汉不吃眼前亏才是上策。于是请那两个俄国青年和列车员协商，看她想怎么解决。了解的结果是说我们“遗失”车票，须罚款五百卢布！花钱消灾了，况且按当时汇率，五百卢布还不到二十美元。看我们掏出的是美元不是卢布，而且给了她二十，列车员没再说什么，接过钱就走了，也没给我们收据。当然我们也没敢要。
有惊无险。没有被撂在半路小站，也没有被送去见警察。等事情过去，已是半夜一点多了。大家好不容易才平息下砰砰乱跳的心脏，倒在自己铺上迷糊了过去。正迷糊着呢，觉得有人推我，睁眼一看，睡眼朦胧中见又是那个列车员，笑眯眯地说“cha!” 猛不丁地，睡意全吓跑了，还查？！查什么？列车员连说了几次”cha! Cha!” 我吓得一下跳下铺位，看那两个俄国青年睡得正香，赶紧去叫旁边隔间的那几个。我们个个都如惊弓之鸟，被这个睡梦中来的“cha”吓得六神无主。那个列车员也跟了过来，举着手里的茶壶和装着几个杯子的茶盘，说”cha?”这回我们听出了她询问的口气，又看到她手里的茶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她在问“要不要喝茶？” 天爷！可不带这么吓人的哦！我们一人拿了一杯茶，嘴里嘟囔着“斯巴西吧” (俄语”谢谢“)。待她一走，双林一屁股坐到铺上，说“吓死我了，怎么昨夜查了，天不亮又cha！”
十几年过去，我到现在也没搞懂，到底是俄文里的“茶”就是发“cha”的音，还是这位列车员为了表示亲善，特意用了中文发音的“茶”？
2015年再去俄国，莫斯科食品超市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品
